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哲学类】科学和权力的关系
转贴两篇《科学和权力的关系》，中外结合，可仔细体味其中文化上的差别～～～－－－－－－－－－－－－－－－－－－－－－－－－－－－－－－－－－－－－－－－
[数学] 于 2005-12-05 10:04:16上贴
关于科学和权力的关系，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有必要加以研究。我的基本观点还是不知道，在不知道的基础上瞎猜乱蒙一些观点，万一不小心就猜中了呢？
在人类历史上，科学的发展曾经受到过权力的阻碍，但也曾经受到过权力的推动。我们知道布鲁诺因为宣传日心说被处死的事情，也知道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赛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
一个社会存在着当权者，也存在着科学家。但是，他们考虑问题的层面是不一样的。
请注意，我这里说当权者这个词的时候，并没有褒义或者贬义，或者非要把当权者形容成坏蛋。
当然，你可以将当权者形容成“为私”还是“为公”。但是有许多情况下，为私或者为公导致的决策是相同的。比如说古代有一个封建皇帝，一听到有外敌入侵，则无论他考虑的是为私：“我的皇帝位子还坐得稳不？”，还是为公：“我不能够让黎民百姓遭殃！”可能最后采取的决策都是要出兵抵抗。
再比如说社会稳定问题，一个当权者为私的考虑可能是：只有社会稳定我才能够坐得住这个位子，安享晚年，为公的考虑可能是：只有社会稳定，大家才能够安居乐业。那么，即使是清朝的封建王朝，在大灾之年也可以广开粮仓赈济天下。
因此，当权者考虑的层面，当然是社会稳定，没有暴乱，社会是有秩序的，人民是安居乐业的，道德是好的，社会风气是好的，没有许多盗贼，没有各种各样的道德沦丧的事件。这是当权者的目标面向，为公还是为私，都是如此。
而科学家考虑的层面，则是自然运行规律是怎样的？社会运行规律是怎样的？
当权者考虑的层面和科学家考的层面，有可能会发生冲突的，但也有可能一致。
先说发生冲突。比如说中世纪对于哥白尼的日心说进行了镇压。其实，被镇压的理论也并不等于就是真理。到今天看来，日心说也不真，什么是“心”，并没有定义好，太阳甚至都不是我们这个银河系的“心”。因此，布鲁诺被火刑烧死，而伽利略也被关押。但是，关押伽利略的那个主教，却在日记中赞美了伽利略的伟大。
因此，我怀疑，那个主教甚至有可能在内心中已经接受了日心说的观点。但是，为什么还要关押呢？
我猜测主教是这样想的：“我们的教义是地球为宇宙的中心，通过小学中学大学，培养出一大批信仰者，使他们相信上帝，在这种教义下维护社会秩序，使社会的道德风尚好。而一旦日心说提出，导致大量的人放弃基督教信仰，整个社会的信仰基础被破坏，社会就有可能不安定，道德沦丧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地发生，甚至导致暴乱频频。”从这样一个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主教镇压了伽利略。
当然，后来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当权者集团认识到了科学技术能够帮助他们执政，导致社会的人民生活改善，导致能够增加国家的军事实力，也就采取鼓励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但这里主要还是自然科学。现在当权者集团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但是这里的麻烦在于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直接研究社会运动规律，是按自然科学的办法来进行研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某一些研究结论，有可能会导致执政上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的社会科学的进展就受到了阻碍。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要么被压制，要么被歪曲。
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却是由社会科学家的领导来实现的，比如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其实都是科学家。因此，在科学家掌权后，科学和权力合为一体，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而一般来说，除了开国的例外，苏联的继任者都不是科学家，他们都按当权者的思考层面来考虑问题。
来说科学理论。
科学理论通常说起话来是直来直去的，因此，如果直接用在社会，有可能导致一些人的不高兴和反抗。
鲁讯写过一个小说叫《立论》，讲的是学生问老师怎样立论，老师就认为很难。举了一个例子，一家人生了个小孩，大家都去祝贺，一个人说：“这小孩将来要死的。”于是挨一顿痛打，而另一个人说：“这小孩将来要当官。”结果受到了款待。因此，说谎的人招打，撒谎的人受到款待。学生就说：“老师我即不想挨打也不想撒谎，怎么办？”，老师就回答说：“你看这孩子，长得多么，哎呀，哈哈哈哈哈哈！”
