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也、非也！
不是要确定事实，而是要确定史料的真实与否！
.......
哎，这么说话有点费劲了。
史料内容指向历史事件。
史料的真实是指记载写作与发生地点和时间的关系。比如《黄帝内经》最早只见于汉，文字也雷同于汉时，那称黄帝所作就很难采信。再比如事件发生在北方，一个一直当时身在南方的人记录了这件事，如果没有提及消息来源，那么，记述的可信度就比身在北方的低些。
事件的本来面目是事实。
为了推断历史事实，得按照一定的标准分析史料。比如分为一手、二手。
对于历史事件的判断，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因为，研究历史是为了理解历史，更虚点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否则，历史就成了一个一个的事件。对今人毫无意义。
对于历史人物、大事件的判断，要把许多事件连接起来说清楚，如果没有找出内在线索，那只能是流水账，谈不上判断。只要判断，就必须使用解释框架，只不过有人对这点有自觉，有人没自觉而已。
从这个帖子来说，
岳飞符合古代与现在的（民族）英雄标准吗？-------这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别人可能认为现代不需要民族英雄。比如我。
袁崇焕打过胜仗吗？有-----打胜仗就是战功，就是民族英雄，这是你的解释框架。但不是我的。我的解释框架，一是袁的责任、失职及其原因，谁应该对此负责。二是战功是对整个当时国防战略的功绩。
即使对于小事的判断，起码都要假定一些常识，而这些常识却是现代人的。所以才有人说，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
比如，有人说努尔哈赤死于宁远炮伤。但于史无载。从常识来说，宁远之战是攻城战，三军主帅有必要跑到守城炮火射程不远的射程之内吗？
还有说明军宁远不堪一战，因为之前十几万明军都被灭了。但是，就在宁远一役，满桂违命出战，却斩首3百。明军的战斗力，是远例有说服力，还是近例有说服力？
这些都是常识了。
再如，后金从宁远撤军，至少可以有四个解释，一是有人认为的努尔哈赤受伤，二是后金军受宁远军重创；三是后金攻取觉华岛获得大量粮草，见好就收；四是毛文龙袭击永宁。不重事实考证的人会选一，没有军事知识的人会选二、三，有军事战略知识的人选四。
这些不同的判断背后，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框架，只在于人有没有觉察。
这个贴够长了，我的看法也已经尽量说清楚了。后面的贴再不跟了。 引用第80楼一问于2008-04-16 16:26发表的 :
哎，这么说话有点费劲了。
史料内容指向历史事件。
史料的真实是指记载写作与发生地点和时间的关系。比如《黄帝内经》最早只见于汉，文字也雷同于汉时，那称黄帝所作就很难采信。再比如事件发生在北方，一个一直当时身在南方的人记录了这件事，如果没有提及消息来源，那么，记述的可信度就比身在北方的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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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是解释了！
一解释就带有了个人的偏见。
岳飞有战功，审理的官员都觉得冤，所以，是英雄无疑，不用过度解释其它了。
袁崇焕如果负有战略责任，就应该有战略权力，也就是说有权力处理毛了，连一点过失都找不到了，更是英雄了。
袁上任后战略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显然从一败涂地，到有胜仗，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功了。明军的机动性如果强，早出去战了，还用你说？至于满桂违命的事有的话（不是奉命），那后来他怎么死的啊？
袁死后，按你的说法战略应该变好了，对此，我只能笑笑罢了。所谓的好，就是又有出去野战的，败仗更多了。
至于毛的战斗力有多强，能不能起作用，我一直在等你的史料。
如果说，不承认有英雄，也就无法回避英雄辈出的抗日战争了。
如果抗日的英雄都是人为需要造出来的，你就有理了。
引用第81楼hmlcwz于2008-04-16 17:06发表的 :
你还是解释了！
一解释就带有了个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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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视台有前清秘史节目,属于对袁的方法不赞同,觉得还是太纸上谈兵了
刚想写我,就想起hong说余秋雨的我.....,
袁作为文人领兵，对具体的面对面战斗，是不擅长的，所以很多是城坚炮利，机动战，主动战少，而防御战，阵地战多，而明代的戚继光不但是指挥而且是武将亲身能进行白刃战，所以进攻战，机动战多，袁无法实际在野战想出对抗清骑兵的方法，所以耗费的筑城和时间就多．这也是他的难题 引用第82楼goto1于2008-04-16 18:44发表的 :
北京电视台有前清秘史节目,属于对袁的方法不赞同,觉得还是太纸上谈兵了
刚想写我,就想起hong说余秋雨的我.....,
袁作为文人领兵，对具体的面对面战斗，是不擅长的，所以很多是城坚炮利，机动战，主动战少，而防御战，阵地战多，而明代的戚继光不但是指挥而且是武将亲身能进行白刃战，所以进攻战，机动战多，袁无法实际在野战想出对抗清骑兵的方法，所以耗费的筑城和时间就多．这也是他的难题
别说袁想不出来，根本就不存在跟满清铁骑野战抗衡的办法。
蒙古也是马背上的民族，仍然无法与满清抗衡。
清军的装备、训练、战术以及士气、经验都是当时最强的。明军除了火炮，其它没有什么优势，只有守为上。
