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洛2005文稿】12. 转世活佛简述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西藏转世活佛，是达赖、班禅两位喇嘛，但他们只是属于藏传佛教中影响较大之格鲁派（俗称黄教），而且被宗主国认定为拥有西藏行政权和宗教权之两位和尚的称号罢了。其中达赖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和宗教事务，班禅主要掌握宗教事务。藏传佛教之格鲁派统治地位的获得、转世活佛称号地位的确认，是经过反复长期复杂的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乃至战争才得来的。本文题为“转世活佛简述”，则简述藏传佛教之转世制度的起源、发展，接着会讲述达赖与班禅之历史。这里必须要提一句的是，用槛外人的身份看宗教，多数时候宛如盲人摸象，虽然排除了宗教神秘、神异的成分，以客观、冷静态度来对待，但过分关注于史实，于其宗教之心理、精神等方面探索不足，仍不免偏颇。限于学识浅薄，本文尽量回避宗教的教义，也不给予评价，对于转世活佛制度世俗化的一面，则谨慎结论，用证据来表明观点。
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特点，这是汉传佛教和印度佛教都没有的，在西藏、青海、蒙古这些地区的寺庙里，不同教派不同分支大大小小之转世活佛有成百上千名。
藏传佛教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的？转世制度是怎么形成的？这种制度背后有着怎样的世俗利益呢？
接下来我们将一一讲述。
1、佛教初传
佛教进入西藏，就和藏史紧密相连，不可分离。
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并且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当时的西域、印度、中国、尼泊尔佛教兴盛，吐蕃与之毗邻，自然受到影响。于是藏王派遣了派吞弥桑波扎去印度访问并学习，经过数年的交流，吞弥带回了梵文佛经。这件事也是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重要标志，也由此开始了藏传佛教的“前弘期”。
在当时的吐蕃，西藏有自己的原始宗教——苯教，苯教是当时的西藏具有垄断地位，佛教的传入，威胁到苯教的地位和既有利益，于是苯教之贵族和巫师对王室的倡佛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尊佛的松赞干布、赤德祖赞死后，崇信苯教的权臣们趁继位的赤松德赞年幼，颁布了禁佛命令，驱逐汉僧和尼泊尔僧人，是为藏史上的第一次禁佛运动。
赤松德赞成年后，开始对苯教进行反击，废除了禁佛令。这个时候，苯教根深蒂固，扎根于民间和贵族阶层，而印度佛教理论的讲经说法过于繁琐，导致其在吐蕃很难得到推行。自然，佛教本身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变化性，就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便有了浓厚的中国特色一样，具有和苯教性质相近的佛教之密教进入吐蕃，密教大师莲华生来到了吐蕃后，对佛教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主要是把苯教神灵穿上了佛教衣服，并将其安排到佛教的神话体系当中，也因此获得了成功。
有趣的是，在莲华生弘法西藏的同一时期，唐王朝由“开元三大士”所创立的密宗也在汉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只不过西藏因此走向了独特的藏传佛教之路，而中原却在不久后彻底抛弃了密宗，而改为信奉禅宗。
佛教密宗在西藏的壮大，自然会引起当地苯教的敌意，双方的交战摆到了藏王的面前。接下来，在一次藏王主办的公开辩论会上，佛教战胜了苯教。苯教教徒被要求要不改信佛教，要不贬为平民，要不流放。从此佛教在西藏开始落地生根，并迅速繁荣发展。
这次辩论的意义远远不止佛教战胜苯教这么简单。事实上，苯教没有从此消失，而是吸收和改造了佛教的教义，充实了自己。而佛教也吸收了苯教的一些宗教仪式，使自己更适合西藏地区的文化。
佛教在西藏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后，汉化的禅宗也传入吐蕃，同样也是经过一番辩论，密宗战胜了禅宗，从此禅宗在西藏再没有流传下去（虽然禅宗思想有部分得到了保留）。
