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民國前十年（《袁氏當國》之前部分）
刚才发了一次，文章太长，写了几句感想，都没有了，懒得重新写。往复id孟繁之的原注：2005年賣的挺好的《袁氏當國》，即是《民國前十年》的一部分；可惜廣西師大的本子沒有出齊。經我核校，刊佈於上，供大家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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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民國前十年（《袁氏當國》之前部分）
告別帝制五千年 3
◆ 前言 3
◆ 電腦時代新史學的試探 6
◆ 三大階段，兩次轉型 9
◆ 百代猶行秦法政 14
◆ 戰前千年不變，戰後十年一變 19
細說辛亥革命 20
◆ 辛亥革命的定義與爭議 21
◆ 得風氣之先的華僑青年 25
◆ 孫文脫穎而出 29
◆ 「三民主義」的根源 32
◆ 石不轉而江自流的中國知識階層 33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37
◆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38
◆ 「老孫」「小黃」合作的開始 43
◆ 大清帝國「牆倒眾人推」 46
◆ 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範 49
◆ 佛郎、馬克雪片飛來 50
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 52
◆ 一個「開始的結束」 53
◆ 三權已足 五權不夠 57
◆ 「武昌起義」的經緯 59
◆ 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 61
◆ 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64
◆ 從「企台」到「總統」 69
◆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黃花岡」 70
◆ 孫文的革命外交舉隅 74
◆ 科州盧家的故事 76
告別帝制五千年
◆ 前言
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後才執筆編寫的。作為一個以歷史為專業的教師，我個人自二十四歲開始在大學教授歷史以來，至此已四十餘年。在此將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十、九是在美國紐約的兩所大學裡度過去了。在哥大研究院專授兩門課，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門可說是包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漢學概述】；另一門則是包含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學】。上課時往往是推著整書車「史料」進課室的。在紐約市立大學則前後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課；後二十年則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學院作專任。其中十二年則兼亞洲學系的系主任，並負責設計和教授各種課目。在紐約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所主辦的中學教師訓練班中，也曾擔綱教授多種課目。總之，四十年中在紐約市大所設計和教授的課目幾近二十種之多。作為一個「課目設計」（course proposal）的負責人，你縱不親自上課，但對教學內容也必須有其徹底的掌握。加以紐約市大的學生和家長們都來自世界各地，種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萬般複雜。作為一個歷史課目的教師，尤其是設計人，各方面可能發生的問題，都得面面顧到。日久在不知不覺中，竟會變成個無所不知，也沒一項知得太多的大雜家。荒時廢業，莫此為甚。
但是筆者在這身不由己的教學環境中，卻勉力地做了一項堅持：在十多種無法擺脫的課目之中，我始終堅持中國近現代史一課必須親授；四十年未嘗或缺也。由於學生背景複雜，程度參差，因此對教學史料之篩選，也不得不隨時注意，每一學年的教材都按時下出版情況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來，愚而不學，未能著作等身，卻講義連屋。回憶昔年在哥大，因職司圖書管理，對國史資料曾作有系統之累集與編纂。工作雖為人作嫁，然身當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時有諮詢，其數年不解之難題，往往可一語解紛。嗣在市大因該校無中文圖書設備，余嘗簽請紐約市府與市大當軸，擬由市立圖書館與市大圖書館合設一中文圖書館，一以方便市大教學，兼為華裔社區服務。蓋市府有此經費，有此立法，而社區與學界亦皆有此需要也。為此筆者曾與市府官員及市大當軸會議無數次，終以華裔社區支援太少，政府體認不足而流產，至堪歎息。承乏一主要學府，以漢學為重心之亞洲學系而無漢學收藏為基礎，則雖為巧婦亦難以為炊。所幸筆者服務哥大有年，兩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資料上，尚可互通有無。至於日常有關漢學文史之教研，則筆者恒以一己之個人收藏為系中師生之輔助。有關資料，片紙未敢廢也。積少成多，數十年來，茅盧竟成堆疊。
然處此高科技時代，汗牛充棟之史料收藏，究非一介寒儒所能勝任。敝帚自珍，終是滄海一粟。所幸久居紐約，集天下之至善與至惡於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紐約市大退休之後，為人作嫁之身，初獲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棄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應命。昔時課室講稿及平時塗鴉舊作，自校中運\回地庫，仍堆如亂山，偶自整理，抽編應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讀者賢達與朋輩師友，竟頗有極嚴肅之鼓勵。承師友厚愛之餘，筆者亦不敢自棄。究竟寄身象牙塔內數十年，縱系至愚，能無一得？因每於霜晨月夕，於數十箱舊稿中，略檢其尚可用者，編綴成篇，多半寄呈劉紹唐先生于「傳記文學」中酌量選用。隨意塗鴉付郵，數年來，竟至百餘萬言。日積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筆者于六○年代之初嘗與美國出版商麥克米?#123;公司訂約撰寫，總攬二十世紀中國之「民國全史」。英文稿成千餘頁（部分章節曾由李又寧教授主編之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季刊披露之，見一九八八年諸期）。嗣復承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慷慨資助擔綱主編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詳註民國史資料彙編」），積稿亦數十箱，雖明知經費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訓，知其不可而為之，未嘗氣餒過。唯自哥大轉業之後，所承擔之新職，管理重於研究，一轉百轉，致前功盡棄，實非所願也。時格勢禁，乞食異邦，無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後，雖已漸感老邁，然琴劍猶存，棄之可惜，摩挲舊簡，終覺難安，老驥伏櫪，仍思賈起餘勇，終始其事而以本篇為前導。天假以年，不敢自棄也。
◆ 電腦時代新史學的試探
在本篇中，筆者必須向賢明讀者特別交代的是，劉紹唐先生所編的「傳記文學」，並不是「學報」型的雜誌。筆者亦無心多寫學報文章。所謂學報文章是文體不嫌枯澀，而言必有據，本師胡適之先生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且病Ｈ缟綆熡枺?岷胃疫`。祇是覺得學術文章，不一定必須行文枯澀。言而有據，也不一定要句句加註，以自炫博學。美國文史學界因受自然科學治學方法之影響，社會科學之著述亦多詰屈聱牙，每難卒讀。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筆者在作博士生時代，對此美國時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輕，在洋科場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誰知如真造反有理，實不愁造反無人也。在此行首舉義旗者，不意竟為筆者在哥大所最崇拜的業師之一傑克斯巴松（Dean Jacques Barzun）也。巴氏曾在哥大任教務長及文學院長多年，後以校聘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退休。在筆者受業期間，巴氏即不時於授課中嚴厲批評時士所炫耀，以註腳（footnote）做學問之美國式繁瑣史學為不當（巴氏為法裔），六○年代時更著而為文于哥大校刊中痛論之。無奈積弊已深，縱碩學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風易俗也。筆者嗣讀此邦師生之漢學論文，其中每有淺\薄荒謬之作有難言者，然所列註疏?#123;證洋洋大觀焉。時為之擲卷歎息，歎洋科舉中之流弊不下於中國之八股也，夫復何言？！不意近年來電腦之發展已至不可想像之程度，如今臺北中央研究院已將「二十五史」與「十三經」等輸入網路；大陸上甚至已將「四庫全書」全部電腦化。筆者本人曾承臺北南港中研院電子專家之輔導，試檢「二十五史」及「十三經」之諸典籍，按鈕索驥，所需史料簡直多至無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華裔譚崇仁博士等專家為美國IBM所設計之「深?#123;」電腦，與世界棋王科斯巴魯夫對弈，科氏敗下陣來，曾引起世界震驚。其實此事並無可驚之處。蓋「深?#123;」計算棋式之「秒速」為二億步，所藏棋譜在萬種以上，而且日新月異，永遠不斷地在改進之中，一人腦中智慧之累積，究有其極限。古人云：「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棋王敗北，何足異哉？
再者，照目前電腦科學發展之情勢度之，則下一世紀電腦之秒速將有十億字之檢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書鐵架長逾六十英里之美國國會圖書館，全部收藏集於一機之內，置諸衣袋之中而有餘，真是成何體統？！讀者賢達批覽拙篇，或將疑我為撰寫科幻小說。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為事實，祇是十年、二十年後之事耳。電腦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不自覺之罷了。
現在言歸正傳。若談電腦革命對史學之影響，實在令人不忍卒言。筆者昔年每勸胡適之先生不應再搞他的「水經註」。原意是胡師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惡可因噎廢食，沉迷於考據訓詁之小道哉？然久有考據之「癖」的胡老師聽不進去也。孰知進入今日的電腦時代，考據訓詁真已成為工匠小技哉？適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後如以電腦檢索之，數星期之事耳。浪費了胡適二十年的光陰，我們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費得起？……事實上，縱在今代電腦出現之前，美國史學界對此以注腳相尚，氾濫成災的繁瑣史學之抗拒已甚囂塵上，論者以容忍一注可長至三百頁之當今美國的八股史學實為荒謬。今後在電腦籠\罩之下，那就更不足論矣。去年秋「紐約時報」對此一學術革命，曾有頗為詳盡之報導。（見William H. Honan, Footnotes Offering Fewer Insights : Schoalrs Desert an Old Tradition in a Search for Wider Appeal, The New York Times. EDUCATION. August 14,1996.p.B9.）有感若此，以故筆者試撰此篇時，既為顧慮一般讀者對章句之不耐；同時為試探電腦時代新史學應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書式之撰寫。一般史實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國傳統史學中之「紀事本末體」及「大事年日誌」之方式於末卷中條列之。如此，則讀者可一目了然，毋須作者囉嗦也。而史實中之可議、可驚、可歎之處則于正文詳敘之，並試行減少學報氣味，庶幾一般讀者能讀而終卷也。名家之見足傳千古者，則博攬而廣收之；或有不足者，則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補之。雖僅一得之愚，亦聊備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補充與佐證。至於一般注腳，除具有關鍵性者注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則省卻之。蓋專家檢索，初非難事，遣興讀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為新方向之實踐，縱不能至，然心嚮往之。至懇讀者隨時匡正之也。
◆ 三大階段，兩次轉型
抑有進者，筆者讀史、教史、著史數十年，勞者自歌，亦每以千慮一得，自作主張，對四千年國史之詮釋，一以貫之。斯即數十年來初未離口之拙論，所謂「三大階段」與「兩次轉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後有紀錄可征之國史，凡四千餘年（B. C. 2200-2000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會型態發展之程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則四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治型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亦即封建、帝制與民治是也。從封建轉帝制，發生于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治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吾儕及身而見之中國近現代史之階段也。筆者鄙見認為此一轉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換言之，我民族於近代中國所受之苦難，至少需至下一世紀之中期，方可略見鬆動。此不學所謂兩大轉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陸史學界之馬克斯主義歷史學派，根據馬克斯主義之教條，則分國史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包括所謂「最後階段」之共產主義社會）是也。今因大陸上兩制之推行及蘇聯之解體，社會主義已成過街老鼠，鮮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處原亦有其可疑餘地也。縱觀近百餘年來之名家史學，馬派之社會發展階段論之科學性，原無可厚非也。祇是日爾曼學人太武斷，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國「五四」以後之啟蒙文人，崇洋過當，在學術轉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將錯就錯。
蓋人類社會之發展雖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會發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響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態與不同階段也。在歐亞大陸上，我華夏民族社會發展之經驗足於白種民族﹝包含閃米特族（Semitic Peoples）?#123;相頡頏。馬派史學所總結者，實為白種民族之現象，持之以解釋我民族之發展，鑿枘就大不相投矣。榫頭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億萬了。思之可悲Ｃ慌?ド緇嵋裁蛔時局饕邐夜?糯?杏信??slaves），而無奴隸制（slavery），筆者在不同的拙著內曾力證之，國際漢學界亦有公論。〔見「新版大英百科全書」（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1997年版，第16冊，頁858〕既無奴隸社會階段，則我國史上之封建制，實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變而來。其實馬派史學所謂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蓋初民生活原與猴馬牛羊等群居動物（尤其是猿猴一類）之社會行為，頗有相似之處。群居動物，居不離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為單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酋長，有其長幼強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間之交往，及彼此間之競爭與鬥爭。甚至守土之習慣與夫疆界之劃分，亦為與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學家曾發現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間亦每為爭奪疆土而發生群鬥，其情況竟如初民之間的部落戰爭。若輩雖無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並用，為族群之保疆衛土，亦每至死傷枕藉，有時甚至闔族同殉，其慘烈亦不下於我國共相殘之內戰也。猿猴尚且如此，而況於人乎？以故初民社會之屬土習慣，及長幼強弱階層之自然形成，實即封建之雛形也。隨之，眾部落之間，強淩弱、眾暴寡、大吃孝尊禦卑……，千年演變與進化之結果，乃形成西周時代之高級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讀美洲紅人史，每驚其與我國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讀十七世紀前後在美國維吉尼亞洲建國之印地安「帝國」史，尤信封建制出於部落生活之非虛。蓋此邦盛時所擁疆土約為臺灣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屬下有大小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擁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們君主與諸侯之間的權利義務亦均約定俗成，頗有可觀。保哈坦有女甚美，後來下嫁與英人，頗有賢名。閑讀此書，幾疑其為「左傳」之英譯也。（見Helen C. Rountre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9. pp.114─125.）關於封建社會之特徵，我們可以說有兩點最為重要。其一則為土地屬於天子或諸侯，大貴族可以把土地「封」與小貴族，但不得買賣，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則是居統治階層的貴族實行世襲制，黎民百姓除卻裙帶關係或結幫造反之外，絕不能進入統治階層。這一東方式的封建制度發展至西元前八世紀的西周之末，可說已登峰造極。唯物極必反，迨平王東遷（西元前七七一年）之後，它就開始滑坡以至崩潰了。能把這一從滑坡、崩潰到改制的經過，說得最簡單明瞭的古代記述，實莫過於「漢書•地理志」裡的一段記載。且抄錄如下：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裡；子、男五十裡。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荊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並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孓遺者矣。（見中華書局版「漢書•地理志」，第六冊，頁一五四二。）「漢書」中這節記載，歷史家要在雞蛋裡找骨頭，那也是找不盡的。可是作者敍述的封建崩潰的程式，那大體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縣制之出現卻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經過數百年慢慢轉變出來的。大體說來封建崩潰之開始是，諸侯用各種方法兼併來的土地，不再「封」與他人，而是暫時「懸而不決」或「懸而不封」。這就是「縣」的起源了。在古文裡，「縣」、「懸」本是一字。讀音亦相同。不像後世讀成縣去（聲），懸平（聲）也。縣而不封，縣而不決，本是個臨時的辦法。後來永遠「縣（懸）而不封」，縣就變成個政治制度了。