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本身就是好的选择。
明军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基础厚，但这只是表面的，如果能耗下去，清军是无法消耗过明军的，所以袁很明智的选择了打消耗战。可惜的是，这个基础并不是真的厚，明军最高统帅的智商与情商先耗不过清军的最高统帅，所以根本无从发挥。
引用第83楼hmlcwz于2008-04-16 19:16发表的 :
别说袁想不出来，根本就不存在跟满清铁骑野战抗衡的办法。
蒙古也是马背上的民族，仍然无法与满清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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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像过了,比如关宁铁骑就行,就是人数少,主要是对于普通士兵没有系统的面对面对抗满骑兵的有效方法,只有几支部队有,但人数少,
戚当年就凭浙江的藤牌兵,以少胜多,大破蒙古骑兵,北方长时间平,
明兵.我看来,是主动进攻能力比较差,守有余,而攻不足,经常被满清牵着鼻子走
而且当时明俩面作战,无法形成真正的集中优势兵力,有史料说,还和明万历的三大战有关,间隔时机短,明代的元气一下子恢复不过来,如果满清早崛起,或者戚晚死,哪么也许可以看见明最优秀的武将和亚洲地区最优秀骑兵的对垒 袁生,满清一直在关外棘手,袁死,则关外,满清再无忧 引用第84楼goto1于2008-04-16 19:27发表的 :
这好像过了,比如关宁铁骑就行,就是人数少,主要是对于普通士兵没有系统的面对面对抗满骑兵的有效方法,只有几支部队有,但人数少,
戚当年就凭浙江的藤牌兵,以少胜多,大破蒙古骑兵,北方长时间平,
明兵.我看来,是主动进攻能力比较差,守有余,而攻不足,经常被满清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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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赞同。
其实关宁铁骑也不行。后来洪承畴被围，关宁铁骑也救不了他，可见战斗力还是差不少。
明军关键是萨尔浒大战失败后，元气大伤，连失数城，袁开的方子还是最好的。固守待变，可惜的是清往好的变，明往差的变。
从战略上看，明、清是相互牵制的，就看谁执行的好。
清处于上升势头，明处于衰落期，如果明没有一个合格的中兴之主，失败是迟早的事。虽袁这样的大才也不能挽救，何况明还自毁长城，把袁给杀了。
引用第86楼hmlcwz于2008-04-16 19:48发表的 :
基本赞同。
其实关宁铁骑也不行。后来洪承畴被围，关宁铁骑也救不了他，可见战斗力还是差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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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松锦大战,皇太极被玉田关的总兵杀到帐前,险些丢了性命,明兵还是有许多决死之将,可惜了 引用第87楼goto1于2008-04-16 20:27发表的 :
当时的松锦大战,皇太极被玉田关的总兵杀到帐前,险些丢了性命,明兵还是有许多决死之将,可惜了
明军当然是有一定的战斗力了。就是你说的“可惜了”。 引用第57楼一问于2008-03-26 17:30发表的 :
hmlcwz 君，历史是阐释的学说。我只是说出了自己认为最合理的解释。
袁要权力是为了什么？在专制体制里，下级就是上级的奴才，争权是本能，并不是为了什么。权力能带来的好处多了，你的看法似乎是只有贪污才是争权的理由。这也太笑话了吧？
仅仅争权算不得什么，但为了争权拿国家命运作赌注、破坏国家防御的基本结构，甚至以灾粮谋私资敌，那再怎么说他为国为民、忠肝义胆，恐怕都很难说服人的。
敢于向外族入侵者进行殊死的抵抗的，难道就袁崇焕一人？请对比一下毛文龙死之前与袁崇焕那时战功的比较。看看那个更配得上说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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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啥不从满清的角度看觉宁远的保卫战,此战前,明一败再败,从广宁,沈阳,一直推到宁远,可宁远之战后除了觉华岛,满清再无所得,在当时有谁能挡住满清在关外这条线上的进攻步伐,自此满清在关外就与明朝相持,无法进,反而被袁步步为营修城,一直到大凌河,清兵在这条防线上一直没有突破,直到袁死,才有所突破.,
殊死抵抗是一回事,取的对明实际有利局势的结果又是一回事,袁之前还有位袁督师殊死抵抗,,杀身成仁,可惜了
Re:Re:辑录一份资料供评岳参考
引用第69楼hmlcwz于2008-04-03 01:50发表的 Re:辑录一份资料供评岳参考 :好文章，读着就觉得有一股不平之气！
我这里也有一点让人不平的东东：
让人尤其感到不平的是，王氏的双乳，被摸得光可鉴人，出手的人是痛恨历史罪人，还是……。 三月底新拍的照片，再发几张。
如果我是袁,也不开城野战,不是怕死,而是知道,满清,从没真正想过强攻宁远,看看满在关外的一贯的攻城方法,用间攻城,诱人上当出城攻城,如果坚城,就先攻城,输,激发守城士气,诱出城,在进行野战,消灭对手后,再夺城,攻觉远,目的只一个,就是引诱袁率大军出城野战,打得就是出城救援，野战的大军，只要出城远，就断你后路，到时真要置死地而后身了，明朝最有威胁的武器大炮也没用了，混战，开炮误伤