建国以后，毛泽东即是科学家，又是执政者，这使得他的手下人非常难做。因为，手下人都是官员，当然从执政的层面考虑问题，可是毛泽东偏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考虑问题，说出来的话，经常导致手下的人感到执政困难。
比如说，一般而言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宣传我这个党执政得好，社会公平，人人平等，经济发展，等等等等。而毛泽东偏要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什么阶级斗争普遍存在，三大差别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阶段就消灭，社会主义还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都是让人听了不高兴的。而且，相当长，究竟有多长呢？毛泽东认为数量级大约在一万年左右，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至少要推到一万年前后。毛泽东在1976年临死之前说的，在人民日报上公布的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还是这样。”毛泽东还表态说要和修正主义斗一万年。这让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们听起来都是挺丧气的。
不过，我觉得，权力对于科学的干涉，有可能出现另一种让人尴尬的情况。
我打一个比方来说吧。假设有一个国家，科学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人人讲科学爱科学已成传统。但也正因为如此，如果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也希望在这方面沽名钓誉，因此借助于权力的力量正式宣传，我已经把牛顿力学搞了一个重大突破。牛顿力学不是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吗？我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反作用力要比作用力小上那么一点点。大家看啊，用锤子钉钉子，如果钉子的反作用力相等，就不会往木板里跑，而应当呆住不动啊！”
那么，通过一些文人，宣传机器的开动，到处宣传“作用力要比反作用力大上那么一点点。”是一个物理学的伟大发现，如何如何重要，在科学史上是一个里程碑，说明了物理学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那么，这个人因为有权力，所以他的这个理论，“作用力比反作用力大上一点点”，就被编入到大中小学教材中。
当然，多年从事物理学教学的教师们，一开始的感觉是要晕倒，有的人可能无法忍受就反抗，上书，在没有作用的情况下甚至有自杀的。但最后大家一想，教师还是一个不错的职业，因此，就只好硬着头皮向全体学生讲，某某某提出的伟大理论，作用力要比反作用力大上那么一点点。当然，对学生的质疑，采取含糊或者诡辩的办法应付之。反正你学生考试必须按这个背，否则就不及格。
那么，最后会导致什么？会导致科学体系的崩溃，学生们和教师们在大唱“作用力比反作用力大一点点”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是什么玩艺？结果信仰消失，社会道德沦丧，伪科学大行其道。理论体系有的时候从内部的破坏，其作用要比外部的破坏来得更严重的，对人们科学信仰的打击极大。
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困难，在于，如果你要直来直去地说，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会遭到当权者的干扰。比如在美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遭到严重干扰的。正因为如此，甚至连术语都要拐着弯的说，比如说西方也认为资产阶级这个词已经臭了，因此就用中产阶级这个词来代替。 科学和权力的关系（摘自《卡尔.萨根的宇宙-从行星探索到科学教育》）
理查德.L.加温(Richard L.Garwin)
IBM研究部
我很高兴卡尔·萨根迎来了他的60岁生日。他的成就是如此之大，出这样的一本书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我应邀撰写的文章主题是“科学和权力”。
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以及宇宙和它的部分是如何运转的；科学也意味着力量，即便有时只是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滚蛋的力量。
干预更经常地涉及技术，也可能涉及科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技术的成长并没有依附形式上的科学。当然，即便是比较老的技术也已经和科学的进展有了更多的关联；至于现代的技术，没有科学已经不行了。