把郡縣或州縣的「縣」解釋成「懸」字，段玉裁（1735-1815）在他的名著「說文解字注」中也說是「縣者縣（懸）也」；不過他接著說是「縣（懸）於郡也」，那就說錯了。（見該書萬有文庫版，第3冊，34頁）筆者青年期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就讀時，隨顧頡剛師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誤釋，認為是「縣者懸也。懸而未決或懸而未封」，而非「縣於郡者也」。撰成「我國郡縣起源考」之期終作業，嗣並收為「畢業論文怪?捌??H承業師過獎。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益覺青年期判斷之非謬。蓋封建王朝末期對封地「懸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歐民族國家亦有之，祇是其結果不若中國竟發展成獨特的郡縣文官制（civil 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縣制之興起與發展實為我國社會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轉型之關鍵所在。一轉百轉，迨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由封建制轉入郡縣制，全國人民生活方式（life ways）便無一不轉。「廢井田，開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謂「廢井田，開阡陌」者，即是開放國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種，以增加生產也。筆者撰拙篇於抗戰中期，初不知歷史會重演，其後竟有廢人民公社，搞包產到戶等之現代化的「廢井田，開阡陌」也。以故筆者不揣淺\薄，亦將五十餘年前之青年期舊作收入本編，以就教于方家也。 回憶五○年代中期，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半工半讀之時，曾在該校之「中國歷史研究部」作編譯。斯時學部主持人魏復古（KarlA. 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巨著「東方專制論」（Oriental Despotism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殺青階段（此書於一九五七年由耶魯大學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譯成漢文出版），魏氏囑余校訂全稿並?#123;注拙見。不才曾歎其功力驚人，而其結論則因果倒置。蓋魏氏修正馬克斯末竟之學說，所謂「亞洲式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並創立其一己之理論，認為「亞洲式社會」實為一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國家為提高農業生產而興建規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導致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逐漸建立起極權專制之國家機器來。其語甚辯，而鄙意則適得其反。蓋我國國家機器之完成，實在始皇帝「廢封建，立郡縣」，建立「職業官僚體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後也。我國政治制度之發展，實是郡縣制的國家機器建立於先，而大規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長城及運河等等）則建設於後也。建立都江堰這樣大規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國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陸上叫做「四川省委書記」）。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書記的權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約同於今日李鵬主持的三?#123;水壩工程），是無法施工的。以故筆者數十年來所篤信之我國「國家強於社會」之傳統（始自郡縣文官制之出現），為我國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點之拙見，與魏氏之說，表面上似頗為接近，而本質上固有其本末先後之異也。
◆ 百代猶行秦法政
這一記從秦國開始的我國史上的第一次社會政治大轉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發自商鞅（西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極盛於始皇（統一中國於西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于漢武（B. C. 140-B. C. 87年在位）。漢初諸呂亂後，非劉不王，曾一度郡國並存，搞一國兩制。迨吳楚等七國亂後（西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國」名存實亡，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之政制轉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變。其他相關的轉變，如重農輕商的經濟制度、獨崇儒術的職業官僚制、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婚喪禮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轉百轉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自秦漢以後，晉、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國時期之北京政府及國民政府，均不斷加強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後，毛氏當國對此一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之傳統，可說更是情有獨鐘。在他與郭沫若往來的詩詞中，便頗能聞其心聲。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論」
——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神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猶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此詩作于何年，論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變」之後，毛為四人幫批林批孔助陣時，重提此詩，可知其念念不忘也。總之毛氏對馬列主義之瞭解，自始至終未脫離標語階段，而對傳統帝制之認識，則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兩個極端的理論都誤用了。在重溫傳統帝王政治學時，他體會不了我國傳統裡「有教無類」、「改土歸流」等等歷史經驗的重要性，強不知以為知，自以為是的亂引馬列教條，創造新制度。上節曾說過周初有一千八百國，包含著無數的大小民族（時至今日全國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國歷史的經驗是，族群不是由少變多，而是滾雪球式的從多變少，形成一種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這在現代美國的經驗裡，便叫做「民族大鎔爐」（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發達，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極高的時代，一國之內的少數民族怎能永遠聚居於一地呢？……就以我華裔移民美國來說吧，近年來我華裔人數很快便會超過外蒙和西藏的總人口（據專家估計：下世紀，旅美華僑可能上一千萬，蒙藏合計可能不到此數。華僑移民配額，大陸、臺灣、香港之外，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配額裡皆有華裔，有人估計，下世紀中葉，華人可能近千萬雲），今日在美國的所謂中國城（Chinatown，舊名唐人街），在紐約便有三座之多。我們的政治的出路實在祇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參政之一途。今日我們已出了一個州長，誰能說我們下一世紀不能出個總統呢？我華裔如舍此康莊大道而不由，要來搞個「中國城獨立」或「中國城自治」，豈非二十一世紀一大笑話哉？大美帝國海闊天空，要我們擠在Chinatown內搞「獨立」，不特我華裔有為子孫所不願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幹也。其理甚明嘛！華裔之外，如人逾千萬之非裔」人逾六百萬之猶裔，人逾兩百萬之波裔，他們不搞獨立，正有同病之憐也。所以美國能從十三州發展至五十州者，實我中華千年以來所搞的「改土歸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現在臺灣和菲律賓還有很多人，想參加美國的改土歸流，做美國的五十一州呢！改土歸流有何不好？
民國初年的孫中山畢竟是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所謂五族共和這套謬論。他主張採取美國式的民族大熔爐的哲學，而擴建一個包羅所有民族和多種文化的中華民族（見「三民主義」文言文原稿，收在臺灣版「國父全集」，頁180-181）。其實在大清帝國時代，朝廷改滿洲和新疆為省；民國時代改內蒙為省，當政者所採取的也正是這個大熔爐的哲學。不幸到人民政府時代，毛公因受蘇聯制度之影響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誤為進步，廢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內蒙、廣西又全部化為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而又只許少數民族在中央集權下，享受點象徵性的自治，這樣就間接鼓勵了少數民族中的分裂主義者和國際間的反華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動了。這種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後來也就貽患無窮。今日新疆的亂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選」中，毛澤東曾主張少數民族有權獨立，後版中他們就祇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覆覆，便十足表示他對此問題沒有原則性的掌握，隨意搞其黑貓白貓，而墮入中國歷史上原先並沒有的大漢族主義的框框，實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類似的情況下，毛澤東對現代的民治主義和社會主義，也認識不夠。因此在現代西方文明挑戰（challenge）之下，「百代猶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續，但他老人家卻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續下去，其不出紕漏也，豈可得乎？朋友，我們的毛主席在中國近代轉型史（我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中，原祇是個轉型中期的民族領袖。他個人的個性、見識、修養、訓練和時代，都祇能鑄造他做個轉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個完成轉型的漢武帝。這就叫做形勢比人強。毛澤東自視為天生聖哲，其實他和讀者賢達以及在下的我一樣，也祇是個渺小的脊椎動物，並不能扭轉他們唯物主義者曲不離口的所謂「客觀實在」啊！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他這個蓋世英雄卻未能創造時勢。夫複何言？
我們及身而見的第二次大轉型，與第一次大轉型頗有不同之處。第一次轉型時，由於我們內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第二次轉型就不然了，它幾乎是完全出於西人東來之後，對我們著著相逼的挑戰──尤其是軍事挑戰。這一挑戰揭開了近代中國國恥國難和社會政治大轉型的序幕，於是有那個可恥的鴉片戰爭（1839-1842）和隨它接踵而來的「中英南京條約」（1842年8月29日簽訂）……。鴉片戰爭之可恥是雙方都有份的。勝者的可恥，是他武裝販毒，竟不以為恥；敗者的可恥，是他顢頇腐化，政府無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國竟被數千個英國水兵打得一敗塗地。
◆ 戰前千年不變，戰後十年一變
鴉片戰爭在我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長話短說，便是它推動了上述從帝制階段向民治階段的轉型。在這兩大階段之間，它是個分水嶺。戰前我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毛澤東所說的秦法政）是千年未變的；戰後的中國那就十年一變了，甚至變得面目全非。這一轉變過程雖萬般複雜，但是事後回頭看去，卻又階段分明。在各階段中，身當其沖的革命家、變法家、觀察家乃至一般智者與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無法識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數智者（像洪秀全、康有為、毛澤東等人）往往自以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勢，難免就強人從己而貽誤蒼生了。
早朝的歷史家，雖也不時回頭看去，試作過歷史分析。無奈這次轉型，如果最後能轉出個長治久安的定型來，根據中西歷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時兩百年才可能有個初步的結果。因此在轉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時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分析家對中國前途的變數，實無法掌握。蓋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漸少，羊在何路不難追蹤，中國前途的遠景何似也就隱約可見了。俗語說：「女大十八變。」小女孩才變了三、五變，您怎能看出她的變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變了十五變之後，將來她會成為怎樣的一位夫人，我們也就不難預見了。這祇是個時間的問題；非後之來者勝於前賢也。
根據筆者大膽的觀察，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實在是從割讓香港之後才被迫開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難歲月也悄悄地溜過去了。從林則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傳了五代了。古語說：「五世其昌。」當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經說過：「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見「夷務始末」道光給林則徐上諭）今日香港回歸，國難結束，可能也是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完成的開始。筆者不揣淺薄，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誰？筆者畢生治史，歷經國難國恥，艱苦備嘗，守到天明覺夜長，終能初睹曙光，亦為之興奮不已。謹以這部小書，野人獻曝，追隨讀者之後，略表個人對香港回歸之慶賀，至懇方家賢達，不吝教之。
細說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發，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為這八秩大慶，海?#123;兩岸乃至日本和美國的中華史學界，都在紛紛集會研討，並撰文以為紀念。在我們執筆之前，首先想自問一下，「辛亥革命」這四個字是誰發明的呢？或是誰首先使用的呢？筆者不學，自覺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爭議很大，姑置不論。且說「辛亥」。辛亥是我國歷史上傳統的「干支紀年」裡，六十年一迴圈之中的一個年頭。我國歷史自黃帝以降，已有七十八個「辛亥年」。我們這個「辛亥革命」是發生在第七十七個「辛亥年」。這個辛亥，在清朝歷史上是宣統三年；在西方耶穌紀元上，則是1911年，所以西方史學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譯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們今日來撰文討論這個「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對的，便是「定義」的問題了。
