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鲁迅与人性观念
探讨鲁迅的人的解放观念，不能不提到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的一句话。他说，鲁迅在弘文学院与他经常讨论的问题是: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 它的病根何在?
“理想的人性”是个体追求自我完善的最终理想，也是个体价值的实现形式;“国民性”问题涉及到个体存在的环境，“国民性”的优劣与否直接影响“理想的人性”的塑造。同时，个体是群体(国民)中的一个分子，群体(国民)是个体的集合。探讨“国民性”便是探讨个体之性:寻找“病根”是为了救治“国民性”，即为了完善，并达到“理想的人性”。 因此，如果回答了以上问题，也就解答了鲁迅的关于人性的命题。
1.“朕归于我”的“立人的观念
鲁迅的“立人”观念是在全力介绍西方文化思想时，通过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建立的。
鲁迅的“立人”思想是伴着他对“国民性”的探讨和思考“国民精神之发扬”途径过程中产生的。他认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抵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因此，鲁迅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结果。他认为，专制统治对社会群体的精神压制与蹂躏使人们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个性，长此以往便形成了顺从的性格和奴性意识。要使这些在精神上被奴役和异化了的人们变成具有自主意识的“国民”，便只有通过“尊个性而张精神”的道路才有可育镇正实现。
(1)“个性”与“众数”的紧张
张扬个性解放的主张，在近现代思想史上鲁迅似乎是最早提出的。他通过对近代欧洲社会和思想发展史的批判，得出欲确立独立人性，“首在审已，亦必知人，比较既周，遂生自觉”鲁迅认为，“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自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他的个性解放主张具有深刻的启发。法国大革命后，平等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只有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人们才能“渐悟人类之尊严”，而大家都能理解和悟守“人类之尊严”的前提是必须具备“自我”意识，理解“自我”存在的独特性和绝对性，惟此才能真正懂得“个性之价值”。确立了“人类之尊严”和“个人之价值，那么，“人各有已，而群之大觉近矣”。
鲁迅的“人”的“自觉，，意识表现在“内耀”和“心声”。“内曜者，破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鲁迅指的“内曜”便是“天时人事，胥无足易其心，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状态。这仍是“自觉”的意识。鲁迅认为只有达到“以光曜之发于心”，才可以离开虚伪和欺诈，“其声出而天下昭苏，力或伟于天物，震人间世，，。正因为“内曜，和“心声”是“立人”的根本途径，鲁迅提出了“白心”的要求。他认为，只有具备了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卢梭那样，敢于“羞白心于人前”，才能“起人之内曜，而后“人生之意庶几明，而个性亦不至沉沦于浊水乎”。这样，人走向个性解放的第一阶段的目标实现了。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在强调“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同时，却又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极端个人主义主张，夸大了“个人”和“众数”之间的对立。正如前所述，“个人”和“众数”如同“个性”与“国民性”的关系一样，是一对互动的概念。鲁迅在自身的思想体系内部制造了矛盾，既要求“群之大觉”，又去“排众数”，可见此时的鲁迅处于一种极端紧张的思想状态之中。
这种矛盾的思想是由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迫切心愿和历史经验与现实境况的局限之间的巨大差距所造成的。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鲁迅选择了斯契纳尔(施蒂纳)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认为人“必以已为中枢，亦以已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在这里，“我”是“绝对之自由”，世界以“我”为“中枢”和“终极”。随后，鲁迅肯定了法国大革命后的平等观念促进了“人类之尊严”与“个性之价值”之后，却又认为整个社会“每托平等之名，实乃益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社会民主也“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特殊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区分，且欲致之灭绝”。进而认为，在这种背景下，“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曰以亏损，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此乃“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为通弊”。对大革命结局的分析，更驱动鲁迅靠近“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实现“去物质而张灵明”的主张。
鲁迅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性的病弊，指出“质化”的实质，然而，“去物质”的主张却与鲁迅自身所处的社会背景不相适合，而“张灵明”又不能即时起效，因此，他的呼声没有被泛地认同。
（2）“致人性于全”的“真的人”
在鲁迅的思想追求中，“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人与“真的人”“完全的人”其涵义是一致的。
“五四”启蒙主义运动时期，鲁迅的“立人”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鲁迅继续坚持“任个人”的主张，宣扬“个人的自大”，认为“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这个“个人的自大”便是指充满自觉意识与创新精神的人。这与《摩罗诗力说》中的“精神界之战士”有着直接的渊源。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这样的“个人”是使整个社会实现民主理想的牢固基石，因此，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鉴于此，鲁迅对“天才”的追求也具有同等价值。他说，“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将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鲁迅当时“属望止一二士，立之为极，卑众瞻观，则人亦庶乎沦没”，这种“一二士”都“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这种具有自觉和独创意识的“一二士”，正是这追求个性解放时代所热切企望的，他们的出现，必将成为这时代的引领者。只是，鲁迅将个性解放仅限于“一二士”，这对于“众数”中可能涌出更多的觉醒者的客观形势来说，确实有一些悲壮的色彩在里面。然而，社会因长期处于专制压抑下，“众数”的觉悟是极其有限的，这也正是鲁迅清醒深刻之处。