看看皇太极在赵率教守锦洲是的表现,只要赵出城,都好说,这是满清的一惯方法,野战是我的天下,只要你出来,胜率就在99.9%．攻城只是花招，只要出城迎战，就盯着你打，如果城内派兵支援，就接着包围，此时守城方的力量大量消耗在野战上,然后衔尾攻入城内 林子大了，什么都有，岳飞如果满身是错，谁还会为他喊冤 七说八说，岳飞变皇子了，我晕，到底该相信谁？看来少看书也有少看书的好处 楼主说“还有岳飞所谓的《满江红》一词，也是明代人伪作，写作年代不早于明代中叶，此事史学界早有定论............”，不过我看到下面一篇文章，也许史学界并无此定论，供参考：
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的前辈学者中进行的，其中有余嘉锡和夏承焘先生，还有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龚延明先生在《岳飞研究》第2辑《岳飞〈满江红〉词讨论综述》中介绍了相关情况。夏承焘先生最初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是明人伪作。此后，夏承焘先生在《浙江日报》1962年9月16日《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中，则判定此词作者是明朝大将王越，“我认为，这词若不是他作，也许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后来，此文搜入《月轮山词集》时，改为“如果如我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按：指对鞑靼作战）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的身份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龚延明先生未曾提及者，是张政烺先生。在《张政烺文史论集》的《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指出：“《满江红》词从命意和风格看可能是桑悦的作品。”张政烺先生认为，此词“像是一个失意文人落魄江湖的情调”。
邓广铭先生曾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还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又编入最近出版的《邓广铭全集》中。
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只怕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
但是，以上的争论大致都是针对晚至明代才出现《满江红》词，进行是真是伪的探讨。如果在宋人的记载中确实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有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中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文章见此书第489页），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可惜此书流传不广，人们一般不知郭光先生的研究和论证，在此有必要作简单介绍。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岳飞孙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此书为岳飞的主要史料）中。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考证，在此也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3《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3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18《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1234）。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佑辛亥”，即淳佑十一年（公元1251）。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
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引用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而此诗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按：指岳珂）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至于此词中引用“贺兰山”，自然只能作为古典文学的典故，诚如邓广铭先生在《辨岳飞〈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在磁州说》中所论证者，“全系泛指”，不须望文生义。
被编入《全元戏曲》卷11的《岳飞破虏东窗记》，据编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迹。其第二出岳飞自唱道：“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言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此段文字明显采自《满江红》词，而加以改编。此后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时，姚茂良所撰《精忠记》传奇的第二句也是同样语言，只是将“愁”改为“怨”。由此可知，也不能说元代就必无岳飞《满江红》词的记载，被编入戏曲，证明此词在元代仍应有相当的流传。
