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拉伯雷遇见李敖(作者：李静)
如果拉伯雷遇见李敖(作者：李静)自从李敖来了趟大陆，这边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评说他，起初毁誉参半，后来骂声震天。如果你问我对他的评价，我只能说：这流氓太会讲故事了——杂文里讲，恋爱时讲（这是我猜的），离婚时讲，法庭上讲，在咱们严肃透顶、底下坐着脸皮紧绷绷之各级领导的北大、清华、复旦演讲台上，他还嬉皮笑脸地讲，讲得底下哄堂大笑，头排坐着的那几位心虽然悬着，也不好意思绷脸了，咱们的凝固性能分外良好的空气，也不大好意思凝固了。这个爱讲故事的流氓，老把政治和“下半身”搅在一起，其行径让我想起五百年前法国的一个同样爱讲故事的流氓（反正教会和贵族是这么看他的），他的名字叫拉伯雷。流氓李敖虽然万众瞩目，但是显然没有流氓拉伯雷幸运。可能你会不同意——和拉伯雷颠沛流离的苦日子比起来，李敖过得爽多了。但如果我是拉伯雷，和李敖一比，我一定会幸福得要死（当然，我早就死了），原因有二：1、我度过了虽然坎坷、却快活而捣蛋的一生，并且留下了一部让后世的捣蛋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葵花宝典——这都是你们小青年现在喜用的滥词儿，我看还是我的书名朴素大气——《巨人传》，他李敖呢？那些故事全零存零取、不留痕迹地变成战斗的小飞刀了；2、我有个伟大的知音——苏联人巴赫金，我那本故事里的微言大义，他火眼金睛全看出来了，我的心血一点都没白费。这样的知音，他李敖有吗？
（为了方便起见，下文均采用第一人称，所述一切，均是“拉伯雷”之看法，与本文作者无关。）
老实说，当我活着的时候，我看重第一种幸福；当我死去450多年以后，我看重第二种幸福。你会说，这是一个鬼魂的虚荣心在作怪。也许是吧，但我也是为了你们这些生者的前途，才看重巴赫金老弟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你们这些死钻牛角尖的小气鬼，板着面孔的假正经，没灵性的石头，概念的囚徒（对不起，一看见你们这副不会笑的死样子，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口出不逊，请多见谅，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如果没有巴老兄（对不起，我太爱他了，这会儿只有叫他“兄”才能表达我的热爱）把我的用意翻译成你们那种经院气的语言，你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们就会说我是个钻言论空子的胆小鬼，瞄准大众钱袋的投机商，晚节不保、屈服于国王和教会的投降派……总之，你们会不好好看我的书，单对我的生平年表说三道四，对我的道德水平横加指责，对我的嬉皮笑脸心存疑虑。你们会拿着放大镜端详我的鬼脸，互相嘀咕：这个满肚子坏水、一脸坏笑的家伙多么不诚实，不诚恳，不严肃，不靠谱啊！他没说出一句正面的、学理的、建构的、直面强暴的真理性话语，在中世纪平民大众水深火热的氛围中，他居然还满嘴脏话俏皮话，还笑得出来，真是缺少起码的道义良知。——你们不就是这么说李敖的吗？但是有了巴赫金老兄雄辩滔滔的一大本《拉伯雷研究》，你们就都老实了，尊敬我了，知道我是“自由之敌”的敌人了，于是我的遗产，就能传之久远了，不但天生会笑的人喜欢我，不会笑的人也不敢在道德上说我什么了。这个李敖小老弟就没我这么幸运，他讲了半天的故事，却只得了一堆知识分子们送给他的“小丑”、“二丑”、“五胎”（××主义的胚胎，怪胎，坏胎，毒胎，死胎）、“戏子”的锦绣头衔回家（当然了，有人推测他会和凤凰电视台瓜分大把的利润，美上天还来不及呢。