◆ 辛亥革命的定義與爭議
我們如望文生義，則「辛亥革命」祇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到1912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間兩個半月的事。這個狹義的用法曾為甚多中西專著所採?#123;，然為本篇所不齲蓋。「革命」究與突發的「政變」不同，它是長期醞釀的結果。只見其果，不明其因，是會引起誤解的。至於廣義的用法，似乎就應該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見影的後果了。──換言之，我們研討「辛亥革命」事實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國革命運動的全部過程。但是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運動，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這就有點爭議了。
一般的說法，總認為近代中國最早組織的革命團體，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以後，孫中山先生於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興中會」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起點。國民黨官書如是說；大陸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華民國史」上，亦作如是說。
這一點實頗有可議，因為在興中會成立之前，還有楊衢雲烈士和他底一夥同志們在香港所組織的「輔仁文社」。文社成立於一八九○年（清光緒十六年；另一說為一八九二年），比興中會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創立者楊衢雲、謝纘泰、劉燕賓、何星儔等十餘人，其年齡、學歷、社會背景，和他們「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選舉「伯理璽天德」（President）等主張，與孫逸仙（中山別號）他們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團，幾乎一模一樣。所以當中山於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時，經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為文社社員，亦中山好友──這兩個小革命團體，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聯合組織了。
在這個雙方聯合的新組織裡，他們決定用「興中會」為會名。因為「振興中華」這個響璫璫的名字，較之那酸溜溜的「輔仁文社」四個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後來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組織了一個「興中會」。這個遠在華北的興中會，與孫、楊的興中會毫無關係。據孔祥熙說，他們那時聽說海外有個「興中會」。他們喜歡振興中華這個響璫璫的名字，乃把他們自己的小團體取個名字，也叫「興中會」。（這是筆者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對孔祥熙回憶錄時，聽到錄音帶內孔氏親口說的。當時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組織，當成孫中山興中會的「太原分會」，實是誤聽錄音的結果。）楊衢雲、孫中山等在香港所組織的興中會，事實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們也大致都是楊衢雲的班底。因為楊的團體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孫的團體還未滿二月。楊是香港的地頭蛇；孫則是新從夏威夷回來的。雙方強弱之勢是可以想像的。據說他們合併之後，選舉新會長（他們叫「總辦」或「伯理璽天德」）時，曾發生孫、楊之爭。據後來國民黨的官書所載，在同年十月他們預備搞廣州暴動時，孫曾當〔過〕「伯理璽天德」或「總辦」。後來「楊既獲大權，遂藉端要?#123;，而請〔孫〕先生以「伯理璽天德」相讓。鄭士良、陳少白等聞而大憤，極力反對，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內訌，力表謙讓，即以此席讓衢云……」云云（見「國父年譜」頁68-69）。
這段官書頗難說服任何公正的讀者和歷史家。如所敘屬實，那可能不是楊的「藉端要?#123;」，而是孫的黨羽為擁孫而暗中想搞殺楊的「苦撻打」（coup d’etat；政變），為孫所阻。官書甚至說楊衢雲排滿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組織「輔仁文社」的叛逆行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結果（見前書頁50）。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辭。有人或許要說「輔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輔仁」；它是個社交團體，而非革命團體。其實辛亥首義時，最活躍的一個組織則是「文學社」。文學社卻是個革命團體，而非社交團體。所以名字與實質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時期。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或以辭害義。
須知楊衢雲開始其革命行動時，孫中山還是個用功的醫科學生。一八九四年中山還親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呢。他「上書」不幸被拒。如果李鴻章英雄識英雄而重用了「孫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嗎？哪還搞什麼「革命」（他們那時叫「造反」）呢？所以在這一階段裡，楊衢雲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孫在「上書」被拒而走上排滿革命之途，所受楊衢雲的影留，倒是很明顯的。
再者，「興中會」最初在檀香山組織時，其形式和性質也祇是個「銀會」。會員每人出「底銀」5元，「股銀」每股10元，購買愈多愈好。目的是「舉辦公家事業」，事業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該會宗旨，除報國之外，「兼為股友生財捷徑……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見馮自由著「興中會組織史」及「香港興中會章程」第八條）所以在檀香山的「興中會」裡孫逸仙是在暗中籌款造反，而絕大多數「銀會」會員，則是在買「樂透獎」。而這個興中銀會的會長也不是孫逸仙而是股商劉祥。但是孫卻是這銀會首會的得利人——他籌到港幣一萬三千元（1,3000），外加個「興中會」的組織名義。有了這些本錢之後，中山便匆匆趕回香港向楊衢雲洽商（事實上是bargain）兩會合並的事務了。合併之後，會長一職順理成章自然應該是楊衢雲。是年十月，他們竟然發動了「義兵三千人、洋槍六百杆」外加火輪船二隻的廣州起義。試問中山皮包裡的一萬三千港幣（1,3000$），能買幾枝「洋槍」呢？這些起義的本錢，顯然都是楊衢雲搞起來的。中山半途加入罷了。可惜楊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殺於香港，他底事蹟功勳就被埋沒了。所以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
筆者寫這段小辯正，絕無意貶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相反的，我們是更上層樓地尊崇他為我們的民族領袖；民族領袖應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領袖的地位。因此我們不願採用「黨史家」為「黨魁」作傳時，視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的譜牒方法罷了。 ◆ 得風氣之先的華僑青年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先生，恕我大膽的說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甚至如粵人俗語所說的「金山仔」。筆者蝸居紐約四十餘年，在「窮人哈佛」的紐約市立大學從兼課到專任，教書經驗亦有三十餘年。在我課室內進進出出的華僑小青年，亦不下數百千人。我平時總歡喜舉中山先生的故事來勉勵他們。行行出狀元，如今雖做不到大總統和國父，但不斷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點「大事」嘛。其實我的學生中，卓然有成者，亦為數頗有可觀。
相反的，我們如以中山先生比諸今日僑生，他老人家其實也是當年的華僑小青年之一而已。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希，華僑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點。這些特點也是鑄造後來革命家孫文的社會條件。
大體說來，他們底特點約有數端：一、工農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類多貧雇農、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時以上。他們除舊有的觀念和道德標準之外，平時沒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華僑們受父兄寵愛，甚至溺愛；類多豐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頗可上進；惡子弟，則至為墮落。三、教育水準，下輩平均都在高中以上，遠超過長輩。——當年老輩華僑多不識字，縱識字也不過稍讀「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而已，而下輩則於「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語了。四、以說漢語的「弱勢文化」，在海外對抗西語（英語）的「強勢文化」，老輩多不諳外語，為自尊自重乃堅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輩華僑，較之國內人民，更為保守；而講「雙語」的小輩于自卑之餘，則趨向「全盤西化」。所以他們父子之間「代溝」極其嚴重。筆者本人便不時為學生父子間之衝突，排難解紛。中山先生與他的長兄孫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師的程度，吾知其衝突根源所在也。處於我輩今日，「西化」與「現代化」固截然有別，然在孫公青少年期，則二者固為同義字也。五、這老少兩代的華僑對祖國都有極深的感情，甚至流於「沙文主義」。但是他們兩代對祖國的愛法，卻截然不同——老一輩的總希望大清大皇帝多爭點氣，也好為我輩天朝棄民，出口烏氣。小一輩的則要驅除韃虜，創立以美國模式為張本的「共和國」和「合眾政府」，乃至新的社會，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標準了。
老實說，當年在檀香山的「興中會」和在香港的「輔仁文社」，都是這一類的華僑青年所組織的。孫中山先生（譜名孫帝象，學名孫文、孫德明，字載之，入耶教時，名孫日新，行醫時他的漢文老師區鳳墀為他作一音之轉改為孫逸仙，後來變成「美國公民」時，在美國護照上的英文名字則是Sun Yat-sen）當時便是這一類的「華僑青年」之一。他或許由於稟賦較高，幼年時確實「異于群兒」；他也確實是讀書用功，作事有恆，終能「脫穎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會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這模式對他也有特殊影響的。
這兒更不妨附帶一說。中山那時代的青年華僑，與筆者班上的僑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僑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節」之別。「竹升」者，美國土生也。老華僑們認為這類小華僑，「肚子內一無所有」。「竹節」者，唐山出世，幼年來美，「兩頭不通氣」也。
我們通番語的學術界，則叫前者為ABC。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後者則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s也。而中山那時的華僑小青年，幾乎全是CBA而絕少ABC。因為那時的旅美華僑，生存在最兇殘、最下流無恥的「排華律」（Chinese Exclusion Acts）壓榨之下，中國婦女，除少數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說是絕無僅有也。
而那些「挾竹節」，則由於父親是「美國公民」（母親不是）而取得美籍「出生紙」而旅美者也。
所以這些「挾竹節」絕大多數都能使用中英「雙語」（bi-lingual）。其天資笨拙或不願用功的，往往雙語皆不通；而稟賦卓越，又肯于用功學習的，則每每兩語皆精。孫中山就是屬於後一類。而孫逸仙這位「挾竹節」之取得「美國公民權」，則通過另一管道。孫公于十三歲時（光緒五年，1879）隨母就兄，遷居檀香山。那時的夏威夷是個紅種人的獨立王國。不幸老王於一八九一年晏?#123;。兄終妹及，夏威夷乃出了個女王。三年之後，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那一年，這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種殖民主義者篡了位，夏威夷乃變成個傀儡共和國。一九○○年（庚子年），也就是「八國聯軍」侵華的那一年，這個小傀儡共和國就被美國兼併了。
夏威夷既變成了美國殖民地，按美國憲法，則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統理成「美國公民」了。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並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卻說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語，因而撒了個謊，自稱出生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國公民權，領用美國護照了。可是當他於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島出生紙入境時，如狼似虎的美國海關檢查員對他發生了懷疑（另說是保皇黨告密），乃把他拘留於「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幫」。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該堂出美金500元保釋候審；並雇請律師向華府申訴。這場官司美國移民局居然打輸了，中山乃得以美國公民身分重入國境。這個「美國公民權」對中山其後的革命活動，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有的讀者們讀史至此，可能要批評：我們的「國父」，族之聖賢也，豈可弄虛作假，非法取得美國公民權？讀者若作如是想，就昧於史實了。須知在那人類文明中最可恥的「美國排華律」欺壓之下，我輩華裔移民在當時美國種族主義者的「法律」分類中，是比「黑人」與「印第安人」都還要低一等。印第安紅人在那時的美國法律之下，不算是「人類」的。因此「華人」（Chinaman）在當時更是非人類中的非人類了。中山先生為非作假嗎？朋友，你能和當時排華殺人的種族主義者這批野獸，談孔孟之道嗎？明乎此，你就瞭解孫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並不是他發明的。「美籍出生紙」在華僑社會裡，是有其公開市場和價格的。
所以近代中國最早期的革命運動，便是有上述特徵底華僑小青年們所推動的。他們都是愛國華僑，寄跡異邦、粗通番語，因此得風氣之先，對現代西方的新觀念、新事物，接觸較早——比內地的知青如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大致要早十年。由於這早晚兩期的革命骨幹底家庭、教育和一般社會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標誌出近代中國革命運動，顯明的階段性：「興中會」基本上是個華僑組織；後來的「同盟會」，就帶有濃厚的士大夫氣息了。
◆ 孫文脫穎而出
筆者在許多篇拙著裡，都曾強?#123;過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階段性」；而這些大小階段的進化，往往又是以十年為一個單元。「革命」原是我國「現代化」運動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過這個「十年一變」的基本公式。以楊衢雲、孫文為首的兩個革命小團體，自從一八九五年一月合併為「興中會」以後，至一九○五年八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這短短的十年之間，革命運動在中國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現在讓我們先翻翻「興中會」的老帳。看看這個最早的革命團體怎樣地從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卻又如何地脫穎而出，從初級階段進入高級階段。
興中會在革命理論上和行動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們在政治理論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襲美國。甚至連美國佬做官就職時，捧著「聖經」舉手發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無訛。這原是一個「弱勢文化」在一個「強勢文化」的籠罩之下，反應在青年身上，「東施效顰」的普遍現象。華僑青年如此，僑居歐美的亞非拉各國的青年，亦無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紀這個「華僑青年」的小圈圈，實在太小了。因此在那個時代與他們有「共同語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common faith）的海內外華人究竟太少了。他們沒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麼氣候來。