继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后，将吐蕃王朝佛教推向顶峰的赤祖德赞组织了大量的佛教经典翻译，推动藏文改革，并把军政外交大全权给僧官。因为对佛教的杰出贡献，这三人被后世称为“三大法王”。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显然不是因为辩论获胜就能够决定某种宗教或者派别占据统治地位的，在不同的地域，因为气候、经济条件、生活习惯的不同，其种族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不同，并不是所有的思想、思维方式都能够被接受。并且，作为没有独立经济来源、没有独立军事力量的宗教组织，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相当大。任何一种宗教发展到今天，其受到权势而改变的痕迹非常明显，直到今天，政权的意志依然可以轻易改变宗教的面目。
藏王推行佛教，既有打击苯教及其拥护者的贵族、权臣们，集中王权的原因，也有和周边佛教国家争夺土地和安稳人心的用意。
借助苯教和佛教争执的形态，其幕后的政治斗争的相当激烈，尊佛的赤祖德赞被其政敌勒死，而继位的达玛是苯教信奉者，他继位后开始大规模禁佛运动。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因此结束。
达玛的禁佛是吐蕃历史上第二次禁佛运动，虽然其仅仅维持大概四年左右的时间，但影响很大，对佛教打击相当沉重，藏传佛教史上出现了百余年的“黑暗期”，或者叫做“灭法期”。
与此同时，这次的灭佛也对吐蕃王朝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公元842年，为了报复禁佛运动的发起者，佛教僧人自古多吉射死了藏王达玛，也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映。因为藏王突然去世，又没有来得及指定接班人，为了争夺继承人位置，吐蕃王朝开始了长期的分裂和混战，渐渐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以前征服的属国趁机脱离管辖，后来又爆发了奴隶起义，最终导致吐蕃王朝的彻底崩溃。
吐蕃灭亡后，西藏地域再也没有形成过统一而强大的军事政权，却依靠藏传佛教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和平。经历了艰难的“黑暗期”后，藏地终于迎来了佛法的“后弘期”，佛教复兴了，并且发展成为多流派、有自己鲜明特色的“藏传佛教”。
2、佛教复兴
达玛灭法后，佛教被连根拔起，只有密教在民间通过父子或者叔侄的形式，用语言流传下来，而苯教却比较活跃。
大致在公元960年和978年时候，即“后弘期”，佛教开始从多个方向复兴：从朵康方向开始的，史称下路弘法，从阿里方向开始的，史称上路弘法。“上路”指古格地区，较卫藏地区海拔高而得名，而“下路”指的是朵康，因在卫藏地区下部而得名，同时，后藏拉堆也是兴佛中心。
当时的一些教门，打着密教的旗号，以杀人为度化，以蹂躏妇女为法门，而所谓的佛教徒众各行其是，有的崇尚密教，有的崇尚显教，有的重视戒律，自以为是，互相诋毁。混乱的局面急需收拾人心，以正视听。从佛教史上看，佛教经典的重新翻译和确认，以及大师的传教，结束了在此之前混乱形势。
在佛教复兴的众多大师中，其中最有名的两位是仁钦桑布和阿底峡。仁钦桑布翻译了大量密宗的经典，西藏佛教从此才有了密宗的佛家理论。史称仁钦桑布及其以后翻译的密宗典籍为“新密咒”，他之前的密宗典籍为“旧密咒”。而阿底峡则针对佛教的弊端进行了全面的纠正，改变了教徒胡作非为的面目，影响更为深远，其本人也被誉为“佛尊”。
佛教的复兴虽然没有带来西藏地区的统一，但阻止了当时东逼的伊斯兰教势力，也对当时战乱给人民造成痛苦的局面有所缓解。并且因此而开创了真正的藏传佛教，创造了不同的流派，形成了不同的仪式、理论、修炼方法。而且因为僧侣和权贵相互融合，为将来的“政教合一”体制进行了准备，寺院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承担了当地教育、文化、医疗等事业的责任，并渐渐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接下来的几百年来，西藏的历史就是藏传佛教的发展史。教派以寺庙为中心作为扩大势力的据点，从而左右地方的政治、经济，最初建立的寺庙为母寺，随后扩大范围而建立的寺庙为子寺。这种情况从十一世纪一直延续到了十三世纪中叶。
