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讨】中国当前的左翼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站原创首发）
中国当前的左翼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理论家的阐释下，它在中国发展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思想，一度成为西方左翼与学生运动借鉴的理论资源，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经济的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深刻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亟需加强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建设，在新的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苏东”的解体和“9•11”事件的发生也使这种意识形态的建设显得更为迫切。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局限于中国的实践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鉴他国的经验是我们一贯的做法。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建设也在借鉴各国资源，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都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反应和介绍。
首先，传统左翼理论在中国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很注重借鉴和吸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目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后果的分析在中国颇受关注，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也召开了各种研讨会。此外，各国共产党（包括欧洲、亚洲、美洲）在执政和参政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也很受关注，它们构成了政党研究的主要内容。
其次，和传统左翼理论相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和第二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的左翼思潮，这个概念在中国理论界曾一度引起很大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卢卡奇和科尔施以来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派别。中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才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规模的介绍和研究的，而且一开始大家是抱着批判的态度进行这项工作的。现在新出现的情况是，在中国，这些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赢得了尊敬，日益以一种激进的批评理论的身份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和当前各种激进的批评理论如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性别理论、身份政治纠结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成了激进理论的象征，成了激进理论的一部分。研习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也成了研习各种艰涩的当代理论的一部分。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这种概念的分野也逐渐不适应今天理论界的发展了，在中国得到介绍的许多新的理论，尽管它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已经不再贴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了。《帝国》(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一书曾被齐泽克认为是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哈特和耐格里认为，尽管《帝国》一书借鉴了各种理论资源，如其中大量引用了福柯、德勒兹的理论，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萨尼亚•塞斯(Sanjay Seth, ‘Back to the Future? ‘ , Ed. Gopal Balakrishnan, Debating Empire,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 44.)认为，哈特和耐格里的帝国理论是在全球化状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一样。这本书在中国是被当作一种新的理论来接受的，首先是在文学研究领域，被那些对当代理论感兴趣、对福柯、德勒兹感兴趣的年轻人接受，然后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对《帝国》或者新理论的兴趣又使年轻的一批学者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在这些年轻人中，对新理论的热忱超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大家关注的是理论在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的阐释能力。
我并不认为，《帝国》就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最新进展，但《帝国》一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能让我们了解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些特点。首先是传统的关于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研究不能完全满足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了。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的接轨，中国社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旧有的社会阶层也出现了分化，阶级斗争学说在跨国资本、民族经济、失业和流动人口的复杂现实面前显得很苍白；另外，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来说，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要求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合作，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跨国公司在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也推行一整套和其经济利益相配套的自由民主观念，努力在中国推行所谓的民主化进程，这使英美式的自由民主观念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需要我们发展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来进行研究。
其次，中国年轻一代学者对国外左翼理论非常敏感，这使得跨国界的理论的翻译和交流非常快捷。当代西方很多理论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或者和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当各个理论家如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德勒兹、齐泽克、哈特等在中国逐渐引起热潮时，马克思主义借助他们以另一副面孔回到了我们身边，马克思的幽灵也在中国大陆徘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哈特和耐格里的《帝国》正在中国、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中间引起新一轮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但是这种热情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帝国》的分析立足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一定切合中国的实际。《帝国》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正在衰落，或者民族国家起作用的方式改变了，但在中国的实际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形式仍然主导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中央政府保证了普通人民在对抗跨国资本的剥削中的基本利益。《帝国》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在跨越边界的移民身上，但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流动人口并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将主导社会变革的力量，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目前工作的重点。西方理论可以扩展我们的视野，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实际，关注西方当代理论，如果没有紧扣中国的现实，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学院化，削弱其生命力。
总之，通过对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借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传统左翼理论的某些概念日渐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新兴的左翼理论崭露头角，但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关注，仍然是欧－美中心主义的，且年轻一代对左翼理论的热情有学院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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