再者，他們所採取的革命行動，卻又是百分之百的傳統「造反」方式；有時甚至是「恐怖主義」（Terrorism）。例如孫中山在他所策劃的「十大起義」中第一次的「廣州起義」（1895年10月26日），中山自己的計劃，便是在武裝攻打督署之外，「四處放火」、「施放炸彈、以壯聲勢」。而他們那時的革命群眾則全靠「會黨」。會黨雖是從反清復明開始的，但發展至清末已經變了質；甚至變成橫行「地下」的黑社會，為正當人士所不取，而興中會諸公卻以他們為主力，因此就沒有真正的革命群眾和「倚靠階級」了（恕我借用一個共產黨名詞）。事隔五年，當清廷為「八國聯軍」所困之時，興中會諸公再來個「惠州起義」，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經過兩次武裝起義的失敗，興中會和它底會黨朋友們也就洩氣了。——最後興中會竟消沉到只剩孫逸仙一個獨人班了。
可是就在興中會這個革命汽球逐漸洩氣之時，孫中山本人的聲望、理論、經驗和時機卻扶搖直上，終使他成為近代中國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領袖。
原來楊、孫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廣州（第一次）起義失敗之後，清廷發出通緝，香港英國當局也迫令二人離港，五年之內不許入境。楊衢雲乃潛往新加坡，轉赴南非避難。孫中山則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當他於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戶登陸時，閱報才發現自己已成為支那的「革命黨」。經日本報紙這一宣傳，不特「孫文」已躋身為國際人物，中國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黨」這一辭彙。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辮子、改穿西服。於翌年一月東渡檀香山。這時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盧氏，長子孫科（5歲）、長女金琰（1歲），均已避難在檀。所以這位年方三十的孫逸仙，實在是個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他雖然是個職業醫生，卻不事家人生產。老婆孩子還要靠一度與他反目的長兄孫眉來養活。他兄弟二人此時如何相處？我們就不能輕信官書上的描述了。
可是孫中山是個最有毅力、最倔強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幾個月之後，便拋妻撇子，跑到美國去了。這時美國的排華運動已到了瘋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陸，所用的證件，顯然就是他底「夏威夷出生紙」。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籌款和組織興中會。但是在這方面他卻完全失望。因為此時革命風氣未開，而僑社中的主宰團體的「致公堂」又十分「頑錮」（這是中山自己的話）。至於中山在美何以為生？我想他那時也和我們後來的留學生一樣：「手舞銀盤去復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館或衣館「打工」。——我們已查到中山當年在美國打工的人證。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間，孫公在美國待了幾個月。九月下旬他就從紐約搭船到英國去了。他去英國的目的，顯然是繞道歐洲回遠東去。因為他的根據地畢竟還是在香港、日本一帶。那兒有他大批的夥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滿清底堅定的決心。在那兒他可再次組織暴動和起義。可是他絕未想到在倫敦卻突然被清廷駐英使館所綁架。這一出歷時兩周（10月11日至23日），發生在倫敦的「西安事變」卻幫了中山一個大忙——孫文在國際上原無籍籍之名，可是這次聞名世界的「綁架案」，卻使他從一個大清帝國的逋逃犯，一躍而為世界一級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後，中國革命陣營中再沒有第二個領袖，享有與中山相埒的聲譽和地位。
◆ 「三民主義」的根源
再者，他環繞地球的不斷旅行、觀察和閱讀書報，也使他對發生在中國的問題，有更深入、更廣闊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爾（Count Di 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麥（Otto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現代「民族主義」（有別于我國傳統的華夷之辨）；寄居英倫，他也更深的體驗了英語民族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代議政府」的運作；更明白了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分裂的毛病，而嚮往於當時正在美國風起雲湧的「國民運動」（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這一運動的理論導師亨利•喬治（Henry George 1839-1897）底「單稅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髓。特別是對土地的「無勞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漲價歸公」諸要點。好學深思的孫中山先生，在融會貫通之後，把它們有條理的編纂起來，這就是他後來指導「國民革命」底政治理論的「三民主義」了。雖然這三個「主義」，都是當時在西歐北美，甚囂塵上的政治經濟理論，沒一個是他具有原始性的發明，但是孫公能實際深入西方社會，耳濡目染，採自源泉，然後活學而活用之；較之與他同時或後輩之熱衷「西學」，奢談「主義」，而一知半解的夫子們、領袖們，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計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覺」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則「總理」、「國父」，就更是「先知先覺」的天生聖哲了。
◆ 石不轉而江自流的中國知識階層
孫中山在「倫敦蒙難」之後，應出版界之請，寫了一本名利雙收的小書，暢銷一時，足使他在倫敦住了九個月，不虞匱乏。他於一八九七年七月初離英赴加拿大。再穿過加拿大至溫哥華，搭船於八月中旬抵日本橫濱，投宿于老友陳少白寓所。中山於一八九五年冬路過日本時，祇是個薄有微名的中國逋逃犯。兩年後「蒙難」歸來，他已成為國際知名之士。他底日漸上漲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來訪，嗣後成為中山終身密友的便是宮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當時日本政黨政治中的活躍人物。通過宮崎和平山，中山又結識一些頭面人物，如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尾崎行雄、副島種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長知等數十人。日友平山周在無意中為他又取個日本名字曰「中山」。孫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個「樵」字。其後便偶用「中山樵」作為他的日文「化名」。後來在同盟會時代，黃興、胡漢民等對外界通信，都尊稱孫總理為「中山先生」，結果弄假成真，全國上下都叫起「孫中山」來，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實孫公從發命令到簽遺囑，一直都祇用「孫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過「中山」的渾號，而國民政府的官書，和國民黨的傳記作者，卻偏喜叫他「孫中山」，實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訪日，來結交他的日本人蓋有兩大類。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來，如宮崎寅藏、山田民政等人。另一類則是別有居心的政客和幫會頭頭了，如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等人。在他們的想像之中，孫文是滿清政府的死敵，而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這「朋友」在對清政策中，可能是個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國留學生，像鈕永建和馬君武等人。兩年之後，康梁所領導的「戊戌政變」（1898年）失敗了。梁啟超跑到日本，由於同鄉的關係（大家都說廣東話），孫、梁一時頗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圖，是國內既然搞不下去了，他們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來打入華僑社團，搶奪孫文的地盤。私人的友誼，實在是無從說起的。
至於在中國真正翹尾巴的知識份子、士大夫，對孫文這個幫會頭目，這時還是敬鬼神而遠之，瞧不起他的。吳敬恒（稚暉）就是個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卻是個例外。
在「八國聯軍」（1900年）之後的一兩年間，孫中山和比他長一歲的吳敬恒（1865-1953）俱住東瀛。吳那時是中國留日學生中聲名赫赫的名「舉人」。中山慕吳之名倒頗有意高攀一下，而吳稚暉此時卻是個尾巴翹得比天還高的，「一舉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這「綠眉毛、紅眼睛」的黑社會頭頭呢！竟然不要見他。吳舉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時如想謁見比他小兩歲的蔡元培進士（1868-1940），恐怕也不能如願，可是這時已文名滿全國的章炳麟（1869-1936）倒頗看中孫文，二人時有往還，斯為中山結交中國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後來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進度是快速的，為時不過三數年，河東就變成河西了。蓋庚子拳變之後，尤其是「日俄戰爭」（1904-1905）前後，清政府和中國士大夫階層，也追隨上述「華僑青年」之後，體會到傳統老套搞不下去了，非興「西學」，搞革命或維新，無以自強。西學西語一時頓成顯學，老輩不再歧視，小輩則趨之若騖。因此留日留歐的公自費留學生乃成群出國，勢如潮湧。「日俄戰爭」期間，東京一地的中國留學生，便多到兩萬（20,000）人。歐美兩洲亦各有百數十人。
這時吳稚暉舉人亦以「蘇報」案牽連，做了政治犯，逋逃倫敦。比中山晚出十餘年，他也「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語見中山先生於1896年「倫敦蒙難」後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習俗之醇，「不圖三代之治，見於今日」（這是清廷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對英倫的印象）。吳舉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無錫之腔，霜晨月夕，還在大啃其初級英語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樓了。這樣他才開始認識孫文並不是「綠眉毛、紅眼睛」的汪洋大盜；相反的，孫文卻是個眉清目秀、溫文儒雅，語通英漢、學貫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級的政治家和革命領袖。以一個無錫的土舉人和孫公相比，真是丘陵之與泰山也。所以吳稚暉就要把所有「線裝書都丟到茅坑裡去」，盡棄所學而學焉。因此他在倫敦第一次見到中山之後，傲氣全消；搞了一陣無政府主義之後，終於做個誠懇的孫文主義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歲的吳舉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學生，就不用說了。「江流石不轉」，孫中山未變也。可是潮流變了。中國現代化運動已進入另一階段。孫公的歷史任務也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那個「同盟會」的階段了。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可是就在同盟會成立前兩年（1903年），中山在日本還祇是個灰溜溜的會黨頭目。他顯然自覺在日本久住無聊，乃於是年九月底離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時中山潦倒到資斧全無，由僑商黃宗仰慨贈洋銀兩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別八年重返檀島，再轉美洲大陸的道理，顯然是他在遠東兩次「起義」（1895與1900）之後，一籌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覓機緣。中山先生這個人的長處是信仰堅定、百折不撓。必要時破釜沉舟，為著遠大目標，不擇手段，亦在所不惜——這就是不拘小節的英雄本色。寫歷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循規蹈矩的聖賢或迂夫子，就大錯特錯了。他此次回檀島，發現他早年的小團體早已風流雲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黨的天下。他的家這時還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對他的態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織、嫂不為炊」了——這位滿口大話，不事家人生產的「老二」，他們怎能相信他後來竟佩「六國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於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幫」（致公堂）當了「洪棍」。洪門的義氣居然幫助他穿過美國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進入美國。
中山於一九○四年三月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應中國旅歐學生之約去歐洲。他在美國由西岸到東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無非是組織「興中會」，並籌募革命經費。顯然的他是一文未籌到。正式加盟願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據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馮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載，也只找到鄺華泰一人。兩個人，革什麼命呢？真是可歎。因此在一九○四年風雪交加的嚴冬，中山形單影隻地駐在紐約市貧民窟中的一間單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蕭然。雖然他個性倔強，永遠不認輸！
可是就在中山命運的最低潮，「山重水復疑無路」之時，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國旅歐學生匯來一筆钜款，據說有八千佛郎（8,000 franc，亦譯「法郎」）之多，並約他即時赴歐，共商救國大計。這一下峰迴路轉，中山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又進入一個新紀元。
◆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同盟會」是怎麼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說明得很清楚。他是許多小革命團體（加上許多革命單幹戶）所聯合組織的一個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盤。其性質就頗像抗戰末期就開始組織，今日在大陸上仍變相繼續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會」最早的團體盟員計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科學補習所」等等。按道理，這些小團體一經入盟，小團體本身就不應該繼續存在了。但這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幹法。咱中國知識份子是喜歡搞小圈圈的，所謂「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也。原是無黨派之人，一經捲入「黨派」，還要再製造小派系，何況原先已有黨派了呢？「國共合作」期間，有所謂「跨黨份子」（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都是「跨黨」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員也大多有雙重黨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成員，他同時也是「青年党」或「民社黨」的黨員。這樣一來許多盟員就要發生「雙重忠誠」（double allegiance）的問題。一旦這雙重忠誠發生抵觸，盟內黨內就要鬧分裂了。
事實上，同盟會成立之初，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當時當「總理」（也就是黨魁）的孫中山先生本人就是個「跨會份子」。他原是「興中會」的黨魁。但此時興中會已不再復存在。原興中會員加入「同盟會」者，也祇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馮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卻念念不忘他的興中會。所以等到「同盟會」需要有個「會旗」時，中山就堅持非用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會旗不可。黨魁示人不廣，這一下子就和他的副黨魁幾乎鬧翻了。——這點小芥蒂，在這兩位可敬的民族領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帶進棺材裡去的。