但是，今人已不可能判定《满江红》词的确切创作时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和历史小说《转战湖汉》将此词系于绍兴四年（公元1134）克复襄汉，荣升节度使之后。宋时节度使是军人最重要的虚衔，可以比喻为如今荣获元帅军衔。岳飞决不是官迷，正如袁甫诗中引用南宋百姓的评价：“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只寻幽。” 此诗见《蒙斋集》卷20《岳忠武祠》（其二）。这位常胜将军决不会因荣升而沾沾自喜，相反，荣升只能使他更加强烈地关注山河一统的大业，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肩负的重任，今后修远而漫长的征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以反映他此时的心态，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这是我系于此时的一点臆测，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只怕还是允许的。
岳飞另一阕《小重山》词，从词意判断，《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981页注认为：“此词当写于绍兴八、九、十或十一年秋，反映岳飞反对降金乞和，有志莫伸之苦闷。”岳飞传记和历史小说《忠贯天日》则系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被捕入狱之前，虽然不可能有十分确切的依据，但大致也是允当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至今流传的岳飞诗文和墨迹也确有伪作，如所谓《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等。当时根本没有文臣张浚北伐，而有劳武将岳飞相送之史实。岳飞称张浚，也只能称张相、张相公或张都督之类，不可能称紫岩先生。如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另有“还我河山”题字，已经传布甚广，其字迹都不是岳珂说祖父所习用的苏东坡体。另从时间上考证，岳飞书所谓《前后出师表》时，也根本不在南阳；而《前后出师表》中居然不避宋钦宗赵桓的“桓”字御讳，这在宋朝臣子，是绝不可能的，故断定为伪作无疑。特别是张政烺先生在《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作了令人叫绝的考证，说明“还我河山”四字实出民国八年（公元1919）的童世亨《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其伪托固然是出于爱国激情。传世的伪托岳飞之作当然不能不辨。
参考资料：《文史知识》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王曾瑜 在岳飞一生的战绩中，有无朱仙镇一役是多少年来为史学家所困扰的一个问题。《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作者邓广铝对此作了详尽考证。他说：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伺记＞，对岳飞的事功备极推崇，其所叙岳飞的战绩就没有朱仙镇一役。”然而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却在岳飞的奏提战报所述诸战役之外，又无中生有地添出朱仙镇一役。经过仔细的考证，邓广铭断言道： “所谓朱仙镇的这次大捷，完全是岳珂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虚构出来的。”(第443-444页)因此，邓广铝所写的《岳飞传》就没有采用这条虚构的史料。 引用第96楼zm799于2009-03-23 07:09发表的 :
在岳飞一生的战绩中，有无朱仙镇一役是多少年来为史学家所困扰的一个问题。《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作者邓广铝对此作了详尽考证。他说：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伺记＞，对岳飞的事功备极推崇，其所叙岳飞的战绩就没有朱仙镇一役。”然而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却在岳飞的奏提战报所述诸战役之外，又无中生有地添出朱仙镇一役。经过仔细的考证，邓广铭断言道： “所谓朱仙镇的这次大捷，完全是岳珂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虚构出来的。”(第443-444页)因此，邓广铝所写的《岳飞传》就没有采用这条虚构的史料。
仅仅是一家之说吧。。。。。。。。。。。
转帖一文，供参考：
秦桧篡改历史真相
自秦桧再相之后，他自己以宰相“监修国史”，指派儿子秦熺主编编年体的日历更是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绍兴三十三年(公元一一六二年)史宫张震上奏：
“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而十二年以后迄今所修末成书者至八百三十余卷草，未立传者七百七人。”（1）
