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洛2005文稿】3. 神话与历史
目 录1. 前言
2. 神话起源
2.1. 从母权制到父权制
2.2. 从氐族制到国家制
3. 不问苍生问鬼神
3.1. 独尊儒术
3.2. 黄巾之乱
3.3. 古神话终结
4. 万流归宗
4.1. 神话历史新天地
4.2. 挑动黄河天下反
4.3. 无可奈何花落去
5. 后记
#######################################
1. 前言
本文非严格学术文章，无意于辨伪神话和历史之真假，只是努力探索神话与历史一种可能的联系，主要参考《神话与中国社会》和《中国神话史》等书籍。或者可以算做再整理的读书笔记。
本文主要的线索是把神话当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
要从学术角度对神话进行分析和阐述，需要基于两个前提。第一，地球没有远古超文明，世界上也没有鬼神，人类社会发展是循序渐进的。第二，所有的神话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都是人类想象力的结果，神话其实是现实的隐射。即所谓神话传说是“史影”。每个历史时期产生的神话都是有原因的，神话故事中必然留下时代的烙印。
通过简单的叙述，我们会大致了解中国错综复杂而体系庞大的神话结构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并简要分析神话出现和衍生的深刻动机。
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对所有论点进行支持，加上神话本身就是严重扭曲了的现实。为了把神话和历史对应起来，在证据空缺的地方，不免用想象力加以补充，自然不乏谬误之处。
不妨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2. 神话起源
袁珂在其著作《中国神话史》中提到：“神话”这个词，中国古来是没有的。这个词是从西欧被翻译到日本，然后从日本移植到中国来。中国最早使用神话一词，是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年）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的人物》一文。
由此可见，“神话”离我们并不遥远。
要了解神话和历史的关系，就需要了解神话的产生和定义。
神话这个词，如果做字面上的简单理解，认为大抵是以神为中心的故事或传说。因为神话和宗教关系密切，而宗教多以神灵为核心记述行为。所以形成神话必须有神的错觉。
但，其实“神话”只不过是故事和传说的意思。原始社会时期，宗教尚未启蒙，神还没有出现。
所谓创世造人的神话，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把创世神放在神话的最前面，基本上是后世整理者（巫师、诗人或者作家）的刻意安排。
原始社会初期的神话，大都是活物拟人的神话，比如飞鸟会说话、牛马会说话，甚至太阳会说话、石头会说话。这类早期神话的痕迹在少数民族神话中仍有保留。其故事情节往往有悖常理，违反现代道德观念，但在那个时候，却有其深刻象征意义，不宜套用今天的眼光来批评。
在没有文字的年代，就已经有了神话传说，那时候的神话即历史，只是历史掩盖在神话迷雾之中，不容易分辨出来。
2.1. 从母权制到父权制
原始社会，最早是生殖崇拜，然后发展为图腾崇拜，图腾崇拜一般解释为对祖先的崇拜。也可以说图腾崇拜，是对人之产生来历的崇拜。
中国神话中造人的女娲，正是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产物。
在郑为的《中国彩陶艺术》中说道：“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盛行彩陶制作，氐族社会是处在母系社会阶段，只是在彩陶艺术衰微的后阶段，氐族社会开始向父系过渡。”
母系社会出现的彩陶上，陶纹反映的就是女娲这个图腾神。这是因为蛙的生育能力特别强，因为原始人对死的畏惧和对生的崇拜，便把女娲（蛙神）做为了崇拜对象。
田兆光的《神话与中国社会》说道：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女娲氏南部中国苗蛮民族的创世神。此说由芮逸夫提出，经闻一多先生进一步阐发而影响极大。近年，民间文学工作者通过考察发现，陕西骊山一带至今还保留着有关女娲的民俗及蛙图腾崇拜的遗习，如农历正月二十日要过“补天补地节”，也称“女王节、“女皇节”，节日的主要内容是吃“补天饼”。《路史后记二》罗注：“蓝田谷次北有女娲氏谷，三皇旧居之所，即骊山也。”“骊山有女娲治处。”