也就是说，他们相信精神的诉求可以完全被金子摆平。上帝啊，他们简直没有一点神性可言），岂不沮丧。好在李敖的脸皮是很厚的，他绝不会把沮丧示人，相反，他还洋洋得意地自评自己的流氓之旅呢，可我这过来人清楚小老弟心里是什么滋味。有那么一瞬间，他会对自己说：这些蠢货可怜虫啊，他们不值得我爱！但是他又要晃晃脑袋，晃掉这些小气的想法，自言自语道：我为大道而行，非为张三李四而行；张三李四虽然不通灵性，但是不通灵性之人也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啊；所以，我还是一如既往，该干嘛干嘛吧。干嘛呢？当然是继续在各种假惺惺的场合里耍流氓了。
不管怎么说，李敖老弟这次的“神州流氓之旅”，很像我故事里讲的“魔鬼出巡”。“魔鬼出巡”是几百年前我们那儿老百姓的风俗：在上演宗教神秘剧的前几天，扮演魔鬼和妖婆的人们可以穿着行头四处游荡，言行没有禁忌。我在《巨人传》里讲过诗人维庸组织的一次魔鬼出巡故事，被巴赫金老兄分析得头头是道。那个故事是这样的：晚年维庸住在圣马克桑，为了当地人民的娱乐，他给尼奥尔大会写了一出宗教神秘剧《耶稣受难记》，里面扮演天主圣父的演员需要一件袈裟和披带，诗人便向当地方济各会当家神父塔波古去借，塔拒不答应，声称教会严禁把任何东西借给不严肃的戏子。维庸恼恨万分，决定报复。他得知塔波古要骑着一匹小母马募捐去，就组织演员们来一次魔鬼出巡，披着狼皮、牛皮和羊皮，带着羊头、牛角和厨房的大叉子，挂着铃铛，来到塔波古的必经路段。塔波古一到，大家就动用各自家什，怪叫怪闹，把马吓得又是蹦，又是放屁，塔波古从马上摔了下来，可马镫把他漏孔的鞋套得紧紧的，无法挣脱，他只能被惊恐的马踢个不停，脑袋被踢成两半，胳膊腿也这里扔一只，那里扔一只，那匹马跑到修道院时，就只剩下塔波古的一只右脚和脚上的烂鞋了。这就是巴老兄频频称道的“维庸式把戏”。
有人问我，塔波古仅仅是不肯出借袈裟，为什么要在小说里受到如此严酷的惩治？巴老兄替我回答得好——塔波古是“不会笑并憎恨笑的人”，是“自由的敌人”的化身，不肯出借袈裟这一行为，表现出“害怕把圣衣变成舞台与游戏对象的那种麻木的、凶恶的虔诚式严肃性。塔波古是根据原则考虑而拒绝施惠、效力于民间游艺的：在他身上活着的是对舞台、对滑稽剧、对诙谐的那种古老的教会的敌意。”“他是更新和新生的敌人。”亏他想得出这么正经又拗口的话。承他谬奖，他说我“在自己的小说里并用自己的小说表明，他是完全像维庸大师和巴舍公爵那样行事的。……他利用民间－节日的形象体系及其公认的、世代神圣的自由放肆权利，去认真惩治自己的敌人——哥特时代。”是的，哥特时代，用恐怖和强制迫使人服从威权的时代，我反对它。但是我并不用和它同样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方式反对它，相反，我用不正经的、坏笑嘻笑开怀大笑的方式反对它，也就是巴赫金老兄说的“维庸式把戏”来反对它。你不要以为这种“笑”的方式只是表达我真实内容的权宜之计，不对，“笑”本身即是内容，即是和黑暗专制的哥特时代完全不同的无拘无束的新生事物，即是一个自由灵魂内部发出的驱逐黑暗的光亮。人不是要等黑暗结束才能笑，而是笑就要笑在黑暗之中。