華興會當時是「同盟會」團體盟員中，最具實力的一個。華興會員再第一次入盟時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二十世紀之支那」這個雜誌和社址。這刊物旋即易名為「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黃興既坐了同盟會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捨棄「第二種忠誠」而和孫中山合作無間，但是華興會在精神上卻並未消失。那些後來不願或無意與同盟會發生直接關係的小團體，像共進會、日知會、和文學社等等，實際上都與華興會有最密切的關係。
至於光復會。它在一開頭便是「同盟會」中，意興不大的盟員。會員中最初加盟的，也祇有一個人。同盟會早期的重要位置，他們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蘇報案」在上海坐牢期滿，於一九○六年夏季，東渡日本，接編「民報」之後，光復會的會員在同盟會內才稍形活躍。「民報」乙太炎接編而聲價十倍，暢銷一時。與保皇派的「新民叢報」之筆戰，尤其膾炙人口，譽滿神州。
孰知好景不常，民報發刊未及兩年，日政府在清廷壓力之下，贈中山钜款一萬五千元（1,5000￥），禮逐中山出境。孫公未與眾議，乃收下钜款（留兩千〔2,000￥〕給民報）便於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爾離去。這一下子不得了了，幾乎觸怒了留在東京的全部盟員。他們在章太炎、張繼等的帶頭之下，發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驅孫怒潮——同盟會分裂了。光復會也恢復了它自己的組織，和同盟會分頭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錫麟、秋瑾等起義失敗就義，後來國民黨黨史上都認他們是同盟會的死難先烈，其實他二人都不是同盟會會員。後來那位被蔣志清（介石原名）親手刺殺的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原來倒是同盟會員，並做過民報總編輯。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連治黨史也難下筆了。
同盟會這次雖然分裂，但是並沒有把這一大拼盤鬧垮。第一是因為這時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國性的。在千萬革命志士、無數革命集團各自為戰、群龍無首的狀態之下，「同盟會」和「孫逸仙」卻正好具備這個「首」的資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訴李秀成的話：「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第二是，同盟會的團體盟員此時已不發生決定性作用，因為絕大多數（數以千計）的新盟員，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單幹戶。他們在入盟之前並沒有個小組織。因此也沒有「第二種忠誠度」——他們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為同盟會的理想奮鬥到底。這種單幹戶最標準的代表，便是汪精衛（1883-1944）和胡漢民（1879-1936）了。汪是廣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則是「舉人」叢中每發必中的名「槍手」或「捉刀人」，在科舉中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為某兄弟捉刀皆中舉，曾獲報酬銀洋六千餅（見汪、胡二人自傳）。那時的六千元銀洋，是一宗嚇壞人的財產。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後，立刻就變成「民報」的台柱。再與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雲從龍、風從虎，幾管毛筆，橫掃天下。而他們底對方的康、梁也是海內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們的文壇對陣，其光輝燦爛，真照耀古今。那時還是個中學生的胡適，也為之目迷五色，讚歎不已。所以同盟會自然也就成為中國革命獨一無二的發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沒有參加過小組織，因為廣東佬那時，不論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會黨」，汪、胡不為也；搞保皇要抬舉「載湉小丑」（章太炎辦「蘇報」所用的詈詞，章也為此坐牢），汪、胡亦不為也。所以他二人就變成排滿革命的單幹戶。一旦入盟，也就祇有第一種忠誠。追隨中山，作其肱股，而終身不渝了。中山也幸虧有了這兩位哼哈二將。
但是那時保持同盟會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應該還是黃興。〔黃〕興是「同盟會」中的實力派；也是孫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眾望所歸，用不著搞什麼「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黃興這個人雖也是個跨會份子，卻有點儒家氣質——也可說是「固有文化」的涵養吧——他識大體、有氣度；他拒絕了趙匡胤得那見黃袍。並且苦口婆心、認勞認怨的維持了「同盟會」的團結，這才有後來的中華民國。
不幸後來有一些史家，按傳統治史的方法，把締造民國的功勳，全部派給了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對黃克強的貢獻，顯然是祇給了些低?#123;的認可。這可把它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氣壞了。君度不知吹斷了多少根鬍子。他為他這位民國底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謗，真忙了大半輩子。最近我的朋友汪榮祖教授著書研究章太炎（1991年6月20臺灣初版），也頗為克強不平。其實歷史書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楊衢雲烈士還不是因為少了個女婿，而至今無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國現代化是分階段前進的，而沒有「聯俄容共」的後一段，他在歷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光鮮的。黃公不幸，沒等到歷史進入另一個階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復何言？
◆ 「老孫」「小黃」合作的開始
中山先生於一九○五年（乙巳年）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橫濱，當即由日本宮崎寅藏介紹認識了黃興（1874-1916）。「老孫」（1866-1925）與「小黃」這兩位華裔革命家的約會，為什麼要通過一個日本人來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熱心，往往有甚于中國人自己。那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今日在海?#123;兩岸、法國、美國跑來跑去的不知有多少白皮膚的「宮崎寅藏」呢？抗戰前後的斯諾、史沫特萊、阿姆斯壯、白求恩等等，還不是另一種「宮崎寅藏」？
孫、黃二人晤面之後，真是一見如故。黃興這時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實力派、中堅人物。他有個生氣勃勃的「華興會」。會中圍繞著他這個三十歲的青年領袖，是一群幹勁衝天的「湖南騾子」。他們勾結了長江中上游最有勢力的會黨「哥老會」，在中國十八行省的中心的兩湖地區已搞過數次造反行動，死了不少英雄豪傑。如今這群小頭頭逃到日本，各個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機滲透回國，重新來過。他們留在兩湖地區的還有千千萬萬的小革命，分散在「新軍」之內；附托在教堂邊緣（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學堂、巡警等不同的機構裡。他們各個都「新」得要死；和「舊」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風俗、老習慣過不去。他們有他們的小組織，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黃克強（興）、趙伯先（聲）、宋漁父（教仁）等等卻是他們的小鬼大王、精神領袖。他們勒韁以待，靜候驅策。——另外「華興會」還在日本辦了個機關報「二十世紀之支那」，風行一時。
在華興會帶頭之下，「光復會」中的人馬也圍攏了過來。這光、華兩會，在宗旨上，並沒有太大區別。祇是光復會出自文人薈萃之區，多了一些進士、舉人和國故大師如蔡元培、章炳麟這樣的人。他們也有一批組織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等。在基層為他們披堅執銳的，也有個駭人聽聞的「青幫」。
總之這兩個團體的靠近，已把長江流域的菁英，籠絡過半矣。其實那時留東學生兩萬人，人數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學生會的組織。這些地方性組織雖非革命團體，然類多傾向革命。一經號召，都是革命的後備軍。所以孫、黃接觸之後，他們就想組織起一個全國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這些革命團體，卻都有其先天性的缺點。就談打倒專制，建立民國吧，他們之中幾乎沒一個人知道，一個沒有皇帝的國家，是個什麼樣子。換言之，他們都是一批未見過世面的土包子。不會講大話、談學理；祇能動手、不能動口。他們也沒有海外關係。同文同種的中國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歐美華僑社會是什麼個樣子；對歐美國家去協商、去折沖樽俎，是如何個協商法、折沖法？這一點他們就得聽孫中山的了。
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原是個見多識廣，能說能吹（學術名字叫做「宣傳」罷）的，有名的「大炮」。他說「興中會」單在南洋即有會員十萬餘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銀山。千萬華僑是如何的富庶多財、慷慨好義，為革命之母。三合會、致公堂是如何的兇狠，清吏無不聞聲落膽。他與歐美兩界朝野兩界的過往，又是如何的得心應手……。總之，這些小革命團體之所無，正是這位孫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攜手合作，截長補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現說現賣，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國學留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開群眾大會歡迎孫逸仙先生。先生著筆挺的白嗶嘰西裝、戴通草帽，按時出現於講演臺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現代政治家姿態，像廣大而熱情的政治群眾發表了政治講演。他使盡他天賦的講演天才——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的演說天才（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毛對孫的評語）——使盡了渾身解數。中山一炮而紅。他風靡了當時在場的一千數百位聽眾；透過這些聽眾，他也風靡了當時在日本兩萬名中國學生。透過中國留學生，他也風靡了數已千萬計的底黃海彼岸的祖國同胞。——孫文在中國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就從此確立了。
一個星期後，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國近代史上起劃時代作用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赤阪區一家市民住宅裡，便呱呱墜地了。（為免日本政府干涉，會名中刪除了「革命」二字。） ◆ 大清帝國「牆倒眾人推」
旅歐中國學生，何必忽然心血來潮，匯款邀請中山呢？原來就在中山這段不得意的時期，革命意識和時機卻在中國大陸迅速上漲。在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於一八九五年四月簽訂之後，全國上下還寄望於康有為、梁啟超所發動的「強學會」和「變法維新」。孰知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徹底的失敗了。失敗之餘，大清帝國也就在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幾乎遭了瓜分之禍。筆者曾另有專篇記其大略。別的不談了，就說香港罷，九龍就是在這一年被英國強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時至一九九七，租約期滿，女皇陛下就要按期歸還了。也就是這一年，德國強佔了膠州灣；他的老搭檔帝俄也「租借」了旅順、大連。為阻止此二強壟斷中國東海岸，英國又加租了威海衛。法國不甘後人，一下也就霸佔了廣州灣。大小帝國主義這時在中國都大搞其「勢力範圍」；要不是列強的野心為「均勢」（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們早就把「東亞病夫」這個大清帝國瓜分了——那個不幸的「歐洲病夫」鄂圖曼大帝國就是被他們這樣啃掉的。時至今日那個不自量力的伊拉克海珊小獨裁，還想「收復失地」──併吞同文同種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國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可是我們那個昏聵糊塗的慈熙老太后，竟然異想天開地搞出一套「刀槍不入」的「義和拳」，來「扶清滅洋」；那就荒唐透頂了。作者落筆至此，何敢冒犯那些品質高貴、大義凜然底貧下中農所組織的「義和拳」？我所可惜的祇是他們氣功未練好，惹起了「八國聯軍」，又抵擋不了洋人的刀槍直入。在「辛丑合約」中累得我們四萬萬無辜老百姓，每人各賠紋銀一兩罷了。——那時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賠了十多兩銀子。因此在下寫這段歷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權利。
拳變剛了，又爆發了兩大強鄰的「日俄戰爭」（1904-1905）。這兩個混蛋的帝國主義竟然為搶奪我中國的土地財寶，在我國境之內，開起火來。而更混帳而顢頇的，卻是我們的滿清政府。它無力阻止兩個強鄰在我國土上作戰，竟然公開把遼河以東的土地，劃為「戰區」，而自己在遼河西岸，宣佈「中立」。
朋友，這時的中國哪里還配稱為「國家」呢？我們連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還有個殖民國家來保護它。我們這個「次殖民地」（中山警語）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時有若干知識份子對大清政府發點牢騷和警告，而那批滿族統治者，竟能把臉一抹說「寧贈友邦，不畀家奴」。這種話哪是人類嘴裡說出的呢？
賢明的讀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時的中國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國內憂外患，發展到日俄戰爭前後，變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碼知識水準底中國人的切膚之痛、燃眉之急。認識它底嚴重性，已不限於「得風氣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華僑了。因此就在這一兩年之內，國內救亡團體之組織乃風起雲湧。少數愛國者甚至不惜採取犧牲個人的行動，以暗殺滿清當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吳樾烈士（1878-1905）在北京車站謀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慘烈殉難，便是個突出的例子。這種恐怖主義雖無補於大局，但是它既表現出民憤之深；也炸得清吏膽寒。辛亥革命時，我們安徽第一大碼頭蕪湖，就是被兩顆「鹹鴨蛋」光復的。老鄉吳樾導夫先路之功也。
這時長江流域的革命小團體之建立亦如雨後春筍。一般性的民變和小規模的組織不談，那兩個最有影響的「華興會」和「光復會」，也就在這兩年成立的。
「華興會」是黃興和劉揆一、宋教仁、吳祿貞、張繼等於光緒二十九年除夕（1904年2月15日；一說1903年11月4日）在長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為主體。「光復會」則是一九○四年秋成立於上海。蔡元培當選會長。成員有徐錫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蘇、浙、皖三省青年為主體。
與兩會同時，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陸軍之內，組織了一個「科學補習所」（1904年5月成立）。社員中有曹亞伯、張難先等，後來也都是革命陣營中的骨幹。
一眼看來這些革命小團體，似乎是各地區青年組織的。其實不然，他們彼此之間乃至他們與「留日」、「留歐」、「留美」等學生團體的「海外關係」不但聲氣相通，會員之間更有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的往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的宗旨、目標和方法，實在是完全一致的。至於武昌起義的「日知會」、「文學社」等等，其實都是上述這些小組織的駢枝機構。祇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通性。君不見紐約市愛好「國劇」的「票友」們，他們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類的細目，但是他們卻組織了五六家的「票房」，結果沒一家可以單獨上臺唱戲的。要「宣揚國粹」，還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們或問，諸公諸婆為何不聯合起來呢？朋友，要能聯合起來，豈不變成的德國人和日本人了？那還是什麼中國人呢？
長話短說，時至二十世紀初年，大清帝國害了癌症，氣數已盡，非垮不可了！「牆倒眾人推」！眾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罷了——這便是滿清末年，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式和性質。