科学家和军事或政治力量的碰撞，并不总是让人感到愉快的。如果说阿基米德(Archimedes)之死是战争没有预料到的结果，那么伽利略的公开认错，则是武断的教条战胜了思考、质疑的自由，也战胜了言论的自由。
科学赋予了绝对和相对的力量——相对，是指和其他力量(权力)相比而言；绝对的益处包括使自己的社会改进谷物的质量、了解行星的本质。相对的利益可能更有直接的价值，正如在乔治和麦克两个猎人被一个激怒的灰熊追赶的故事中所昭示的那样：乔治因为不跑就没命了，可在跑了一阵子之后，他对麦克嚷道：“我真不知道咱们为什么还跑，人人都知道咱们是跑不过灰熊的。”麦克回答说：“我不是要跑过灰熊，我只是要跑过你。”
所以，虽然统治者可能会为新奇、娱乐甚至为后来实际的作用而寻找一个宫廷科学家，但只是为了相对的利益，特别是军事活动中的利益，科学和暂时的权力才有最密切的结合。
这使得我们将科学服务于竞争，这与竞争性科学并不相同，有些科学家生性好竞争(现代社会倾向于尊崇这种素质)。这样，在必耍的规则之下，构筑了现代社会获得大量有价值的创造成果和进展的基础。有时人们说赛马有它固有的竞争性，说它的目的是改良马的品种，我想那可能是真的；然而，通过给对方的马下毒或买通骑手，同样也能在赛马中取胜。
重大的竞争形式之一是战争，科学和战争有着久远的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科学家们由于爱国热情的驱使和害怕成为亡国奴，便竭力寻求挫败纳粹威胁的办法；美国由于有难民科学家们的督促，动员起自己的科学界，造出了无线电引信炸弹，研制和生产了雷达，而且还搞出了原子弹——头两个核武器在1945年8月终于击溃了日本。
战争很难说是个竞赛，特别是当它伴随有种族灭绝的计划和方案的时候。盟国的目标是值得称赞的，也是必要的：使纳粹的战争机器停转，并在随后不久遏制住日本的军事扩张。但使用的办法是摧毁敌人的战士和武器，到后来则是摧毁工业支持系统和民众。
通过一个个的天才和组织起来的天才，加上献身精神和干劲，我们打赢了这场严酷的战争。但是对方在利用科学和技术上也很有成效，特别是在长距离火箭上。
在战后，美国留下了庞大的制造武器的设施，还有看来也是巨大的研制、开发它们的科学基础系统。除了个人的悲剧和战斗中的死亡外，美国在战争中没有遭受到物质上的破坏，所以不像它的盟国英国、苏联以及战败或解放了的德国和波兰那样，战后立刻就面临着重建的艰巨任务。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气氛中，没有明显的军事威胁，但是战时实验室的努力工作，加上胜利后的兴奋和大量的政府支持，很快就积聚了一种动力。大多数科学家离开了研制武器的工作岗位回归大学学术活动，科学这时从对它满怀感激之情的政府和人民那里得到了相当大的自主。大部分常规工业实在还不知道怎么和科学打交道。美国的工业过去一直没有能够满足顾客的需要，这时就回过头去制造起汽车、冰箱和灯泡来。
正如拉莫(Simon Ramo)所报道的那样，需要有惊人数量的首创精神，特别是最终要为新武器、新武器的支配和控制以及情报机构，建立一个全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系统。
但当时很清楚，如果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美国最好要有更为先进(也许是花费较少的)武器来装备，在这次战争中曾经表明先进的武器是极其重要的。在转而制造改进型的裂变武器上，在引入加强型裂变炸弹的概念上，以及最后在解决以实用方法制造热核武器的问题上，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变得有些迟缓了。而从1951年初的动议开始，不足四个月就有1000万吨级的爆炸，这倒不是个迟缓的项目。
真空管小型化的进展，以及后来贝尔实验室研制出半导体之后半导体电子学的蓬勃发展，让武器拥有了庞大的运算和控制能力，并且促进了武器跟外界的联系。因此，战时在推进、结构特别是在工业组织方面的进展，也使得后继的几代武器和武器系统(例如专用于空中防御、平台与武器整合等的系统)能够有所发展。
但与此同时，也兴起了庞大的和平时期的武器工业；我们有了一个潜在的敌人，这在二战期间甚至就已经被一些富有远见的(或是偏执的)人指明了(可能部分是制造出来的)。那就是当时惟一可能的对手——苏联。斯大林(Stalin)是个令人生畏的对手，他的有组织恐怖还加上了个人恐怖，其结果是人们不敢接近他，也不敢和他进行有力的争辩，更不敢从事对苏联甚至对斯大林自己努力创建的事业有害的活动。斯大林把李森科(Lysenko)提拔起来就把苏联的生物学毁掉了。在物理学方面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只是因为斯大林需要物理学家为苏联制造原子弹。
关于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有了许多资料，它们大多来自生长于其中且很熟悉内情的人士，例如萨格捷耶夫、阿尔巴托夫(Georgi Arbatov)和其他许多人。关于苏联的原子弹，我们现在已有霍洛韦(David Holloway)撰写的学术专著。
但在我们这一方，并没有对向总统坦诚进言的人采取恐怖行为。有些人是没有机会，不过，有机会这样进言的人，却常常因故而不愿意提出可能有所帮助的意见。那么是些什么缘故呢?