所以，临潼姜寨彩陶盆壁的蛙纹被认为骊山女娲氏的蛙图腾的造像。而女娲的纪念性建筑，如女娲陵、女娲阁、女娲墓、女娲庙在中原一带比比皆是。
在母系社会，神话最大特色就是：生育只属于女人。
当时的人们相信，孩子的产生，是因为母系女魂将小精灵送往母性怀中。因为不是孩子的父亲，也不是主要食物的提供者，所以男性地位低下。很多原始神话中都有女性因为图腾物而怀孕。
随着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渐渐提高，母权制也逐渐转化为父权制。这种转化过程也留下了神话的痕迹。比如永宁纳西族至今保存的“走婚”，苗族、瑶族、侗族、布依族在解放前流行的“不落夫家”的习俗。
父权制的神话故事中，生育演变为男性占据主宰，比如鯀之生禹，《山海经》记载：“鯀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而《初学记》引《归藏》说：“大副之吴刀，是用出禹”。
大禹竟然是由鯀剖腹生产而出，根本不需要母亲。据说大禹所谓“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不满走婚制度，而大禹要回自己的儿子并抛弃涂山氏，是代表着男系取得了继承权。
当然，神话和历史并没有严格阶段的区分，历时过久。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也伴随着部落之间的征战与融合，以及文化和神话的交流。再加上后世有意或者无意的改头换面，即使是现代的我们，想要从神话角度来推理历史，必然支持和反对的证据都不少。而在古代社会的人们，无法认知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过程，就把神话演变成文化而接纳。
《神话与中国社会》提到一个为神话演变图，如下：
蛙神——女娲——女神——月神——阴
鸟神——伏羲——男神——日神——阳
这表示部落图腾之神转化为部落先祖之神，再转化为男女神，抽象为日月神，并发展为普遍的阴阳学说。这里，神话渐渐演变成中华文化的基础。
（女娲神和伏羲神的结合，也许象征着两个图腾崇拜部落的结盟，在构成中国主体民族的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父系社会后，男性并不能够彻底推翻母系社会的痕迹，作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存在于人们潜意识中的神话体系不可完全否定，以前存在的神灵必须得到保留，人们只有在承认已存在神灵的前提下才能增加更多的神，并可能将其与已存在神灵并列或者凌驾之上。
所以，最先出现的女娲并没有因为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而被抹杀，但后出现的伏羲被篡改成为了女娲的哥哥和丈夫。
女娲和伏羲共同构成中国人的祖先，有关女娲伏羲人首蛇身的交尾图，在汉代广泛出现，大量考古证明了这个事实。因为兄妹结婚为后世道德所不容，在古代记载中便让女娲和伏羲戴着头巾遮住面孔躲在山洞成婚，这又是一个古代对更古代神话的改造结果。
2.2. 从氐族制到国家制
随着社会活动范围的增大，战争开始于各个部落之间，这是作为主体民族，其形成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原始社会部落之间的战争理由可能很滑稽，或者是因为禁忌，或者是因为贪婪，但绝不是因为正义、道德这些后人的产物。
女娲和伏羲后，古代的氐族分成了东西两系。一是西北的炎黄系，一是东部的颛顼帝喾系。
这里有一个概念：所谓黄帝、炎帝、颛顼、帝喾，甚至之后的尧、舜、禹，并不是指某个人，而是指某个氐族的名称，或者是氐族首领的一贯称号。就像我们提到的法老、凯撒一样。
炎黄系和颛顼帝喾系共同构成了中华大地未来的国家。
颛顼帝喾系中的尧舜部是最先壮大起来的，他们把持了中华文明的正统地位。其旁系中鲧禹部为尧舜部所逼，进而和涂山氏结盟，并继尧舜部之后取而代之。另一支旁系重黎部被迫南迁，成为了楚人的祖先。
而炎黄系方面，也经历了激烈的战争，尤以黄帝系征服炎帝系的蚩尤部落为最。炎黄系曾经东进到河北一带，但后来势力衰弱退守西部。
颛顼帝喾系和炎黄系是各个部落的联盟组织，他们内部都经历了战争与和平，也经历了统一和分裂，不过颛顼和帝喾，炎帝和黄帝的联盟关系并没有发生改变。