藏传佛教派别繁多，这里只提几个最大的派别。分别是“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和“噶举派”。“噶举派”后来繁衍出四个派别，其中帕竹一派又分为八个支派，总称“四大八小”。
宁玛派，早期流派，其祖师爷是莲华生，身为印度大乘佛教的密宗咒师，他来到当时的吐蕃，既为衰微的印度佛教寻求到了一条出路，也带来了藏地佛教的繁荣。莲华生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他传的密宗之道过分强调修炼，不重视显宗理论，弟子之间缺乏联系，又没有渗入到政权之中，往往是一个师傅带着一两个徒弟，教义也是口耳相传。缺乏大规模发展的土壤。仁钦桑布编译“新密咒”后，不少宁玛派修炼者开始密显皆修，并广收门徒。尽管如此，宁玛派很多人还是推崇“旧密咒”的正宗，而认为“新密咒”不乏编造之处。这个派别分散发展，后期虽然有了规模寺院，却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统一势力，也没有谁是其教派的宗教领袖。
总的来说，莲华生本人仍受到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尊重，而其密法也是各个教派共修的。
噶当派，是阿底峡创始的。也是早期流派之一。势力不如后来的萨迦派和噶举派，直到并入格鲁派，才从此涅槃重生。
萨迦派和噶举派都是半革新的佛教教派。其中萨迦派在元代达到其最辉煌的地位，掌控西藏地方政权一个多世纪，而帕竹噶举从1354年左右，取代萨迦派成为统治集团两个多世纪。这之后，就是格鲁派及其达赖与班禅体系的天下了。
萨迦派借助蒙古人的军事力量，大大拓展了自己的实力。不但占据了西藏的宗教和政治统治地位，还统领了汉地宗教领域。自八思巴起，八思巴家族和萨迦派教徒有十余人受封为元朝皇帝的帝师， 荣耀和权力一时无二。随着蒙古人政权的衰落，萨迦派的内讧又雪上加霜，萨迦派的地方政权最终被消灭，从此政治失势，重归纯宗教领域。
噶举派之一的噶玛噶举系是藏传佛教中最先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的（这种创意对藏传佛教来说可谓开天辟地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黑帽系和红帽系。而噶举派的另一支——帕竹噶举系门徒繁多，其后又形成八个分支。帕竹噶举的主寺——丹萨替寺，被当地的大家族朗氏家族所夺取，帕竹噶举也为其所把持，始终在其家族内部传承。元代时期，寺主兼任万户长，形成典型的政教合一体制，14世纪，噶举派用武力先后消灭了萨迦派的势力。1406年，帕竹首领被成祖封为“阐化王”，得到了宗主国的承认，“帕竹政权”便在西藏开始为期数百年的统治。
噶举派另一支系——香巴噶举系发展得颇有意思，其桑定寺寺内全是男喇嘛，但主持却是女活佛，她也是藏传佛教中唯一的女活佛。
这个时期，最后占据统治地位的格鲁派尚未成立，格鲁派是根据“噶当派”的教义发展起来的，又可称“新噶当派”。根据汉地通俗的说法，格鲁派叫做黄教、宁玛派叫做红教，萨迦派叫做花教，而噶举派叫做白教，苯教叫做黑教。
藏传佛教带来政教合一化是西藏地域的发展，但随着外来军事力量的出现，各教派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萨迦派和噶举派的权力斗争，藏传佛教越来越呈现世俗化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转世活佛也是世俗化的产物。
3、政教合一
十三世纪蒙古人崛起后，极大的改变了欧亚大陆的面貌，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了广阔的领土，蒙古人对西藏的军事行动也渐渐展开。1239年，窝阔台的二子阔端驻扎凉州，派遣道尔达将军进军西藏，随后占领了热振寺、杰拉康寺等，并屠杀数百僧人。为了争取西藏的合作，蒙古人打算寻找管理代言人，于是邀请萨迦派的大师萨班会晤，萨班经过和同僚商议后，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前往凉州。1247年，萨班和阔端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
此后，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领主的公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劝服西藏归顺蒙古。在强大的蒙古军事压力下，西藏接受了萨班关于归顺的建议，而萨迦派也借着蒙古人的力量威慑，取得了西藏宗教的统治地位。