这一千四百二十多卷是接近于《高宗日历》的全数了。《宋史·艺文志》记载《高宗日历》为一千卷，乃是后来对草稿进行删削后的总卷数。李心传说：“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2）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撰完成，他和助手王扬英、周执羔还因此而升官受奖（3）。绍兴十三年以后的日历，显然没有前一部分重要，还是由秦桧的党羽负责纂修。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唯有“叹息而已”（4）。
《高宗日历》除了给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涂脂抹粉之外，不遗余力地诋毁岳飞，抹杀岳家军的功绩。当时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留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5）岳飞生前尚且如此，他惨遭杀害后就更可想而知了。孝宗倾向抗战，力主给岳飞乎反。但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时，却遇到秦桧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6）；另一方面，在吏补考功覆议“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也就是说，岳飞功居第一，只是凭传闻印象，而宫史却无以证实，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7）。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被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宫修史书，业已失传。现存有关岳飞事迹的主要记有《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佗稡编》这五部书。除了《金史》之外，其它四部书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了秦桧父子篡改历史的恶果。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庞杂的一部。人们可以列举其千百条错论，但《宋史》毕竞是最基本的宋代历史资料。《宋史》在元朝本年仓促成书，大体上是照抄宋人自撰的国史、实录等等官，因此书中很多错误应由宋朝史官负责。《宋史·高宗纪》主要根据《高宗日历》，而《宋史·岳飞传》主要根据岳珂《金佗稡编》 修成，彼此不能不发生矛盾。如《宋史·岳飞传》说绍兴十年岳飞自朱仙镇班师，《宋史·高宗纪》却说“遂自郾城还，军皆溃”。这仅仅是《宋史》粗制滥免失于剪裁和考订的一例。
《宋史》的《高宗纪》和《岳飞传》没有为我们研究岳飞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倒是《宋史 何铸传》保存了一条珍贵资料。《何铸传》当是来源于何铸子孙上报史馆的行状、墓志铭之类，其中谈到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事。《宋史·岳飞传》也采这条资料。这是对《金佗稡编 鄂王行实编年》所作的唯一重要补充
《金史》和《宋史》同时编撰，它主要依据金人自挑的史书修成。《金史》的缺点是扬胜讳败。南宋初，宋朝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颖昌五次大捷，《金史》只承认和尚原一次，其它四战只宇不提。但是《金史》仍可补充或纠正宋方记载的不足或谬误，还辑录了一些金朝初年北方人民反抗斗争的史实。我们如果仔细分析，《金史》也多少透露了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时，金朝所处的窘境，《金史·宗弼传》实际上承认了一度放弃汴州(开封)的事，可与《金佗稡编》的叙事互相印证。
《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无疑是现存记述高宗朝宋金关系的资料最丰富的史久《会编》引用大量制诰 、国书、奏议、记序、碑志等文献资料，即使彼此矛盾，也兼收并蓄。《要录》主要根据日历等官史，旁采私家著述，考核较为精详。这两部书都是肯定岳飞的，然而对岳飞事迹的叙述相当粗琉，甚至不知不觉地承袭了秦熺日历的某些污蔑之词。岳飞的主要事迹，包括四次北伐，绍兴七年因并统淮西军而受打击，绍兴八年和九年反对求和，绍兴十一年援淮西以至被杀害等，这两部都有错讹或疏略。
人们谈论宋代的编年史，往往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并称，其实《要录》不如《长编》。《长编》的写作原则是宁繁毋略，而《要录》则是名实相符的“要录”。如果将《宋会要辑稿》同两书对比，情况就比较清楚。《长编》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详尽，而《要录》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简单，有时甚至删略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宋会要》《中兴会要》部分，尚能提供某些《要录》删略的岳飞事迹如《要录》卷一O九绍兴七年三月甲子只载王贵和牛皋升官，而《宋会要》兵一八之三八则说明升官的原因：‘掩杀逆贼五大王刘复、李成等，累立奇功故也。”秦熺的日历虽然删削了岳飞第三次北伐的战绩，但在叙述王贵和牛皋升官时，有所透露，而李心传未予重视反而将升官的原因也一笔抹掉。