◆ 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範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幹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則以一九○三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將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範」。如此而已。——這幾條簡單的口號，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內，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內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的華僑，一致的呼聲。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幹幹幹；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號，孫文和楊衢雲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志的發言人，將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學生就要扳請他出來現身說法，甚至實際領導了。這樣一來，就使得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從美洲的灰溜溜，變成了歐洲的香餑餑了。
◆ 佛郎、馬克雪片飛來
首先匯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請到歐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歐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珂、魏辰組等人。朱、賀等湖北青年原來也是武昌城內滿口新政、革命、排滿的小搗亂，聲勢頗大。湖北早期地方當局的張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對這些小把戲一面羈縻、一面「充軍」，乃撥資把他們送到海外留學，以免他們在國內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則送往遙遠的歐洲，較和平者，則送往東鄰日本。所以他們都變成留歐、留日的「官費生」。
那時的「官費」和後來的「庚款」一樣，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個「官費生」都是個小富翁。加以他們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爺，輕財仗義。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發現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孫文卻是滿口流利英語的留學生老前輩。敬佩之心，不覺油然而生。乃通過與中山有舊的鄂籍旅美學生劉成禺，邀請中山先生赴歐一晤。
這時待在紐約的孫中山，原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我相信他那時在紐約以「打工」為生。五十年後的不才，也是紐約市內的一名窮光蛋，也以打工為生。深知這批打工仔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也，而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我們打工仔前輩中最大一條「龍虎」。祇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淩空而降。他不管中了「樂透」頭獎。因此一下把「銀盤」扔掉，一溜煙跑到歐洲去了。——在歐洲，中山先生是個有崇高聲望的。因為他是當年震駭世界的倫敦「西安事變」的主角。
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布魯塞爾和柏林，中山與那百十個漢族留學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個名震國際、革命經驗豐富、英語流利，又博擊群書，滿肚皮哲學，而又有正式M. D. 學位的老留學生，那批鬥志昂揚，卻兩頭不通氣的小竹節們，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老套，把他們組織起來了。——這個新組織是沒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學生的反感，沒有把他那個早已死掉的「興中會」搬出來復活（事實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時，已不願再用這個老名字，而改用「中華革命軍」了）。
這時中山覺得自己已經是個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與英、法政府都有往還，實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級觀光大旅館。這意見一經提出，信徒們從無異言。據朱和中回憶，大家「爭相捐助」，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中山既得鉅資，在巴黎、倫敦大活動一陣，尚餘「萬餘佛郎」，乃乘高級郵輪，直奔遠東去也。（作者注：那時留法公費生每月學雜費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時雖然還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湯薌銘等四個「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動；還是把法國公文直接退還給孫博士，並恭送中山離境了事。
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
◆ 一個「開始的結束」
中山這次自海外歸來，可說是「適得其時」（perfect tim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國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絕對多數，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在南京就職。改元、易服，使用陽曆。中國歷史上三千年的帝王專制，和最後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族入主，同時結束。中華民國也就正式誕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頭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對這段歷史，我們的執政黨——國、共二黨的黨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釋。
國民黨官方的解釋是根據「總理遺教」的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樣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全部實現，才叫做成功。如此說來，則「辛亥革命」祇是個流產革命，因為它的果實被袁世凱等軍閥官僚所竊取；被黨內叛徒所斷送，所以國民黨要繼續革命，二次、三次到無數次。不達目的，不能甘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後，國民黨就取得了政權，建立了五院政府，應該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誰知這次革命果實，又被共產黨半路竊去，所以國民黨還要繼續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建設中國。不達目的，則革命永遠不能甘休……
中國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更為簡單明瞭。他們認為辛亥革命祇是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動的和假冒偽善的。算不得是個革命。因此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所製造出來的「中華民國」，也祇是反動階級所控制的一個「朝代」。一部「中華民國史」也祇是一部「斷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的。
其實從「黨史」的觀點來解釋「國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為每個「政黨」，尤其「革命政黨」，都有其極其主觀和排他性極強的意蒂牢結。首先肯定了一個意蒂牢結，然後再談歷史，這就不是「以馬拖車」，而是「以車拖馬」了。抽象的說，這就叫做「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
歷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搞歷史的人，隨著潮流前進，然後回頭追本窮源去看看，哪兒是青海源頭？哪兒是金沙江、三?#123;？哪兒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然後才能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我們如果昧於極其客觀發展的歷史事實，而在想像中製造一條隨自己意志發展的歷史，甚至對未發生的歷史發展，也根據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這就叫做「實行某某主義」；主義實行得了，那是「客觀」與「主觀」的「巧合」。客觀與主觀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觸，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輕者誤民誤國；重者就伏屍億萬，萬劫不復了。古人常說什麼「誤天下蒼生者，乃此人也。」一個大大小小的獨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難辨認的。
再回頭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兩大任務：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前者是沒什麼可說的。重點是在後者。
什麼是「建立民國」呢？簡單的說，就是「把君權換成民權」。君權是「中古」的制度；民權是「現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換成「現代的制度」，用個抽象的名詞，便叫做「政治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不是任何國家所獨有，它是世界歷史上的共同現象。而各國又因為歷史和社會等等條件的不同，其政治現代化的程式，亦有長短、緩急、遲早、逆流、順流……之不同。
具體說來，把「君權」換成「民權」，以美國為最早——美國擺脫英皇於一七七六年。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國」（Republic）。但是美國建國不是一蹴而幾的。他們「英語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傳統」（The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體說來英語民族成功地約束王權，蓋始于「光榮革命」（1689）。自光榮革命到美國革命，他們大致掙扎了八十餘年，才「建立」了一個說英語的「民國」。
法蘭西民族，從君權完全換成民權，自法國大革命（1789）到第三共和之確立（1875），大致也掙扎了八十餘年。
俄國的情況也大致差不多。蘇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開始，中經列寧、史達林將近四十年的獨裁專制——遠甚于沙皇的獨裁專制，到最近的政變流產，和戈巴契夫自聯共主席遜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進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歷經軍閥起伏專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戰敗，也掙扎了八十餘年，始搞出點民治的雛型來。
比諸世界先進的民治國家，老實說，咱們中國人向現代民權政治進展，也不算太壞。我們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們出了一個隻做了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統爺也回來搞了幾天。其外蔣、毛二公也各做了幾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畢竟不敢搞「黃袍加身」。最近「紐約時報」也把鄧公小平封為The Emperor Of China。說句公道話，「小平您好！」比蔣、毛二公畢竟要民主多了，雖然他也搞出「天安門事件」的一大敗筆。但是我國近代史上，從君權到民權的轉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對付這場洪水，君不見官家祇能「炸堤」，哪能「築堤」呢？——「社會科學」還是應該多學點才好！
我們搞「炸堤洩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這時限是民主先進國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們的成績，不算太壞！
那末，「辛亥革命」在我們這「從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轉型期」中，算個什麼呢？
曰，廣義的「辛亥革命」（1890-1912），是我國歷史上從君主到民主這個轉型期的「開始」。
狹義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1月1日），則是這個「開始的結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請讀者諸位指教。（全文完）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晨 九點五十八分
於北美新澤西州 ◆ 三權已足 五權不夠
精通「國父思想」、「孫文主義」的專家們，可能認為筆者所說的「八字」靈符，太簡單化了。國父還有「五權」憲法呢，你只提了三權；國父沒有「三民」主義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你就不談了耶？
限於篇幅。應另有專篇始能詳答。簡而言之，我們要知道，國父也是遜清遺老，去古未遠。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遺教中最最可取的兩大制度：「考試制度」和「禦史制度」。他要把它們延續下來。于三權之外，另設「考試權」和「監察權」。殊不知這對難兄難弟，都祇是「農業社會」和「中央集權」前提下的天才發明。可是在工商業發達，現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 Society）裡，他兄弟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在一個多重中心的現代化社會裡，要「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就以這超級工業化的美國情況來說吧，凡是沾上要領取執照的職業，幾乎無一不要考（雖然「考試」這個怪物原是中國人發明的）。且看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社會服務員（Social Worker）、員警、郵務員、飛行師、領航員，甚至嘗酒師（Winetaster）、水喉工、地產經紀、貨車?#123;駛員、計程車?#123;駛員、電器工、電梯操縱員、私家車?#123;駛員……蓋不下百數十種，再加上各大公司行會，亦各有其專業考試，下及垃圾夫等等……無不有其考試。一個「考試院」哪考得了那許多？所以中山所特別強?#123;者，祇是「文官考試」（高普考），專為入朝當官而參加之考試也。試問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幾個要做官？他們要在工商界當大老闆呢！「考試院」派啥用場？
至於「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國傳統上的「禦史」也、「言官」也、「參劾」也。都是專制政體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罷了。最近在臺灣的蔣緯國將軍為了「私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得手忙腳亂。在他老子和哥哥當政時代，緯國要私藏幾個原子彈，于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之中，發生監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對黨也！所以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之內，防貪防腐，三權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於事也。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用？
◆ 「武昌起義」的經緯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的故事，史家所記蓋不下千百萬言。筆者個人在海?#123;兩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開沅、謝文孫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書目便有數千種之多，允為「民國史」中各專題之最。按題翻閱起來，豈一人一輩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情形，亦不妨以三數百言一筆帶過：「武昌起義」是清末革命黨人所發動的最後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暴動，而能佔領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孫黃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穩腳根，則全國各地便會作連鎖的響應（chain reaction）。從湖南、陝西、江西（10月22、23日）開始，時未逾月，全國便有十三省宣佈獨立，而策動獨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黨，而是各該省內，由立憲（保皇）黨所掌握的民意機關——「諮議局」。這一來，那些無用的滿族王公應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擯斥的袁世凱來撐持危局，而袁氏則養寇自重——一面「進剿」，一面又與革命黨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漢三鎮反攻，也只取二城，留個武昌給黎元洪、黃興這一架兩頭馬車去慢慢拖延。