第一，我猜想这里有自我怀疑的成分，但对那些能够和总统交谈的官员来说，这一点不该占据原因清单的前几位。
第二，希望能够维护自己的影响，不愿意为一个可能无效的起因而作无谓的牺牲。下而我可能还要谈到这一点。
如果建议是在私下里秘密进行的，那谁知道有什么没有谈到过呢?但关于给掌权者的公开建议，我不记得普经有过方方面面的批评。部分解决的办法已经达成：首先，可以设法找到科学家顾问，这些人会给人们带来诚实和自我质疑，这是成功的科学历不可缺少的。此外，特别是外部专家在美国的流动，国会研证会，专职的政府雇员和顾问等，都会报有帮助，对此我们在向其他国家的传播中已经有所成就。
活跃在公共政策领域的科学家，绝大部分就职于大学，而大学以这种方式对我们的民主制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康内尔、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和哈佛都属于最有效用的科学家的大学。
在大学之外，非赢利性公众利益集团，例如在1995年举行了庆祝它成立50年纪念会的美国科学家联谊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靠学术界的科学家们的团结协作。你们已经读到了美国科学家联谊会一位工作者安·德鲁扬的文章，现在你们是在读这个机构的另一个工作者的文件，因为我是这个联谊会的副主席及其基金会的主席。
对政府工作特别有价值的人还有基尼(Spurgeon Keeny，现任武器管制协会主席)和基利思(James R.Killian，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这些典型人物不是职业科学家，但他们有着科学所不可缺少的自信加自我质疑和正直。
和对重要事务的科学影响相伴随的，是想摆弄其他人的诱惑。亦即使用权力和影响来对付科学家、他们的同事，甚至他们的机构和家庭。
例如，当特勒正积极推动氢弹研究的时候，当时的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团主席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曾是战时传奇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主管)却在挡他的路。很自然，每个人都要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要把障碍排除掉，这正是特勒在那种情况下尽力所做的。
在1968年3月，当贝特(Hans Bethe)和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时候，陆军部长里索(Stanley Resor)签署了一个备忘录，要求陆军在科学家中调度起对那个系统的支持，因为我们的议论威胁了那个系统。
说点题外的话。根据我的经验，一些对问题实质有兴趣的人更感困难的，不是反击对问题有见识并愿意承担义务的人，或愿意承担义务但却没有学识的人，而是反击拿薪金做鼓动的人物或立法人物，或那些自以为其工作就是雇用的枪手，要做些弄不清楚是否合法的事情，从而把付酬者的目标再向前推进的那些人。1991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帕斯托(Ted Postol)精心分析了以色列和沙持阿拉伯用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的电视录象带，并勇敢地发表了分析结果，但随即便遭到了爱国者系统的建造者圣光公司的有组织的攻击。目前对拦截成功的定义似乎是能够发现飞来的导弹，并且能够成功地发射拦截的飞弹。
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签署了战略防御计划．并且做了电视广播。它使得政府圈外的科学家、政府里面的科学家和军方都大吃一惊。这件事对我们认识科学和权力的关系是颇有教益的。