由于秦桧不遗余力地掩没岳家军的战功，宋人谈到宋金绍兴十一年和议前的战役，往往只提顺昌和柘皋两战，而不提郾城、颖昌两战。孝宗乾道二年(公元一一六六问，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多数是不足道的小胜，而不列岳家军的郾城、颖昌两次大捷。《金佗稡编》的问世，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郾城之战，虽然详尽的捷奏已经散佚，可是高宗的一道奖谕诏书说：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於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鬬屡合，丑类败犇。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
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裁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15）”
这道诏书证明宋廷当时曾对郾城大捷作出绝高的评价。
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说：“总的说来，宋代出于印刷术的推广，传世资料浩繁。倘若对有关资料不加认真稳考，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就不足以其实地反映岳飞的生平。”
（1）《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
（2）“要录)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3）《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4）见《挥廛后录》卷一
（5）《金佗稡编》卷二十《吁天辨诬通叙》
（6）《金佗稡编》卷十四 《忠愍谥议》
（7）《金佗稡编》卷十四 《武穆覆议》
（8）见《金佗稡编》卷十三《给还御札手诏省札》。。
（9）如《浪语集》卷三三《先大夫行状》和《书先右史遗编》载薛徽言“遗
岳侯书亡”的事。《云漫钞》卷一载岳飞留在张大年家屏风题辞，
“后陷入罪，其家洗去之，今尚有遗迹隐然”．可为两例
（10）《金佗稡编》卷九
（11）《蒙斋集》卷二十《岳忠武祠》(其三)
（12）《金佗稡编》卷九
（13）《要录》卷一零九绍兴七年二月庚申注．
（14）《宋会要辑稿》“兵”十九之十七至十八，《宋史》卷三三《孝宗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九《十三处战功》
（15）《金佗续编》卷四《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堇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
故此，有记载，不等于就是真实，这要求我们认真比较分析，才能得出真实的结论。我这里对岳飞的一些考究，也是基于这个想法。《三朝北盟会编》是兼收并蓄，纵然相互矛盾的记载，但它会记录其中有关于部分被秦桧、秦熺之流所歪曲的史实，自然毫不为奇；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那段记载，则和《三朝北盟会编》的错误记载几乎完全相同，显然作者李心传在摘录此段的时候，未加分析，完全摘下，并没有察觉记载间的自相矛盾之处。至于《宋史高宗本纪》和《秦桧》多按照《高宗日历》记载编写，有此记载，实属正常。只是岳飞的功绩和清誉，又岂是这些奸佞之徒可以湮没呢！ 关于朱仙镇一役，楼主认为虚构，而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则认为可能存在：
ZT)朱仙镇之战考辨
王增瑜
关于朱仙镇之战，或认为是岳珂捏造此次战役，或认为此战应发生在六月，七月金军大举反扑后，即无可能。这里先引《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事：
先臣独以其军进至朱仙镇，距京师才四十五里。兀术复聚兵，且悉京师兵十万来敌，对垒而陈。先臣按兵不动，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奔还京师。
照抄这段记述的有章颖的《岳飞传》和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襄阳石刻事迹》固然辑于《鄂国金佗稡编》正式刊印之前，但其内容和文字，无疑是抄录早已问世的《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朱仙镇一战的还有《皇宋十朝纲要》卷23，《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5，《中兴大事记》，《大金国志》卷11，《文献通考》卷315等，且以《中兴大事记》为例：
岳飞捷于郾城，乘胜逐北，兵至朱仙镇，距东京四十五里。①
其战兀术也，于颍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②
吕中此书写于“南渡百年”③时，已属南宋晚期，显然也是抄录《鄂王行实编年》无疑。这些晚出的史籍采用岳珂朱仙镇之战的记事，当然不能成为确有此战的证据。现存比《鄂王行实编年》早出或大致同时的史书、文集、笔记之类，都无朱仙镇一战的记述④。
人们否定朱仙镇一战的理由是一无捷奏传世，二无其他史书过硬的旁证，这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也须考虑宋高宗和秦桧大兴文字狱，篡改历史造成的严重后果。岳飞绍兴十年传世的捷奏既已残缺不全，而号称良史的《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岳飞主要事迹的记载又是如此残缺错讹。可见这两条理由并不能成为很充分的理由。
岳珂《鄂王行实编年》的原稿，是其父岳霖委托国子博士顾杞所撰，编写时还“考于闻见，访于遗卒”⑤。此外，岳珂还参据过《野史》的记述⑥。现在顾杞原稿和《野史》既已失传，我们就不能断言，在《鄂王行实编年》问世前，这两部书也没有朱仙镇之战的记载。《鄂国金佗续编》卷14岳霖、岳震、岳霭、岳甫上《赐谥谢表》说：“鼓行将入于京都。”似可表明，在顾杞原稿中已有朱仙镇之战的记录。