噶举派并没有心悦诚服的接受萨迦派的统治，他们也向蒙古上层进行了努力渗透。1252年，忽必烈曾和噶玛噶举系的活佛——噶玛拔希相会。1256年，噶玛拔希会见了当时蒙古的最高统治者蒙哥，并且获赠一顶金边黑色僧帽，被封之国师，赐予金印。
1259年，蒙哥去世后，忽必烈继位，因为噶玛拔希有帮助其政敌阿里不哥的嫌疑而将其逮捕入狱。于是，萨迦派更加受到忽必烈的青睐。
忽必烈继承了汗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并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顶仪式，且领受三次金刚乘密法甘露。1269年，升八思巴为“大宝法王”，“统领天下释教”。并且形成了从八思巴亲属或萨迦派僧侣中选拔帝师的制度。
需要强调一点，蒙古统治者信仰了藏传佛教，并不等于蒙古人都接受藏传佛教，元朝一代，大部分蒙古人还是信奉他们的原始宗教——萨满教，藏传佛教真正渗入蒙古族，却是在元亡之后了。
八思巴的学识非常渊博，在1258年，佛道于蒙古高层争执不下的时候，24岁的八思巴在公开辩论中为佛教取得了全胜，道家自认失败，17位道士削发为僧。这次辩论也是佛教史上里程碑的事件。自从丘处机受封“大宗师”后，道教尤其是全真教迅速发展，并且攻击佛教，杜撰《老子化胡经》，即认为佛教是老子为了度化印度胡人而制造出来的，甚至有灭亡胡人文化种族的意图。当然被八思巴一一驳斥。
八思巴是位非常有才能的大师，一方面，他受命为蒙古民族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字，也就是史称的“八思巴文”。另一方面，他也筹备了乌斯藏地区的行政机构。
因为自己的卓越才能，也借助了蒙古人的机缘巧合，八思巴成为了藏传佛教前无古人，大概也是后无来者的宗教领袖，也为西藏地区政教一体的制度开创了先河。
我们再来看看接替萨迦派统治西藏的帕竹噶举派，从1354年起，他们统治了两个多世纪。在蒙古太祖三年，即1208年，帕竹系的主寺——丹萨替寺第三任寺主，就是出生于“朗拉斯”家族的。
朗拉斯家族在吐蕃王朝时期就是一大世家，赤松德赞统治西藏时期的著名大译师之一的朗康巴果恰就是此家族成员，而莲华生的心传弟子、大成就者朗巴季僧格也是此家族成员。这个家族时代有人修习宁玛派教法，而且世代是帕木竹地方的土官。自从他们家族介入帕竹系势力后，丹萨替寺的历代寺主都是他们家族的人出任，帕竹噶举的所有权力转入此家族之手，于是又被叫做“帕竹家族”。
而帕竹系的另外一个支系——止贡系是由“居热”家族所掌管，他们设置了一个“贡巴”的官职，首先只是管理寺庙事务，后来变成管理当地行政事务。借助止贡系，“居热”家族也跃居为前藏仅次于朗拉斯家族的庞大地方势力。后来竟然和当时当政的萨迦派发生冲突，兵戈相见，萨迦派靠着进藏元兵的帮助才得以击败他们，然而这一派势力并没有彻底消失，到了明永乐年间，居热家族再次恢复其势力。
总的来说，西藏政教合一这个制度形成颇为不易，即使是通过外来强大的军事势力的帮助下，萨迦派通过走上层路线，仍然只能暂时的维持其地位和势力，反倒是地方势力和教派的结合更为紧密，并且能够表现得更为持久。
不过，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的斗争（应该说是以教派斗争为形态，实质还是争夺权势，其背后隐藏着谋求利益的动机和拥有庞大势力的家族），无论谁一时占据了上风，他们都不会是最终的胜利者，只是加剧了西藏这种政教合一制度的稳定。
4、转世活佛
在藏传佛教落地生根后，其生存危机早不复存在，却因此而陷入了长期的斗争之中，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争权夺利，导致其功利化越来越明显，从表面上看，藏传佛教的教派稳定和全面的统治了西藏，但观其实质，却是灵性的道路无人追寻，佛教的真正形式、理论、仪式都被抛弃，藏传佛教其实已经沉沦到最低潮时期，面临信仰危机的藏传佛教很有可能被历史抛弃。
这个时候，类似于宗教改革家路德一般的藏传佛教改革家——宗喀巴挺身而出，创立了格鲁教。宗喀巴并没有排除藏传佛教的任何东西，他只是循规蹈矩、强调纪律，重申了佛教的真谛，这就是他的重大贡献。在那个藏传佛教混乱的年代，他的博学和纯洁信仰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然而，格鲁派统治地位的形成是因为众多具有非凡政治才能的格鲁派大师所造就的，而格鲁派发展到后期，也同样走上了萨迦派、噶举派世俗化的错误道路。虽然这一切都和宗喀巴无关了，格鲁派以战争、政治的形势取得辉煌或许也是他所不愿意见到的吧？