战略防御计划的研究总结报告是由弗菜彻(James Fletcher)在1983年领头搞的。当里根总统宣布了战略防御计划之后，政府对它的总结报告并不能真实代表那7大本研究的内容和结论。当有人询问的时候，弗莱彻公开讲他对政府的那个总结报告没有任何影响；还有人问他那个总结报告是谁写的——这我也亲耳听到了，他说：“这可难为我了。我猜是白宫的什么人吧。”但他并没有公开地对那个总结报告的实质作什么辩解。战略防御计划从程序上将必要的技术进展分解成一个个能够包装起来的合同交给工业，每一个合同都是我们能力合理和重要的延伸。但是要达到战略防御计划的目的，需要在大量的基础性改良上取得成功，也需要我们对手苏联的合作；而在这两方面原本都不太靠得住。
直到里根的演说过了一年之后，亚伯拉罕森中将才被任命为战略防御计划的主任。此前此后．沃登(Simon P.Worden)少校(现在是上校)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我们之中有不少人在分析战略防御计划的成功前景时，跟他有过激烈的并常常是不愉快的碰撞。后来，他对他自己承认做了人家雇用的炮筒子的行为，向我们当中的—些人道了歉，但那时这对我们、对国家都没有益处。
即便在最没有争议的科学领域，当提供一篇说理的文章而不只是一个观点记录器的时候．一个被雇用的炮筒子也很少能为所需要的做点什么。沃登声称，在离地球不高的轨道处放一个直径10米的镜片把太阳光聚焦，会对地球的表面造成损害，好像来自太阳的杂乱光线和从激光源发出的光线并不是全然不同。在他这么说了之后，我的确和他有过长长的信件往来。
当你不知道有什么会伤害你的时候，那真的没有什么；但如果你觉得你知道有什么要伤害你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并非讽刺。在这方面，我常常羡慕卡尔·萨根对于自己暂时的结论所作的质疑。在SDI活动中很积极的—位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知名科学家，在1985年不同意1983年的—个简单分析中的某点的时候，我是不太高兴的。那一点是：如果要用一个速度极快的拦截导弹把入侵的导弹(在它4分钟的加速期内)摧毁，那么这枚导弹需发射100倍于它的有效负荷才能达到要求的速度；如果入侵导弹的加速期是2分钟，那么所需要的加速期为2分钟的拦截导弹，就必须是l00X100或1万倍于它的有效负荷。科学家和其他什么人在提倡什么的时候，如果不知道对方的主要论点，那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请考虑以下三种情况：
●如果我手里拿着枪，在大街上走近一个看上去很有钱的人，说：“给我100美元，要不然我就杀了你!”这时我被逮住了，并将因为持枪抢劫而被投入监狱。
●如果我口袋里没有枪，走近同样的那个人，说：“给我100美元，不然我的哥哥将杀了你!”这时我也会被逮住，并将因为敲诈而被关进监狱。
●但是如果我上了电视，对公众说：“给我3000美元用在我们的军事活动上，要不然俄国人会杀了你们。”这样一来我会被认为是大大的爱国者，可能还会当选高层职务。
这个世界有真正的危机也有真正的机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于所谓威胁常常神经过敏的缘故。此外，武器和军事的事务必须跟其他国家可能有的感觉和反应，以及那个互相作用的系统的稳定性一并考虑。
军备控制和裁军是我们最后要开始采取的重要选择。
在帮助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世界方面，由于现在我们的政治过程缺乏效力，科学家们所能够做的也就极其有限。对于在公众办公室里的一些人的行为，韦尔奇(Joseph Welch)的强烈抗议是适当的。1954年在参议员麦卡锡(McCarthy)指控共产主义对美国军队的影响听证会上，他对参议员麦卡锡说的是：“难道你一点也不感到羞愧?”