所以，我反对那种片面道德主义的观点：当世界处于黑暗之时，笑是不道德的。错！虽然这观点来自黑暗（塔波古）的反对者，但是它里面同样潜藏着塔波古的“麻木的、凶恶的虔诚式严肃性”。请相信我的话：不会笑的塔波古和不会笑的塔波古的反对者，最后都是塔波古。我敢打赌，一旦这些反对者掌握了世界的权力，他们会和塔波古一样僵化残酷，这是不会笑且憎恨笑的人的共同之处。你问我为何这么看重“笑”？因为啊，“笑”是自由与童真的表现，它意味着自由的前提绝非国王和教会交出手里的特权，绝非摧毁一个旧体制、建立一个新体制；自由首先是一个灵魂内部的欢乐、无畏与解放，而这欢乐、无畏与解放并不来自对现世目标（无论这目标多么高尚）的期待与追寻，而是来自灵魂对有限现世的超越和对绝对存在的感知。李敖老弟说的“自由主义先是要反求诸己”，就是这个意思。但此意思绝非一个绝对的“唯物主义者”所能理解。在你们这个时代，独裁者和反对者都是绝对的唯物主义者，就像我的时代里，独裁者和反对者都是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一样。这可真要命。一个人只要“唯”上了片面的真理，他的脸就会像他的灵魂一样凝固。他就不再知道自由和笑为何物。他的灵魂就不再能自我拯救。他也不再能反求诸己，而只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体制的变更或上帝的拯救身上。他不知道他不需等待。他不知道上帝是无形的绝对存在，只要把祂的光明种植于心里，他就能获得自由。只要他自由了，他自会慢慢促进环境的变更，并在这促进变更的奋斗中，一直葆有一颗轻柔、大爱而完整的心灵。灵魂如不自由，即便体制改变了，他也不会感到自由。他失去了感知自由的能力。因为他失去了笑的能力。他会一直被他内心的敌人囚禁，依赖仇恨与悲愤就像依赖空气和水。
表面看起来，爱笑者和悲愤者的差异，是审美趣味的差异；但其实却是维庸和塔波古的差异。塔波古（不管是“台上”的塔波古，还是“台下”的塔波古）酷爱煽情的悲剧，恐惧、崇高和眼泪是须臾不可离的要素，有一点笑声都不行，莎士比亚的悲剧他是万万欣赏不了的，因为那些开场都太不严肃，不能直奔流泪的主题。维庸们则喜欢创作喜剧，当然，往往是黑色喜剧。我和李敖老弟的战斗生涯就是一场又一场黑色喜剧，我们经常耍耍“维庸式把戏”。李老弟说：“我不只是一般的战士，还是神气活现的战士，快快乐乐的战士，使你哭笑不得的战士，这才有趣，绷着脸做战士也没劲儿。我的原则就是快乐地把敌人拖垮……”他在台湾岛上写文章骂人、坐牢、打官司、竞选，是在耍“维庸式把戏”；他到大陆来演讲，上亿人看着他把从未被公开言说过的自由主义和荤故事烩在一起大快朵颐，则是在耍更大的“维庸式把戏”。
你知道，“维庸式把戏”须有如下要素：1、节庆的放肆许可（尼奥尔大会）；2、身份的放肆许可（魔鬼演员肆行无忌的身份）；3、塔波古式的自由之敌；4、维庸制服塔波古所需的决心、勇气与机智（这是不严肃中的严肃，不当真中的当真）。由于最后一个要素的存在，使披着魔鬼外衣的嬉戏打闹，变成了驱逐自由之敌的伟大战斗，而其胜利战果，是板着面孔的正面肉搏所不能取得的。这是我编“魔鬼出巡”故事的用意所在。李敖老弟的此次大陆行，可以说四要素样样俱全，尤其不缺最后一样——他一点不比维庸差，所以也算得上一次标准的“维庸式把戏”。为了便于你们理解，我把故事要素各个对位如下：
1、 节庆的放肆许可——凤凰电视台的“李敖神州文化之旅”：你们既然知道李敖是何种人物，既然允许做他公开的电视节目，它就不可以被强行中断，它得让李敖把话讲完，这就等于设立了一个可以相对自由和放肆的节庆；
2、 身份的放肆许可——演讲者李敖：他既是编剧维庸，也是不好惹的魔鬼演员；
3、 塔波古式的自由之敌——他（们）是谁我就不敢说了；
4、 维庸制服塔波古所需的决心、勇气与机智——李敖一以贯之的自由主义理念：一个人要获得自由，一要反求诸己，二要反求诸宪法；
除此之外，还要补充一个要素：
5、魔鬼和塔波古出没的地带——演讲大厅：这里坐着的可能是魔鬼同行，也可能是塔波古。
如果把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换上“维庸式魔鬼出巡”的衣裳，那么故事就应当这么讲：