那么，格鲁派的达赖和班禅两位活佛是怎样成为西藏宗教和行政最高统治者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格鲁派谨守清规戒律，使藏族人民产生了好感，其教派制度上不像噶举那样由某一个地方势力所支配，而是敞开大门，接受任何人的布施，同时也使自己不会因为经济和军事的原因受某个势力的左右。
格鲁派的急剧膨胀，和噶玛噶举派产生了尖锐矛盾。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这两派势力展开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斗争。僧侣集团、西藏的地方势力、蒙古的地方势力都被卷入其中。
首先，噶玛噶举派在仁蚌巴家族支持下，遏制格鲁派的势力，并武力占领拉萨。止贡噶举甚至武力强迫格鲁派属寺改宗。格鲁派除了依靠帕竹政权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到蒙古寻求了帮助。1578年，格鲁派素南嘉措活佛和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联盟，俺答汗赠给素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
“圣”表示超出世间，“识一切”表示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切瓦齐尔达喇”是梵语，指持金刚，表示密宗上取得最高成就。“达赖”是蒙语大海的意思，而“喇嘛”则是藏语上师的意思。达赖喇嘛的称号从此而来，应该说是一个具有很浓厚政治意义的称号。
作为交换条件，在素南嘉措死后，俺答汗之孙，苏密尔之子，被认定是素南嘉措的转世“灵童”。是为第四世达赖云丹嘉错（前两任达赖喇嘛都是追任的）。这种联盟形势使得格鲁派和蒙古势力关系相当密切。
而另一方面，噶玛噶举也取得了新的突破。仁蚌巴的家臣推翻了仁蚌巴统治，自称藏堆杰波，史称藏巴汗。藏巴汗经过三代征战，控制了卫藏大部分地区，继而推翻了帕竹政权，建立了噶玛王朝。藏巴汗开始多方压制格鲁教，四世达赖死后，藏巴汗下令不准达赖继续转世。为此，万历四十五年和天启元年，蒙古军两次入藏和噶玛王朝交战。扎什伦布寺主罗桑却吉坚赞出面调停，藏巴汗不得不收回成命，确认了五世达赖转世灵童。
格鲁派领导人罗桑却吉坚赞，引进了青海、蒙古土默特部击败藏巴汗，使格鲁派势力有所恢复。
不久，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占领青海，征服土默特部，并支持藏巴汗和噶玛噶举。在崇祯八年，却图汗派其子阿尔斯兰率兵入藏，并说服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支持噶玛噶举红帽派。谁知阿尔斯兰受到贿赂，非但没有消灭格鲁派，反而杀死了噶玛噶举红帽派六世。1637年，由新疆进入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消灭了却图汗，于是青海成为了格鲁派的地盘。
崇祯十二年，固始汗继续出兵康区，消灭了反对格鲁派的土司，崇祯十四年，率军入藏，十五年攻陷日喀则，结束了噶玛噶举对卫藏的统治。
同年，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固始汗派人赴盛京，争取了清廷的支持。
清顺治二年，即1645年。固始汗赠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
尊号。“班禅”是后藏称学识渊博之高僧的意思，“博克多”是蒙古族对智勇双全英雄的尊称。罗桑却吉坚赞在危机时刻，挽救了格鲁派，并为格鲁派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特此送给了他这个尊号。
于是，格鲁派之达赖和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因此确立。
顺治时期，固始汗为西藏行政之王，而达赖为西藏佛教领袖。但是在固始汗死后，五世达赖权力高涨，格鲁派和蒙古和硕特部联盟破裂，蒙古汗王的势力受到削弱。格鲁派甚至联系了新疆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联系，以牵制和硕特部。准噶尔部也进藏与和硕特部交战。