原來當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軍的「都督」之後不久，黃興亦趕到武昌（10月28日），並被推舉為革命軍戰時總司令。如此令出兩府，便隱約的引起黃黎、湘鄂兩派的分歧。黃興苦戰經月，終致兩漢皆失，武昌垂危，黃氏終為鄂派孫武（民問誤傳為孫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職遁返上海（11月27日）。然克強雖去，全國革命形勢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復（12月2日），各省遣滬代表復舉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擬組臨時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擁黎者則堅主黎正黃副。相持不下，儼然成為十餘年後「寧漢分立」之前奏。而此時革命軍的旗幟鄂方所用者為共進會的「十八星•錐角旗」；寧方所用者，則為自製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廣東光復時（11月9日）所用者又為「青天白日旗」。一軍三旗，亦見革命黨人錯綜複雜之組織關係也。然斯時民國未建、韃虜猶存；黎、黃雙方為自解計，竟分電袁世凱。袁如倒戈反清，當公舉之為民國大總統。斯時歸國途中的孫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國「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為新出獄的汪精衛所發明）。
但是在袁氏遵約倒戈之前，總得有一番和談，以終止此南北對峙之局。這樣一來，則南方這個支離破碎，一軍三旗的紛亂場面也得有個整體的規劃，和一個總負責人。黎、黃二公既相持不下，則聲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孫文，就呼之欲出了。時局發展至此，袁氏亦覺時機成熟，由前敵將領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聯銜通電（民元1月25日），六歲的宣統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 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
還有許多歷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國漢學家，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將瑪麗•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發現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共進社」他們搞起來的。「同盟會」幾幾乎沒有實際參預。
我們治革命史的，如果只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看它，這話原沒有錯。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和那些首義團體，的確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一時俱發的群眾通動」（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暴發之前，更重要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雖革命群眾人人皆有，然其中總有一兩個，甚或祇有一個團體，為「眾星所拱」，為兄弟團體所信服的，「馬首是瞻」的老大。中國革命如此，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也都是一樣的。老實說，辛亥革命前後，革命群眾所一致篤信不移的共同意志，祇有八個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須知袁世凱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奪了革命果實，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後四字而身敗名裂、遺臭青史的。）而同盟會卻正是這樁「共同意志」的發源地和推動者。它也是化這一意志為革命行動的「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國為模範」的運作方式、抽象理論，和領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團體，都祇是一些「娃娃隊」「紅衛兵」。他們造反有餘；建立民國就不是他們辦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會」領導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貶了林肯一樣，都是二次大戰後，美國繁瑣史學濫觴的結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會當時這八字靈符，宣傳起來，雖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實行起來，卻有其難易之分。「驅除韃虜」那時是最有效率的口號。它擴大了統戰範圍；縮小了打擊目標。把大清帝國的唐德剛一切罪惡，腐爛社會的一切不平，帝國主義的各項侵略，這些大黑鍋，都讓「韃虜」大哥，一肩背了過去。把「韃虜」一下「驅」掉了，一個燦爛光輝的中華上國，立刻就可「依復」了。好不痛快哉？！
驅除韃虜豈難事哉？非也！現在紐約市大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著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要驅除的韃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麼要「驅除」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韃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把漢家姑娘嫁給你呢！」所以孫中山那時要「驅除韃虜」，祇是驅除幾個可憐又可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聵糊塗，連半句「滿語」也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其後袁世凱歪歪嘴，不就把他們「驅除」了？——乾淨俐落。
可是那八字靈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麼簡單了。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以他們自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範，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司法獨立」的美國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l）。
「同盟會」於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時，其組織形式即分「執行」、「評議」（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體一致推選出任「執行部總理」，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等於副總理。汪精衛則當選為「評議部議長」；鄧家彥為「司法部判事長」。每部各有分屬。全會幹部三十餘人，三權分立，煞有介事。然據曾任執行部書記的田桐回憶，「當時以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複。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遇有重要之事，將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自此制行後，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見田桐「同盟會成立記」，載「革命文獻」第二輯）事實上，當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孫總理接受日人饋金離日時，如此重大事件，他們顯然連會也沒有開過。於此一糾紛，我們就可看出這個革命司令部內，平時會務操作的程式了。其後由「同盟會」進而改組為「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連「總理」、「總裁」二職稱都變成孫、蔣二公專用的「諡法」，再沒有第二個「總理」，第二個「總裁」了。三權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許要問：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徹底了嗎？朋友，革命原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它是分階段前進的。每一階段都有些進步，搞了七八上十個階段，「革命」就會「成功」了。用不著做急色鬼。所以當時以一個首倡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神聖政黨、國父完人，以身作則，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諸軍閥及「八百羅漢」（民初國會議員的集體渾名），而期其有成，豈非緣木求魚哉？辛亥革命過去八十年了。我們搞「建立民國」，到現在已換了幾個朝代，而我們的「民國」至今還是個半?#123;子、「四不像」，實在是沒什麼好奇怪的。——但是一個真正的「民國」，最後是必然要出現的。不信，等著瞧嘛。
◆ 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再看看國父的「平均地權」的高論吧。中山那時談平均地權，非搞毛澤東式的「土改」也。他的重點是亨利•喬治的「單稅法」中「無勞增值、漲價歸公」那一套——說淺顯一點，中山先生反對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炒地皮」。倫敦地價在十九世紀漲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後美國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讀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臺北甚至廈門）。亨利•喬冶老兄在紐約點出了這一點。一八九六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也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一輩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如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讀到喬治的「進步與貧困」之後，恍然大悟，非反對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喬治這一套，都是相當深奧的。它不是青年留學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專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能輕意瞭解的。所以他們都曾和中山「激烈爭辯」，甚至反對到底。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裡面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因此共進會後來頒佈的「會章」，一切都以同盟會的會章為?#123;本，祇是把「平均地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胡漢民在「民報」上談「六大主義」，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屬於王莽和毛澤東，非孫中山也。
中山那時所搞的如果祇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和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都不會反對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喬治一套的洋東西，對胡、梁等一些土老兒說來就有對牛彈琴之感了。
其實亨利•喬治（1839-1897）和馬克思（1818-1883）一樣，都是十九世紀的理論家。喬治第一本談「土地政策」的書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時資本主義的諸「大王」，都還潛龍在田，蓄勢未發；祇有炒地皮才一馬當先。所以喬治先生以為用「單稅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他一切社會經濟問題，也都可迎刃而解了。這是他老先生一廂情願的想法。其實「經濟起飛」了，哪一項利潤不是Unearned Increment（無勞增值）呢？要「漲價歸公」，為什麼只對地皮客過不去呢？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漲價歸公的辦法，直到今天的臺灣也實行不了的緣故。現在我們在紐約的「小臺北」法拉盛，一度有華裔「地產經紀」三百家，這兩年來地皮跌價，據說都紛紛改行了——這就叫做「市場經濟」「自動?#123;節」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卻是個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為時未及半年，便發生了10月10日（陰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義」，從狹義的觀點立論，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謂「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國為「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而發動的革命運動之最後一次的「起義」。通過這次起義，則「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兩大目標，便完全達到了。——因此吾人如認為「中國F代化運動」是有其「階段性」的，則「辛亥革命」應是第一階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階段。不過其後還有三五個乃至七八個「階段」，有待突破罷了。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國、共兩党的理論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就難怪孫中山先生要慨歎「革命尚未成功」了。共產黨理論家則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產黨人所認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讓我再看看這「武昌起義」是怎樣搞起來的。
長話短說。直接推動「武昌起義」的，有兩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另一個團體「日知會」則作用不大。它祇是個被革命人士用為盾牌的聖公會讀書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進會」於一九○七年成立于東京。原動議人為同盟會內黃興以後最末一任的「庶務」劉揆一。揆一為什麼於同盟會之外，再組織個共進會呢？其原因是同盟會鬧分裂。光復會退盟；孫中山與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組同盟會「總部」，因此原同盟會分子之留日者，不願再隸屬於老同盟會。劉揆一是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組一個與同盟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以為彌縫。
據共進會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進」者「有進無退」也。所以它也是許多小革命團體的「共同」組織。宗旨與同盟會完全一致。祇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至於會旗，他們就不用孫中山堅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錐角交錯」的十八星旗。中國那時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顆星，顯然亦以美國「星條旗」為模範也。新會既立，一時頗得人心。各省英雄紛紛加入，如川人張百祥（百祥與哥老會有淵源，故被選為第一任總埋）、熊克武、喻培倫，鄂人居正、孫武，湘人焦達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時之選。東京之會既立，旋即移師武漢，儼然是長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雖然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並無直接關係，然「共進會亦戴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以示不與同盟會分別門戶，獨成系統也。」（見蔡濟民、吳醒亞合著「辛玄武漢首義實錄」）如果此言可信，則本篇前引美國史家瑪麗•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義時，第二個主要團體「文學社」，則是個青年軍人的組合，原名「振武學社」。蓋清末行新政，練「新軍」，袁世凱的「北洋六鎮」之外，以湖北張之洞所練的「鄂軍」最有成績。袁世凱狡猾而專橫，他的六鎮之內不用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張之洞則較開明，他不但大批保送優秀青年留日，並且重用留日歸國學生以擴展新政、新軍。不幸的是，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內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因為有舊政權的克制，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運動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這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內，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學社則是他們的秘密組織。文學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員遍佈鄂軍諸標（即現今之「團」）及工程營、輜重營、炮兵隊等單位。所以他們一旦搞起「起義」來，就同孫、黃在華南所策動的不一樣了。在南方他們多半是以「烏合之眾」對抗「正規軍」；在湖北他們要「起義」，那就是「正規軍叛變」了。搞軍隊叛變的效率，較之搞會黨暴動，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過「文學社」裡的小革命家，卻有個美中不足——他們之間，有兵無將（這和同盟會內有將無兵的情況，恰相反）。「文學社」的首任社長蔣翊武（湖南灃縣人），也不過是鄂軍混成協第四十三標三營裡的一個小士兵。後升正副目（正副班長）。其他列名史冊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們一旦造起反來，局面搞大了，卻有「有兵無將」之苦——後來情急智生，竟強迫一個反革命的旅長（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來領導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驟起，清廷要?#123;鄂軍入川彈壓，而眾兵丁不願離鄂。「文學社」與「共進社」乃暗通聲氣，終於聯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就搖搖欲墜了。