总的来说，炎黄系相比颛顼帝喾系，是一度退出历史舞台的，直到其后人姬姜联盟推翻了商朝，才再次回到了正统的位置。
这两系主要部落的活动以及分别形成的文化，对后世造成了深远影响，慢慢的，从氐族制到国家制这个历史发展最激动人心的飞跃即将到来。
在原始社会中，各部落对于首领选择采用的是推举制，尧部落占统治地位时，无论其部落任何一个人当选，都成之为“尧”。那些有关尧舜禹所谓的“禅让”不过是后人刻意的美化罢了。
尧之后的继承者——舜，也和尧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神话中就有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的故事，由此可以证明尧部落和舜部落是婚姻联盟关系。
舜当权后杀死了鲧，破坏了鲧禹联盟，但他无法彻底摧毁禹部落，而禹部落通过和涂山氏的结盟获得了新的力量。舜部落在接下来的推举制中丧失了权力，不得已让禹部落取得了统治地位，而禹则终结了推举制，将中国历史带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多，部落首领为了长期占据部落的公共财产，开始做从推举制过渡到世袭制的尝试。尧时代，世袭制还不成熟，但已经有迹象反馈。神话故事中，尧之子朱丹并不满舜的统治，为此舜做出了积极的应对，囚禁了“失德”的尧，并压制朱丹。暂时平息世袭制对推举制的挑战。到禹时代，世袭制的来到已经成熟，借助于编造的上天使命，禹的后代夏启推翻了推举制产生的首领益，并消灭了不满的有扈氏，成功地实现了世袭，并将世袭制保留了下来。
至此，中国历史进入国家形态，专制社会降临中华大地。
这就是所谓中西方同时出现的“国家形成的前夜”。
田兆光认为：中国选择了血缘，雅典选择了民主。中国国家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一家的利益垄断，西方国家制的产生则是相对比较广泛的利益垄断。这或许是未来几千年后，中国走向了专制高峰，而西方走向了民主的最初原因。
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的祖先是由中华大地上曾经存在过的各个部落共同组成，而不仅仅是部落战争的战胜者们。
3. 不问苍生问鬼神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的这首《贾生》，本意是讽刺汉文帝所谓的“求贤若渴”，不过是关心鬼神之类说法，却对苍生大事并不感兴趣。
然而汉文帝在历史上绝非昏君，而是开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明君。可以说，正因为有了汉文帝、景帝的积累，才有汉武帝的赫赫武功，否则汉武帝也不过是秦始皇、隋炀帝之类的亡国暴君。
其实，从神话史的角度看，“不问苍生问鬼神”绝不是简单的封建迷信，在汉文帝时代，鬼神的事也同样是有关苍生的国家大事。汉文帝之问鬼神于贾谊，并非我们想象中的浅薄无知。
秦王朝凭借武力结束长期战乱纷争的战国，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但并没有真正做到统一文化，不能让民众在心理上接受秦王朝是普天之下的合法统治者。秦王朝遵循的是法家的理念，在文化的把握上远不如武力那么娴熟，秦王朝企图通过自我造神的运动来取代传统的神话，这反映秦在文化统治上的急功近利性，因为缺乏对神话的继承关系，得不到民众的广泛认同，所以秦王朝的神话随着其覆灭而灰飞烟灭。
汉文帝时期，也同样面临着文化皈依的严重问题。他面对众多的选择：有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三晋的文化，也有儒家、道家、法家的文化。秦王朝前车之鉴，自然不能重蹈覆辙，但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文化（神话）体系，要让中华大地上的民众从心理上能够普遍接受，并且成为万世不易的传统，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帝王们需要对神话有一定的了解，弄清楚该祭祀哪个神，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才能长治久安，从这个角度看，“问鬼神”其实也是“问苍生”。
