被信息割裂的人群
从工作开始迷恋起网络，围棋、BBS、文字，不断的从中掘取信息，休闲娱乐，放松自己时刻紧绷的神经。确实，获得了许多，挥洒心情，魂灵逡游，不亦乐乎。却又不知多少次因此与妻争吵，日子过去，习惯，自然，麻木。相爱的人由此开始间隙性疏远。
很久没买纸质传媒了，去年，偶尔的机缘，购了一期《经济观察报》，也由此开始了每期的必读。公式般的上网深夜，睡前阅读。几篇文章，几段文字却让人感触。
网络上，找寻灵魂家园的同时，肉体却被自我放逐，渐行渐远。
挣扎，逃离这被信息割裂的人群。
经济观察报：被信息割裂的人群
作者：李翔 | 出处：经济观察报 |
“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米尔斯四十多年前的话可以用来做这个诊断的结尾。
公共空间的重构
物质条件的变化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解释公共场所的变迁。让我们考虑以下场景：在一个村落的郊外，有一口水井，邻近几个村子的人的用水都仰赖它。人们从这里取水，在这里相聚，水井周围成为人们相聚的地方，信息在这里得到传播，家长里短、飞短流长，人们互相交流各自所占据的信息，可能这里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后来，自来水管道的铺设让每个家庭都可以在自己家里用上水，这样，水井成为无人问津的地方。
相似的情况还有，在很久之前，冬天的时候，大家会聚拢在一堆火的周围取暖，孩子们听老人讲述各种传说和故事，大人们则交流着工作和生活上的琐事。后来，供暖系统的改进则让每个屋子里都有了暖气片，没人会聚拢在暖气片周围，因为也不需要。
酒吧的最初兴起是因为禁酒令的存在，人们要到酒吧里才能喝到他们垂涎的酒，酒吧老板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政府的势力，支付贿赂或者修建一个密室，让政府的力量不来打断人们的痛饮。人们于是在这里相聚，交流，发表意见。
一个人在发表自己的观点时，聆听的人如果觉得有趣，就必须尽量靠近这个人，当围观聆听的人越来越多时，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广播发明之后，****的效力也就大大衰减了。
考察每一个公共场所的变迁，可能都会看到类似的情形。人们为了共同的需要聚集在一起，无论这种需要是水、取暖、酒还是信息，而聚集到一起之后，交流信息往往成为一个主要活动内容，****、沙龙、咖啡馆、酒吧、图书馆的阅览室等先后成为一个交流信息的公共场所。
从信息交流来看，互联网的发明则可能会终结一切其他公共场所的主流平台地位。互联网成为最大的信息交流场所，人们在这里聚会、聆听、发言，获取信息、交换意见。物理上的聚集被分散，如果还有的话，提供接入互联网服务的网吧，在初始阶段可能会成为一个伪公共场所。仅仅从物质条件的变化来看，技术的发展也将肢解大部分的公共场所，将聚合在一起的人们重新割裂为孤独的人群。
此时，孤独的人群对信息的依赖也到了焦虑的程度。因为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实在太为庞杂和光怪陆离，要形成公共话题的难度也随之增大，而要想跟上公共话题的转换——这种转换总是由一部人来发起完成，大多数人都要恐惧自己所占据的信息是否足够。
信息焦虑症
“现在，创造历史的进程超出了人们根据所珍视的价值调适自身的能力。那是些什么价值呢？甚至在未陷入恐慌时，人们也常感觉到旧的感觉与思维方式已经式微，而新的开端却缺乏明确的道德平衡。普通人感到适应不了他们如此突然就要面对的更广泛的世界；他们不能理解自己所置身的时代对自身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为了维护自我，努力使自己仍是完全独立的个人，他们在道德上变得麻木，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他们开始为一种滑入陷阱的感觉所笼罩，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C·赖特·米尔斯将近半个世纪前写出的这些话，套用在今天的中国身上实在再完美不过。无论我们是否在拼命模仿西方，无可否认的是，我们总是发现，就像父母把兄长穿过的衣服稍作修改就可以拿给弟弟们穿着一样，学者们对西方社会的描述稍作修改就可以用来描述今日的中国，无论是用作批判、警醒还是概括。
我们可以尝试着将米尔斯所描述的美国症状的一部分称为“信息焦虑症”。而且，我们可以试图用“信息焦虑症”来描述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人群的一种病症。这种信息焦虑症的具体表现即是，对信息资源永不满足的狂热占有欲望。而我们的时代的长处之一，即是为人们攫取信息提供了过于多样性的途径，即使在一个某种程度上进行严格的信息管制的国家也是如此。传统的书籍阅读；铺天盖地的大众媒体——从报纸、电台、电视台到新闻网站；个体的信息传递方式也异常发达，从blog、各种可以群发的网络聊天工具、电子邮件到手机短信。而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凝望电脑屏幕的时间肯定比仰望天空的时间要多得多。对大多数拥有电视的人，一个不自觉的习惯是每次回到家里就要把电视打开，接受音画信息的狂轰滥炸。即使不拥有电视的少数人，比如不久前过世的著名知识分子苏珊·桑特格，他们也借助于自己的方式来攫取信息，比如大量的阅读书籍和与人的交谈。
对信息的建筑能力
信息恐慌症驱使人们不断攫取信息。一旦周围缺乏信息来源，人们就会四处搜寻从何处可以获得信息，这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活动。敏锐的商人们抓住了这种信息恐慌心理，他们在等候电梯的楼梯旁、公共汽车内、出租车内安装了移动电视来销售广告。缓解信息恐慌的形式多种多样，我知道很多人阅读越来越多的书籍，或者，至少是购买越来越多的书籍；很多人试图通过互联网来逾越一切对信息的控制，而且这种逾越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至于通过大众传媒来获取信息，这正是绝大多数人每天要做的事情。但是缓解信息恐慌的形式同时也在加剧着信息恐慌，并且让人们焦虑不安。毕竟，信息是没有边缘的。比如，每当我想到自己可以想到，但是却在瞬间无法占有的信息——书架上那些书提醒着我这些，我就能感觉到一种绝望占据着内心，这种绝望甚至妨碍着我进一步占有信息，它至少暂时做到了这一点。
“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米尔斯四十多年前的话可以用来做这个诊断的结尾。他所给出的诊断结果也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社会学的想像力或许可以被称为一种建筑能力，一种把石头瓦砾建设为一栋优美建筑的能力。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示这篇文章，那就是：我们的时代存在着大量信息焦虑症的患者，而解决这种病症的办法就在于发展一种对信息的建筑能力。信息焦虑症的出现是缺乏交流的结果，也是交流恐惧的结果。
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个人所提供。而能否重构公共场所，则是解决群体信息焦虑的关键问题之一。大多数人都可以想到，重构后的公共场所应当是互联网和现实接触的结合，但是究竟如何重构，却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南。不过，历史上的公共场所大都是自发形成的，这一次大概也不会例外。对信息的焦虑和渴求，这种共同需要足以形成新的公共空间，可是获取信息的途径的便捷与多样，却又在分散着人群。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