晚年维庸为了让他所寄居地方的人民得到快乐，在尼奥尔大会期间，写了一出宗教神秘剧《耶稣复活记》，大意是说：耶稣在某个现代的时刻复活了，他出现在某个介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国家，来到了苦难深重的信徒们中间，启示他们：你们若要建立自由的国，须得自己先从内心消除恐惧和怨怒，学会欢笑和爱；同时，你们要遵守国家的法律，一丝不苟地索取这法律赋予你们的权利，待到你们的权利悉数取得，这自由的国也便来到了。至于它究竟叫“自由的国”还是叫“国王的国”，都不重要了。演出这部戏需要一件袈裟，维庸便向掌管它的当家神父塔波古去借。这个塔波古踞守城堡，权力极大，平时向信徒们征收重税自己享用，还严禁信徒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声称只能照着他对《圣经》的理解来说话。由于维庸是德高望重的外来客，塔波古给他面子让他说明来意——要是本地普通民众，城堡都进不得的。得知了维庸的意图，塔波古立马拒绝出借袈裟，因为他认为这部戏太不严肃，它传达的意思会危及教会在百姓中的权威。维庸发现塔波古如此凶恶，遂发誓报复。
节日期间，老维庸带领化好了妆的魔鬼演员来到塔波古的必经路段，一待塔波古出现，大家就开始怪叫怪闹，把塔波古的马吓得直尥蹶子，塔波古立刻掉下马来，被拖了好远。正当此时，魔鬼演员的内部发生了争执——一批魔鬼甩掉了身上的狼皮牛皮和羊皮，扯掉了头上的牛角和羊头，扔掉了手里的厨房大叉子，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其中一人对维庸郑重说道：“塔波古的统治是不义的，反对塔波古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如果我们靠魔鬼出巡的胡闹权战胜他，就显得太不崇高，太不伟大了。我们宁愿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也不要这种连懵带唬的胜利。”另一人补充道：“对，我们应当正面抗争，公开和教会划清界线，向他们下达正式的抗议宣言书，让敌人和民众都知晓我们正义的意图，为往圣继道德，为万世开太平。”又有一人探讨道：“对于您的剧本，我也有些意见。您怎么能让耶稣说出‘我可以放弃“自由的国”，我现在只谈法律赋予你们的权利’这样的话呢？‘自由的国’是我们全部的信念啊！您让耶稣说出这样的话，等于让他作叛徒。”维庸是个暴脾气，说话一向不干不净，他眼见着马已平静下来不尥蹶子，塔波古又翻身上马，于是心里起急，破口大骂：“你们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笨蛋！你看你看，不抓紧机会，塔波古跑啦！你们受罪去吧，死去吧，我不跟你们玩了！”说完，他带着跟他一块起哄的众魔鬼，渐行渐远。塔波古腿上受了点擦伤，心有余悸，一溜烟逃回城堡，连连庆幸：谢天谢地，谢谢这帮讲名节的君子啊，否则，我老命休矣。
而这些不愿充当魔鬼的君子们，由于挨了维庸老兄的臭骂，心中忿忿，他们站在塔波古城堡外的空地上一会儿骂维庸，一会儿骂塔波古，并且相约：为了正义，我们永不再搞魔鬼出巡！有胆的，火刑柱上见！
我不知道他们最后是逃跑了，还是真的上了火刑柱。逃跑，说明他们是伪君子。上火刑柱呢？如果他们仅仅因为骂了几句塔波古就上了火刑柱，那么我除了诅咒塔波古的凶残，剩下的就唯有对这种匹夫之勇的怜悯了。
2005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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