众议院议员、国会国防拨款委员会主席默萨(John P.Murtha，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的个人权威在为学术界的政治分肥活动中受到了挑战，他痛斥众议院议员、国会科学委员会主席布朗(George Brown，加州，民主党)取消了国防部为学术研究资助的9亿美元。的确，1994年10月3日那一期《航空周刊与空间技术》曾有一篇编辑部文章：“取消在研究和发展中的政治分肥”。
众参两院很多人(但不是所有的人)的姿态是对着选民，他们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为再次当选筹募基金和取得声望上。几十年来，当选的那两个官员在政府部门里的人员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我们的立法部门似乎是90％的姿态，10％的实于；“共同推动”这个组织(毫不奇怪)并没有实现它改革的日标。如果让官员们只能就任一届，则会使他们集中于做他们被选出来做的事情，那么美因就会有一个比较连贯的长期政策。
被邀请来参加萨根60岁生日纪念会的人都很清楚；卓越的科学才能和献身了公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是十分难得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管理科学并不处于中心的那些事务，那么这种结合就是无益的。我们珍惜的民主包含着毁灭自己的种子。选择的力量包含着选择了错误的力量。
在俄罗斯，有—种摒弃民主的危险，但在美国也同样如此。除非我们能够更有效地之解决犯罪、失业、保健方面的问题，我看选民们选择的解决办法真有把我们领入灾难之中的危险。如果我们之中的有权者不去解决这些应该去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去解决，因为我们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我有那本<卡尔>很好的书,是庆祝萨根六十大寿吧.谢谢cool兄有心了. 长歌兄的好书真多啊～～～
<卡尔>一书确实是庆祝萨根六十大寿的，“被邀请来参加萨根60岁生日纪念会的人都很清楚；卓越的科学才能和献身了公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是十分难得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管理科学并不处于中心的那些事务，那么这种结合就是无益的。我们珍惜的民主包含着毁灭自己的种子。选择的力量包含着选择了错误的力量。” 我们珍惜的民主包含着毁灭自己的种子。选择的力量包含着选择了错误的力量。 长歌兄的好书看来没好好看哈～～～ 不好意思，一眼被兄看穿了啊^_^，当时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正处于对相对论狂热的时候，所以只认真看了其中索恩的那篇虫洞的演讲，其余的只是随便看了看，现在书又被压在底面了，所以就没再看了。只不过奇怪cool兄是怎么看出来的啊?请一定告诉小弟啊:). 呵呵，偶也是昨晚才好好的看了一遍理查德.L.加温的《科学与权力》，这翻译的水平不是很好，有点太拗口，非得静下心来才能看得下去。偶从长歌兄的奖励先后顺序看出来的哈～～～ 兄是不是看的<哲人石>丛书里的这一本啊,我很喜欢这套书,翻译我发现确实有一点拗口,但是我觉得学术类书籍大部分翻译的文字不是很顺畅. 偶看的只是《卡尔.萨根的宇宙-从行星探索到科学教育》，现在看书时间有限，偶看书并非整本去啃，而是什么时候对某个主题感兴趣，就专挑这方面的内容看啊～～～工作习惯哈～～～ 针对第一帖，我以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不是科学。只是这些知识系统在科学壮大之后对科学的基本方法与观念进行吸收与模仿，并且愿意称自己或者愿意被称为是科学。
谈谈中国国家科技创新中的几个技术操作问题（一）
华山剑 2005年12月9日发表前几天，“神六”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紧跟着，“神六”的两个宇航员四处讲演，中央电视台也连续做了好几期的“创新中国”系列节目。很明显，中国执政党政试图借“神六”东风去进行一次全民科技创新的宣传运动。下面，笔者对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笔者下面所谈，主要是指意自然科技创新问题，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在指意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问题。
一，栽培科技创新的国家能力，不能够依靠政治宣传运动
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由少数人发动过多次宣传“科学”的政治运动，第一次，是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发起的宣传“科学”（赛先生）的运动；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58年左右所发起的全民科技革新运动；第三次，是1978年之后发起的“科学春天”的全民学习和推动科技的社会运动。