在鲁迅呼唤“个人的自大”和“天才”的“五四”启蒙运动时期，“排众数”的思想仍未能与“群之大觉”相结合:“‘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
这种“排众数”的思想得以延续的原因，一是他早期接受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超人”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另一面，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合群的自大”的群众。鲁迅对这些“愚弱的国民”的“麻木的神情”，并不是为了低毁或远离他们，而是为了“改变他们的精神”，是为了使民族摆脱愚昧，使国家走向强盛。
观念的转变发生在1919年。鲁迅说，“譬如说某地风气闭塞，也未必无一二开通的人，但记载批评，总要据大多数立言，这一二人决遮不掉大多数”，表明了无论社会进程的缓急或进退，最终总是通过“大多数”人的实践表现出来。至此，鲁迅不再固执“排众数”观念。
而到了1924年，这种观创以乎已然完全翻转了。他认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民众，就没有天才”。这“民众”育“天才”的思想，正与《热风》中“天才”与“庸众”的对立相背。至此，也是对“排众数”观念的补救的完成。因此他说，“做士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干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士，不能发达”。
至此，鲁迅青年时期致力的“真的人”“完全的人”终于树立起来，“人各有已，群之大觉近矣”的思想也得到合理地论证。但这也仅仅是在理论上的结合，对于它的实践，鲁迅却并不是积极的，就在他刚刚完成“个人”与“众数”的妥协时，他仍是表露出对两者之间巨大差异的忧虑。他说:
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
……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戊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 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
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公理也和事之成败无关。
鲁迅的“排众数”的观念直接受到欧洲的启蒙运动后果影响。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发展个性便成为与自由、理性观念并行不悖的重要原则。对个性的追求对于推翻专制统治，推进历史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生产极大地丰富，法国大革命后的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法制观念的兴起，促进了社会向制度化方向的发展，于是，人的自由和个性空间被极大地压缩，资本主义机械化生产也逐步将人推向异化的边缘，人的尊严和价值受到极大的侵害。革命的结果，不是使人更加自由，而是使人更不像人，人性受到了蒙蔽。这一结果，对于崇尚个性的鲁迅来说，是极大的打击，加之国内的革命也是流于表面化，强大的封建专制传统已深深烙在百姓心头，面对这样的世界，他的“排从数”观念何尝没有道理?
既然有“己”“群”之分，便承认了差异存在，这种差异并不排除两者之间的可交流性和共识性。鲁迅的“个人”和“众数”也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存在的。在“人”的自我完善的道路上，提倡提升自我，坚持我见无疑是正确的，只有“众数”中的每一个体都具有自我提升的愿望才能实现“众数”的解放。这只是一个看问题的视角的问题，正因为鲁迅是站在个体的角度思考，加之个人急迫的解放需求，便有了“任个人”、“排众数”的言论。另一面，差异的存在是绝的，只有在差异存在的前提下，人类之间才产生互动、交流的可能性，反之，只会走向单一、落寞。
因此说，鲁迅的“任个人”“排众数”之间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只是先与后，主与附的相对关系，是一体的两面。
2,“国民性”及其诊疗
“国民性”和“个性”是鲁迅早期启蒙思想的两个重要的命题。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又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可分割。在启蒙者的立场上，鲁赶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继承、轻创新，重群体、轻个人的价值观，长期束缚和扭曲了人性，生存于其中的民众“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自我的精神世界被纳入单一的纲常规范，个性完全被泯灭。因此，鲁迅说，目前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致人性于全”。鲁迅曾在《科学史教篇》中讨论了“致人性于全”的基础;在《文化偏至论》中探讨了“欧美之强”的“根抵在人”的命题，指出“立人”“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接下来，在《破恶声论》中进一步探讨了“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观念，并澎丈“己”“群”和“个性”“众数”关系的探讨，树立了“真的人”的形象。
鲁迅认为，如果没有“致人性于全”的“个性”，便不会有整个群体的共同人性，个体的“个性”是“众数”个性解放的前提，从而开启了摸索社会群体自由和自觉意识的形成问题的门径。这样，就与他在《摩罗诗力说》中开始探讨的“国民性”命题接上了轨迹。他的“人各有己”，是探讨“人性”的个别性；他提出的“国民性”，是探讨“人性在某种社会状态中的共同性”。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同对“人”的召唤一样都受到了近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
(1)“奴隶根性”
如果说“国民性”中的众多积弊是受到立足于小农经济土壤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熏染和渗透的缘故，那么其中最为彰著的，无疑应该是“奴隶根性”。
鲁迅曾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他将社会归结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认为中国人在长期的传统文化的精神禁锢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个体的独立性，对奴隶身份的认同和渴望深入骨髓，顽固不化。鲁迅将此归结为中国文化的奴化结果，反过来奴隶心态又成为奴隶文化滋生的温宋。对庸众来说，奴性传统文化“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的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在这样堕落、腐化的机体里，要实现个体的觉醒和独立，无疑是一种幻想，因此鲁迅有了“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焦虑，同时也更坚定了“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的信念。