岳珂写朱仙镇之战实有含糊和离奇之处，例如连“骁将”的姓名也不交待。然而在秦桧深文罗织之余，似不足深责。前面叙述二次北伐时引赵鼎日记：“遣偏将收复商州。”单凭这句话，又岂知“偏将”是何许人也。《鄂王行实编年》载朱仙镇一战，可能即是“考于闻见，访于遗卒”的产物，因年深月久，而战况又不能得其详。
宋高宗和金朝订立屈辱和约，并划分地界时，郑刚中与金使争论，有如下一段谈话：
尚书（按：指金使兀林答赞谟）却是论行兵，不是论疆界也。兵锋到处，岂有便是自家州县。且如往时，岳飞兵至郾州（城），韩世忠兵入山东，，不成许多州县皆是朝廷退还上国也。⑦
韩世忠军在绍兴十年只攻下一个海州，而岳家军且不算游击军在黄河以北的攻城占地，即以现存捷奏而论，而在郾城之北尚有颍昌，颍昌以远尚有郑州和洛阳。由此可见，郑刚中地谈话只是举例，他不提朱仙镇，似不能作为无朱仙镇一战的根据。
以下谈谈七月十四日颍昌大捷后，岳飞乘胜进军有无可能。现存绍兴十年最后一份捷奏，是《鄂国金佗稡编》卷16《临颍捷奏》，今摘录于下：
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八日，到临颍县东北，逢金贼马军约五千骑。⑧分遣统制徐庆、李山、寇成、傅选等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贼战斗，其贼败走，追赶十五余里。杀死贼兵横尸满野，夺到器甲等无数，轻骑牵到马一百余匹，委是大获胜捷。”
这是在临颍东北，即往开封大道的遭遇战，而不是探得敌人来犯，临时出城应战。除前军外，其他四统制代表了二至四个军。这么一支相当雄厚的兵力，可能正是向开封进军的。又据《宋史》卷368《牛皋传》：
“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汴、许间”，即开封和颍昌之间，也应理解为自颍昌向开封挺进时，牛皋的左军战功最大。因为据颍昌捷奏，直到七月十四日为止，牛皋的左军尚未赶到颍昌，参加大战。
《朱子语类》卷136说：“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七月十四日后，岳家军大概从临颍和颍昌两地，分别“向汴都”进军的。故杀到朱仙镇，击破金军，仍有相当的可能性。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朱仙镇战胜后，金军曾一度撤出开封。据《金史》卷77《宗弼传》，“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完颜兀术初占开封，是在岳飞北伐前的五月十三日，这有宋方两件原始公文为证⑨。“孔彦舟下汴”，既在岳飞北伐之后，当然应是金军撤出后的重占⑩。《金史》叙事往往扬胜讳败，然而《宗弼传》却又为岳珂此说提供了旁证。
· 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6。
· ②《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7。据《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颍昌大战时，岳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原非以八百骑破敌，乃是吕中史笔的疏谬。
· ③《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庚辰附注。
· ④《要录》是以高宗在位时的主要官史——《高宗日历》为底本的，故《高宗日历》不载朱仙镇一战，也是毋庸置疑的。
· ⑤《金佗稡编》卷9。
· ⑥《金佗稡编》卷21《建储辨》，卷22《淮西辨》，卷23《山阳辨》，卷24《张宪辨》，其中摘录的《野史传》，即《野史》的《岳飞传》。
· ⑦《北山文集》卷1《良嗣述与北官分画疆界事》。
· ⑧“五千骑”，《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和《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作“六千”，“五”和“六”当有一字刊误。
· ⑨《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注引岳飞给胡世将公文，《永乐大典》卷3586张守《毗陵集·乞屯兵江州札子》。
· ⑩《金史》卷79《孔彦舟传》载：“克郑州，擒其守刘政。”而不提下开封的事。刘政是岳飞部下准备将，曾夜袭中牟县金军万户漫独化营寨（《金佗稡编》卷16《漫独化捷奏》）。可知孔彦舟再“下汴、郑”，确非五月初占，而是岳飞班师后重占。刘政当时约率少量兵力留守郑州。 引用第15楼zm799于2007-12-10 11:00发表的 :
................还有，岳飞的军队也劫掠百姓，见诸于很多史料。如陈亮的《中兴遗传》就有记载。《三朝北盟汇编》也记载：岳飞部将韩顺夫攻讨曹成时“辄扎营解甲，以所掳妇人佐酒”，结果大意之下吃了败仗，岳飞大怒之下“尽诛其亲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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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转的这段话也有网友提出了不同看法，转帖如下，供参考：
如果韩顺夫部是岳飞的岳家军的老部队，他做的事就能够证明岳家军军纪败坏！！但事实呢。
这个岳飞军的特殊例子，这个违反军令作恶的部将，韩顺夫部是刚刚被岳飞收编的部队，而正因为他“辄扎营解甲，以所掳妇人佐酒”！正因为他触犯了军规！！所以岳飞严厉处罚了他。这不正证明了岳飞军纪严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