◆ 從「企台」到「總統」
中山先生此時雖病急亂求醫，四處籌款，但所得則極其有限。東西帝國主義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當時在美洲華僑界的最大靠山厥為「洪門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據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年（宣統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陽曆三月一日）「致美洲同志趙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義之失敗，實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頓致公堂擔任五千，所寄不過一千九百餘元。紐約致公堂許擔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書如鄧澤如所著「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中所羅列的十萬八萬之數，都是「認捐」的數目，或事後誇大之詞，不是實際的收入。這實在不是「致公堂」諸公慳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個無底洞，鈔票是填不滿的。加以當年華僑社區之中，既無「王安」，亦無「包玉剛」。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國「排華法」欺壓之下，做點洗衣店、餐館的苦力勞動；終年所得，勉卻饑寒。在一身難保之下，支持革命，已盡其所能了。過分捐獻，大多力不從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土死難之後，他實在已羅掘俱窮，甚至自身也衣食難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中山時年四十六，正值壯年。據黨史所載，他那時正在北美「致公總堂」支援之下，組織個「籌餉局」，到處巡迴講演革命，籌募軍餉。但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復）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台」（粵語茶房之意）。他原先對「武昌暴動」的消息，並未有太強烈的反應。因為同樣的起義他已領導過十次了，何況這次的發動者和他並無直接關係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說著，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那電報（顯然是黃興打來的）是要他立刻束裝回國。因為革命情勢發展迅速，「中華民國」可能即將成立；一旦成立了，則首任「大總統」，實非君莫屬也。——果然，兩個多月以後，企台老孫就真的做起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了。 ◆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黃花岡」
孫中山先生實在是十分偉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時代是個最前進的思想家。搞歷史的人一百年後回頭看，孫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層領袖中，近百年來極少有、甚至是唯一的「現代人」。毛澤東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這三個字不是我們寫歷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邊人江青夫人對他的評語。君不見毛主席故宮的偉人書房裡，就找不到一本洋書？君不聞，毛主席自誇把「資治通鑒」讀了六遍。毛主席一輩子隻會做酸溜溜的舊詩詞，而一句「新」詩也不會寫；毛公也一輩子未穿過西裝，據說也未刷過牙。他這土老兒居然也找到了一個當明星的老婆，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中山先生是個現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時的思想，是「新」得過了頭，也可說是「躐等」吧。其實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夠領導一個「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餘的。
為著「驅除韃虜」，同盟會一成立，他們就想到要聯合會黨，搞武裝暴動。在辛亥之前，孫中山所親身領導的所謂「十大起義」，有八次都是同盟會在它短命的六年（1906-1911）之內發動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內就「起義」了四次。計有「潮州起義」（5月）、「惠州起義」（6月）、「欽州起義」（9月）和「鎮南關起義」（12月），（外加同年7月光復會徐錫麟的「安慶起義」）。一九○八年則有「欽、廉起義」（3月），雲南「河口起義」（4月）；一九一○年則有「廣州起義」（2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前則有最慘烈的黃花岡」（一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廣州起義」（4月27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會諸公為什麼要不斷地搞這些準備並不充分的小起義呢？而這些小起義為什麼沒一個能維持若干時日的呢？這就因為孫、黃諸公都堅信滿人政權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末日。牆倒眾人推，祇要他們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國南部沿海佔領一兩個城市，全國各地就會一致響應；然後群策群力就會把大清皇帝拉下馬。——他們這一構想，並沒有錯。辛亥武昌起義之後，各省響應之熱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黨人搞了十餘次大小起義，竟然沒一次能佔領一個城池至一兩個星期之上的，所以連鎖反應就無從發生了。
再者，孫黃二公都是運動秘密會黨起家的，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會黨的戰鬥能力了。其實會黨祇是些烏合之眾，而革命党領袖如孫黃等人，籌了些極其有限的「軍餉」，買了些陳舊槍炮，便驅策這些烏合之眾上前線、作戰賣命。而孫、黃兩人又都是文人。孫逸仙是個學貫中西的洋翰林；黃克強則是個「文似東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沒有臨陣經驗。那些桀驁不馴的會黨分子，也不一定聽他們的指揮。率領他們去「起義」，正如古人所說，「驅市人為戰」。對方的清軍雖說不上是什麼勁旅，但至少是職業性的正規軍。兩相砍殺，則勝敗之數，就毋待蓍龜了。所以同盟會諸子，在羅掘俱窮，運動會黨，發動七次起義，都一無斬獲的沮喪心情之下，最後不顧一切，乾脆捨棄會黨，就自己赤膊上陣了。
最先丟掉筆桿，拿起手槍炸彈，去和滿族王公拚命的高級幹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稱的才子汪精衛了。汪精衛其時年方二十七，由於「民報」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滿天下，連北京的深宮內院繼慈禧、光緒（1908年死亡）執政的后、妃，亦無人不如、無人不曉。
汪原在南洋一帶隨孫、黃二公辦雜務，然自覺同盟會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非自己捨身作烈士別無他策，乃留下血書不辭而別，由傾慕他的女友陳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為陳璧君自報，實數猶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倫、黃復生等數人輾轉潛入北京，詐開「守真照相館」，謀剌攝政王載灃。小才子怎能作職業剌客呢？事機不密，汪、黃二人就被破獲逮捕了。
北京捕獲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滿天下的汪精衛。消息傳出，一城皆驚！汪、黃大獄竟由肅親王善耆親自主審，而善耆竟是個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儀表供詞和丰采所懾服。當他把汪、黃兩犯「隔離審訊」時，二人皆堅稱是「個人謀反，累及無辜朋友」，叩請庭上將本犯千刀萬剮而將無辜者釋放。據說善耆聞供大為感動，竟放下朱筆，再三歎息，口稱「義士、義士」不絕。就這樣他才說服攝政王載灃，把這兩個罪至淩遲處死、九族同誅的「大逆犯」，輕判為「永遠監禁」的。
作者落筆至此，倒覺得載灃、善耆這些「韃虜」貴族，顢頇誤國，固罪無可逭，然較諸後來國共兩黨，誅鋤異己，殘害無辜者之兇狠毒辣，實有足多者。治史者紀錄善惡，可不慎哉？！
汪精衛那時年輕衝動，激於義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國同情，把排滿革命，帶向另一高潮。其實汪氏祇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當時革命黨人，痛恨清室誤國，沮喪之餘，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無名烈士，其死難之慘烈，更足銘人肺腑。即以喻培倫烈士而言，喻君原為三位刺客中的漏網之魚，原可不死，但是最後還是自求一死，做了黃花岡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又有誰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倫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最後叢葬于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實數是86人），他們當時是人人自求一死的。這群烈士都是當時中華民族中熱血沸騰的青年，他們眼見國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間，而人民愚昧、清吏顢頇。他們原想藉華僑之錢，?#123;會黨之勇，以推翻滿清惡政。可是起義十餘次之後，才知迦A僑之錢匪易，?#123;會黨之勇尤難。絕望之餘，乃決心以一己血肉之軀，作孤注之一擲。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難前的孤憤心情。
他們死得太慘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會」的骨幹，他們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將相之材，卻被當作衝鋒陷陣的小卒犧牲了。一旦集體犧牲，則同盟會之菁英斲喪殆盡；但是他們之死，也挖掘了我們民族的良心。——全國暴動已蓄勢待發，清廷惡政也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 孫文的革命外交舉隅
當國內革命運動鬧得如火如荼之時，孫中山先生在做些什麼呢？香港那時不許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禮貌的擋?#123;。中山活動的地區，祇限於南洋。後來南洋荷屬、法屬、英屬諸殖民地，為著向清廷討價，對他亦不表歡迎，弄得中山無處存身。以致在民國前二、三年間（1910-1911）他連繞地球二匝。全部時間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尋覓有錢有勢之歐美人士，同時也想加強他在美、加一帶同盟會的基層組織，為計劃中的「起義」而籌餉。
中山對歐美當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國。他在一九○五年夏應中國留歐學生之請，路過巴黎時，被湯薌銘等所竊走的檔之中，便有一封法國當局把他介紹給安南總督的信件。法國駐安南的殖民地官員，當時窺伺中國之不暇，何厚于孫文？顯然的這些帝國主義者是想利用孫文的；而孫文饑不擇食也想利用他們。
後來同盟會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於是年十月自日本專程經過西貢，趕往馬賽、巴黎。舟過吳淞口，並與專程來訪的法國在華駐屯軍參謀長作最機密的往還（簡直是一種「令符將兵」的方式）。其後中山並派專精英語人員，偕同法國軍官，前後凡三人，前往與法國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廣西、貴州、四川三省，作實地?#123;查。法人此舉用意何在，就發人深思了。後來秘件洩露，清廷據以抗議。法國駐華公使亦為之吃驚，乃行文巴黎問詢。法政府居然要其駐華公使，不必管閒事。中國政府亦無如之何（有關此事件的中國資料散見政府檔案及私人雜著，包括「國父年譜」；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難查證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環球之行」時，亦自新加坡逕赴馬賽轉巴黎，在巴黎住了一個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據說是「竭力運動一法國資本家，借款千萬」。其主要牽線人則為前任法國安南總督。據說是「將有成議；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閣遽改組……此人（資本家）遲款。因其非得政府之許可，斷不肯在國外投钜資，事遂不諧。」（「國父年譜」卷上，頁265；亦載中山於1909年10月29日發自倫敦的「將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載「國父全書」頁419。）據吾友吳相湘、蔣永敬諸先生之考據，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總數尚不及五十萬（500,000 $）。何來此法國千萬富商？所以此一「資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國政府自己；而法國政府投此「鉅資」，意欲何為？而中山要吸引法國投此鉅資，「條件」又為何？均史無明文。蓋同盟會當年與西方諸帝國主義所辦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獨任之。黃興、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語，亦不諳西情，均不知仔細也。
◆ 科州盧家的故事
筆者寫出上段孫中山先生的軼事，朋友們驟讀之下，可能認為是稗官野史。其實這故事的真實性相當高。因為把這份電報丟到中山餐盤內的那位「企台」，和這家餐館的主人盧瑞連君，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都還健在美國。盧君的長子盧琪新君曾任國民黨中央社「駐美京特派員」，與筆者老友，名記者龔選舞君曾長期同事並為好友。盧的次子盧琪沃君，曾任「青年歸主教會」的牧師，也是交遊廣闊之士。他們盧家與孫公為世交好友和同鄉同志，可能還是至戚。中山先生當年在他們餐館中幫忙作企台，原不是什麼秘密。祇是在那清末民初勞工並不神聖的中國社會，如傳說孫總統曾在美國當茶房，恐怕會引起國內守舊分子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孫公諱言之。盧家父子為親者諱，除向至親好友，作為革命掌故，笑談之外，亦未多為外人道。
筆者在八十年後的今天。寫出中山先生當年這段小軼事，正是要宣揚一代聖賢的偉大之處。不才在美求學期間亦嘗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陸在美的清寒留學生，有幾個沒打過工？——在美打工，何損于孫國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孫公的打工正可說明先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後世子孫追念耳。
中山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離開科州回國，便道訪華府、倫敦、巴黎，想舉點外債，以度艱難，卻分文無著。可是中山是當時革命党人中，唯一是以結交異國賢豪，華僑巨富的最高領袖。一旦自海外歸來，中外各報皆盛傳他攜有鉅款回國來主持革命。當他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漢民抵上海時，各界皆以鉅款相期相問。中山答曰：「我沒有一文錢。帶回來的祇是革命的精神！」——我們後輩打工仔固知我們靠打工維生的前輩，一文不名也。至於「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樣的。
由 孟繁之 于 01-14-2006 07:53 AM 最后编辑 长那！！看到最后一句，才知道作者要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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