从1918年左右陈独秀等人在中国搞“赛先生”宣传运动，一直到这次中国执政党政发动的“神六”宣传，在中国搞的大型的科技社会宣传运动是三次（不包括这次的“神六”宣传），但各种小型的科技宣传运动，则是无数。但是，从历史效果上看，几乎每次科技宣传运动的社会后果都不好。比如，第一次由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发起和推广“赛先生”的运动，最后被一些激进的中国文人搞成为了反中国传统文化和全面崇洋媚外的社会运动；1958年由中国执政党政发起的全民科技革新运动，不仅仅直接造成了极端荒唐的全民大炼钢铁和其他领域里胡来的“革新”后果，还因此给国家政治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伤害，虽然这次技术革新运动也有极少数的科技创新结果问世，但是，总体上却是得不偿失的；1978年以后，国家通过几次全国科学大会及其他科技推广会议所造势的全国性的科技宣传活动，虽然后来被国家的经济改革所冲淡而没有给社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后果，但是，这次的“科技春天”的社会运动，也直接制造了陈景润等一系列神话人物，从而使得社会中连续出现了一些违背科技常理的“科学创新事迹和人物”，这样，又直接造成了一些“科技骗子”的行走江湖，而这些所谓的“科技骗子”的出现，又直接反对称地造就了一批“反伪科学斗士”的出现，从而造成中国科技领域至今都还处于在政治意识形态对抗的泥潭之中而不能够自拔。
为什么搞全民社会性的“科学技术宣传活动”的社会后果往往都不好？这个问题，笔者早就注意到，也思考许多年了。下面，笔者简略谈谈自己的见解。
笔者注意到，从内涵性质上看，中国古代的“道学”与现代人所说的“科学”是近似的！而中国古代的“方技”则与现代人所说的“技术”是近似的！
中国古代的道学活动，也就是当事人去穷极天道和人道的探索活动，历来就有句行话，这叫做“大道不言，一言就错”。这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是说，穷极自然本质和人性本质的修道求真活动，是很个人化的活动，往往不能够使用普通和常用的知识语言去表达，这正如西汉天文学家和哲学家扬雄结合自己创造太玄的天人合一数理哲学模式时所说的那样：“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法言·问神》）。这就是说，只有极个别“圣人”可以超越语言文字障碍，将他对天地人本质的发现和思考使用书面语言表达出来。而且，这样的语言文字表达，还可能已经是比喻性的哲学语言了，这，就像是老子描述“道”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25章》）
现代人所说的科学研究活动，同样也是这样，真正的科学研究活动，是当事人站在他从事的那个技术领域里的技术知识最前沿的思想探索活动，这样的活动的最大特征，是没有结伴同行者，或者，只有极个别的结伴同行者。科学研究探索者如同孤独的高山攀登者，他上去，还需要下得来，下来的时候，他不但需要将自己的发现使用通用的语言文字和数学符号告诉别人，有的时候还需要他自己“踩路”，也就是需要科学活动当事人自己去创造一些完全崭新的符号以表达自己的发现，以利于别人也能够沿着他所踩出的路上得去。这就是说，真正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性质，同样决定了“科学”是一条只容许极少数人上得去的行当。这，就是为什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的时候，最初只有几个人看得懂的道理，也是爱因斯坦为什么要借助别人的数学知识去表达自己的发现的原因所在。其实，至今为止，真正能够看得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人也是极少数人，现在的人们更多是从比喻性的哲学语言文字上去理解“相对论”的。
无论是中国的道学研究活动，还是现代人所说的科学研究活动，都是极其个人化的行为，而且，真理，具备唯一性质。这就是说，如果谁要说，我要通过学习某个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去成为科学家，那么，这就是笑话！因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活动，是唯一的真理领域，后人如果沿着前人的科学研究轨迹进入这个科技领域，那么，这个人所进行的活动就已经不是科学活动了，而是一种技术知识学习的过程！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大道不言，一言就错”的原因！也是“科学不言，一言不见”的道理。
世界的本质是系统和运动的，人类的知识表达却是单向指意和静定的，人，只要一旦落在了具体的语言文字表达境界层面上，他，就已经陷入了永恒的悖论中了。所以，对当事人来讲，科学活动或者道学修真，是永远无法使用语言文字去表达的，但是，这样的活动，对当事人来讲，又是具体客观存在的。科学活动者和道学修真者所能够通过语言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只能够是崭新的“技术知识”，而绝对不是科学活动和道学修真的本身。
其实，关于科学活动和道学修真中的可指意与不可指意问题，中国古代的禅学和道学修真中有许多可贵的心得表达，比如，禅学中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口耳心授，不著文字”及其道学修真中的“指月手”公案，都是指意的这个问题。