“奴才”与“专制者”这两种性质是交错混杂的，当别人在自己之上居统治地位时，自己就变成了驯服的奴才;当自己统治别人的时候，就是凶残的专制者。
鲁迅认为“专制者”与“奴隶”可以统一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他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这种两面性格的交错混杂，比直接指斥专制者，或单纯对奴才的批判，更显得鞭辟近里。
鲁迅曾经引用中国封建等级制的“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伦理批判“奴隶根性”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巨公，公臣
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典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
如此环环相循，永无止歇，在这个等级链中，永远存在“凌虐”他人的希望，甚而压在最低层的“台”也不能逃逸出这一循环。鲁迅的言外之意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度，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不同程度的“奴隶根”存在，只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更是尖锐、突出，而没有个体的独立，这一问题也无从解决。
(2)“瞒和骗”
鲁迅认为“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在等级制的社会中，人人都为了取得自己的位置，获取自身的利益而乔装改扮自己，不以真面目示人。人们在冠冕堂皇的道德规范的幌子底下，进行着种种虚伪欺诈的社会实践。他们不说真话，说谎话，说反话，只要迷惑人心，保存自己。这样的社会定然孽生“瞒和骗”。鲁迅深刻认识这一病瘤，指出“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帮”，因此，在中国出现“瞒和骗”这种国民性的弱点，是一件必然的事。
在“瞒和骗”的氛围中，“自欺”和“欺人”是同时进行的。“自欺”是麻醉自己，不敢正视黑暗的现实，苟且偷安，“欺人”是蒙蔽别人，以便自己获取极大利益。而这“欺人”“自欺”的国民性正是民众思想的摇篮。鲁迅说，“我们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必须敢于正视”，“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这是一种“国民性的怯弱，懒惰”是对安逸的令人厌恶的贪婪。
鲁迅认为，“自欺”“欺人”的思想早已深烙在世人心中，随时随地都会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其深层的原因，大致是因为“面子”问题。他举例说:
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糊涂，误认为他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种特别好的浮肿，与众不同。
鲁迅认为“面子”是“瞒和骗”的外衣，为了掩盖“瞒和骗”虚伪，软弱、堕落的本质，便拿了“面子”来遮遮丑，只要表层的这一张“面子”不破，不被污，无论内里怎样受侮，被辱，以致于腐烂都无关要旨。
因此，他认为“瞒和骗”不但会亡人，且亡国，如不以“博观和内省”去其恶习，将亡民族。
(3)“中庸的国度”
中庸之道，是中国“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庸之道为什么会在中国盛行，鲁迅对这一现象作了分析:“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说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
鲁迅认为，“中庸”是统治者的“中庸之道”，人民本不是中庸的，有时还“不免于过激”，只是统治阶层为了自己的某种需求，而设法让人民驯服的时候，便会喊“中庸’，其实是打着“中庸”的旗号施行专制。因此，人民便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敛气息声，小已行事，于是就有了“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的现象，其实也是“奴隶性”的另一种表现。
另一面，“中庸”又是人的惰性和卑怯心态的表现。鲁迅分析道:
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遍的，第一就是任天命，第二就是中庸。 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抵..…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态，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
在随后的《杂忆》中，鲁迅又说:“怯弱的人民”，“不会有面临强敌的决心”，只会寻找“眼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无论是同胞或是异族”来发泄他们心中的怨怒。怯强欺弱是“中庸”国民的共性，由于他们缺乏“勇气和理性”，“没有智、没有勇”，或者他们只作为“人”而生，而不是以“个体”的身份存在，“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人人不仅被吃，同时吃人，被强者所吃，同时又去吃更弱者，如此循环无止。吃人文化之所以立足中国，关键在于传统文化“成己”“尚同”“废私”的群体至上观念统治下，个体的存在价值、个性的多样化发展，个人的正当权利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确认。鲁迅正是站在这样一种“立人”立场上，对“中庸”以及“国民性”的其他方面进行着不懈的论争。
虽然“中庸”是专制主义等级制度社会的创造，至今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只是意义又不与往时相同。而作为“国民性”的“中庸之道”是专制的等级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 鲁迅对人性的描写，我觉得以下这段话最形象也最真实：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国民性的怯弱，懒惰”是对安逸的令人厌恶的贪婪----最喜欢这句.
被称为只会写文章骂人的疯子, 鲁迅深刻得过于偏激.
楼主的文章大概很少有年轻的朋友有耐心从头看到底, 是不是有种类似鲁迅的悲哀? 下面是引用草民一丁于2005-12-17 12:30发表的:
楼主的文章大概很少有年轻的朋友有耐心从头看到底, 是不是有种类似鲁迅的悲哀?
偶就是这大多数中的一员，心实在静不下来看完笑笑生的大作啊～～～
不够偶想，不论中国人的人性如何，事在人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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