为此，清廷不得不出兵驱逐了准噶尔部，但也默认了既有的现实，认可了格鲁派寺庙集团掌管西藏事务，从而，噶夏政府归达赖喇嘛领导。相应的，为了牵制达赖的权力，也调整了班禅的地位，使之有和达赖相同的宗教地位。
我们所说的藏族文化区，从今天来看，分为西藏、西康和安多。西藏包括阿里（西藏西部）、后藏、前藏；西康主要在西藏东部；而安多，则在西康东北，包括青海、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的藏族区。其中，后藏是西藏中部，首府为扎什伦布寺，以后的班禅所在地；前藏是西藏东部，首府拉萨，达赖所在地，也是西藏地方政府所在地。
为了转世灵童，清政府还确认了“金瓶掣签”的制度。正如乾隆所说：“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即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图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几与封爵世职无异。”“若不为之剔除积弊，将来私相传授，必致与黄教不能振兴，蒙古蕃重猜疑轻视，或致生事”。于是制定金瓶掣签制度。
金瓶掣签制度就是挑选几位灵童，将其姓名和出生年月，用满、蒙、藏三种文字写上签牌，放入瓶内，抽出其中之一。如果灵童只有一个，则放入一没有名字的签牌，如果抽出的是没有名字的签，则不能认定已经寻找的灵童，需要另外寻找。此章程适合于西藏和蒙古的各大活佛转世仪式。
清廷的金瓶掣签制度虽然不能彻底革除其弊端，却也能通过较为公正的方法安定人心。从政治上讲，清廷对西藏、蒙古之宗教组织的态度和介入行为是合适的。
但从藏传佛教的转世活佛来看，无论是教派的兴旺，还是尊贵名称的获得，又是地位的确认，一举一动都离不开世俗权力的作用，从这个层面上讲，转世活佛早已经是像中国皇帝的长子继承皇位一样，大抵是一种神权的赋予、合法性的体现，以及利益垄断的行为。转世活佛，尤其是达赖和班禅，其宗教意义远远小于政治意义。
5、结语
我们可能认为活佛过于神话，但活佛一词来自于汉语，而非藏语。藏语一般谓之曰：“珠古”（化身的意思）或者“仁波切”（人中之宝的意思），应该还是朴实恰当一些的。
从藏传佛教的曲折历史来看，或许去其故弄玄虚的神秘色彩，使其脱离权势与利益的羁绊，让其从政治漩涡中挣脱出来，任其回归到纯粹宗教领域，才是真正的保留其命脉。虽然藏传佛教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进一步的世俗化而不是孤立化，也许能够得到大众的欢迎，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完全悖理初衷的佛教还能称作佛教吗？
正如儒教的发展一样，经过无数代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进行解释、编造、篡改，早已经面目全非，别说是孔子，就算是朱熹爬起来看到这些，也会瞠目结舌，不敢置信。后人却恬不知耻的打着他们的旗帜招摇撞骗。佛教亦如此，一旦世俗化，也就利欲熏心，面目全非，尽管得志一时，终是南柯一梦。与其为迎合而妥协，何不选择离去以保留真正的火种呢？
当然，绝对理想化的宗教是不存在的，失去了世俗的权力，别说繁荣昌盛，就算生存都有困难。寺庙要摆脱地方和中央政治的支配，就必须有独立的经济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寺庙独立的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势力了，又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这些数百年来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东西？
要生存就得世俗化，要发展还得有长远目光，宗教也需要新的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吧。
qian_nian@hotmail.com 林洛 达赖和班禅都是宗喀巴的徒弟，这一点文中似乎没有提到，
既然谈的是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制度，对于达赖和班禅从何而来，有点语焉不详 达赖转世制始于三世达赖，
班禅转世制始于四世班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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