如果读者明白了笔者以上所说的道理，就应该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即，任何社会性的“科学宣传”活动，都只可能是技术知识表达，而绝对不可能是“科学活动”的本身！而技术知识，虽然与科学活动有相当的关系，就像是男女配偶的关系的那样，但是，科学活动与技术知识又是各自独立的两个行当，因此，我们不能够完全依靠技术知识去真正推动科学活动，这就相当于我们不能够通过你的配偶去完全了解你本人思想行为的那样！
那么，无论是中国的道学研究活动，还是现代人所说的科学研究活动，怎么样才能够蓬勃发展起来呢！笔者认为，无论古今中外，真正的科学活动，都是极少数人的活动，因此，任何时候，国家社会都不存在着科学研究活动能够形成蓬勃旺盛的普及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但是，则存在着国家民族的科学活动的不断涌现的可能性，而要想使得一个国家民族的科学活动能够不断涌现，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国家社会中的技术知识和试验设备能力达到可供给科学活动者进行高深研究的相当高度，二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的时候，国家社会能够给科学家提供自由宽松的研究、实验和表达的人文环境。
笔者以前已经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论证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科学的本质是还原，科学的任务是发现；技术的本质是创新，技术的任务是发明。科学与技术，是阴阳互根的关系，但是，科学与技术又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行当。
如果说科学研究活动是个很个人化的孤僻行当，那么，技术知识则带有行业性的普及性质。但是，即使是技术的普及，也是有条件的！因为技术直接面对着实用市场，因此，如果说科学研究活动与科学表达可以不受社会市场制约的话，那么，任何技术知识和相应产品的普及运用，都应该受到试验过程和市场的制约，否则，这样的技术知识和产品根本就不应该问世运用！因此，技术的性质，同样决定了技术的两个社会性表达情况，一是技术知识存在着隔行如隔山性质；二是任何技术知识和产品的研究和运用，都应该受制约于试验条件和市场需要的程序。
通过笔者以上对技术知识和技术产品的性质的简略讨论，可以发现，即使是技术知识，也不存在着社会普及的可能性，因此，试图利用对某种特定的技术知识和产品的社会性宣传去推动社会科技创新，往往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甚至还有可能误导社会！比如，通过报告文学去宣传陈景润，就会刺激出一大批不讲条件而奋进不止的业余数学家；通过舆论媒体去宣传很专业的燃料节能革新，就会给社会刺激出一大批莫名其妙的“水变油”专家或者其他方面的“节能专家”等等。同理，由于不恰当的社会科技宣传给社会制造出了一批天真、或者不讲条件的“科技勇士”，这样，又直接给社会反对称地制造出了一批以搞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为生的“反伪科学斗士”，从而使得中国的科技格局被拖入到邪途上去内斗内耗不休！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一个健康和得体的国家社会的科技能力的不断涌现和创新，一定不是通过类似于搞政治运动那样的宣传所获得的。因此，笔者认为，今后的中国，应该吸取历史教训，不要再在科技领域里搞大规模的社会科技宣传运动。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栽培，需要通过以下一些措施去脚踏实地地一步步做起！
（待续） 下面是引用orgorgorg于2005-12-09 13:18发表的:
针对第一帖，我以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不是科学。只是这些知识系统在科学壮大之后对科学的基本方法与观念进行吸收与模仿，并且愿意称自己或者愿意被称为是科学。
偶的观点正相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是科学～～～
例如图灵的关于人工智能的理论，偶觉得可以划为社会科学～～～ Coolsila兄，容我解释一下我的判断理由，以供商榷。
科学游戏的基本话语单元必须具有可测量性，并且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学模型。物理学是最纯正的科学。人文作为人类对自身生存处境的自我关怀，无法构建数学模型。所以我认为人文科学不是科学，正如鲸鱼不是鱼，只是貌似鱼而已。
真是凑巧，我现在正在写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图灵测试的。 orgorgorg兄，看来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凡是可以构建数学模型的领域，都可以称之为科学，例如人工智能、部分管理学（如运筹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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