我们知道，经历了文景的尝试和探索，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渐渐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以齐鲁三晋文化为主，其他为辅的基本结构。并且确定了黄帝为祖先的文化，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受董仲舒的影响所作的《史记》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汉族这时候才真正成为了黄帝的子孙。
我们需要注意：对于祖先的确认，并不是因为存在着血缘关系，而是对共有文化认同的关系。这也就是后世无论如何亡朝灭代，但因文化之根基深厚，能够将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甚至吞并。所以，汉民族是因为文化保留血脉的。
3.1. 独尊儒术
儒学的本来面目也有神话成分和神秘色彩，《诗》、《书》、《礼》、《易》、《春秋》受时代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这些东西。但儒学先师孔子不言怪力乱神，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神话，才使得儒家没有成为宗教。
在战国时期，崇尚的是力量和计谋，孔子本人都是“如丧家犬”般不受重视。秦始皇更是重视法家，秦王朝统一天下之际，儒学也没翻身。在汉初时期，生息养民，那是秉承的黄老学说。与儒家无关。
从战国到汉初这段历史时期，儒术不是正统，而是不折不扣的异端。儒家是异端，儒生们的日子自然不好过，只得改变形象出现在帝王面前。诸如以封禅说取悦秦始皇的儒生，做说客的逦食其，定礼仪的叔孙通，甚至文帝时候说鬼神的贾谊，他们既是儒生，又是方士、纵横家、甚至是些巫师之类的角色。
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就是以巫师的面目出现的，他一方面大谈灾异说，将儒家包装成为宗教，把孔子包装成教主，说“孔子不王，而受天之名作《春秋》以垂法，是为素王”。另一方面，将王霸之业进行“仁义”处理，使其披上神话的外衣，投其所好。
汉武帝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摆脱了异端的地位。但这个时候，儒家还远远没有成为汉民族的正统思想，直到后来因为儒家学说和仕途紧密联系起来，才渐渐成为士大夫必须掌握的知识。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发展也是充满了功利性的。
从西汉到东汉，儒家逐渐走向正统，是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谶纬这个儒家神话形式表现出来的。
汉武帝在后人眼中，功绩不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眼中，却是个暴君。昭帝继位时只有八岁，儒生眭弘以谶语上书，竟要汉帝选贤禅让。
眭弘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意。”
眭弘书呆子气太重，被持政的大将军霍光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名义诛杀。
另一个儒生京房对元帝上书曰：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难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
面对这样的责难，几乎只差明说出要改朝换代的激烈言辞，温和的元帝只是将京房贬黜出了朝廷。
虽然儒生所提出禅让的主张不可能真正实现。但在当时，儒家神话盛行并开始尝试挑战皇权，确是不争事实。
儒家学说的势力渐渐庞大起来，并把矛头指向武帝。武帝虽然表面上“独尊儒术”，其实本人并不行仁义，儒家并没有成为事实上的正统，儒生们还在努力争取中。成帝时期，以匡横为首的儒生开始捣毁祖庙和神庙，并将儒家神话取代已存在的神话体系。
随之而来的王莽制造“庶民将为天子”的谣言，又制造所谓取代天子“符命”，借助了谶纬来颠覆西汉王朝，并且得到了大量儒生的支持。
既然儒家神话是对西汉王朝的革命，为什么儒家神话在东汉王朝继续保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儒家思想和儒家神话的壮大，东汉王朝不得不同样借助谶纬来反击王莽的谶纬。
光武帝统一天下后，“宣布谶纬于天下”，继续制造帝国神话。
在西汉、东汉长期政治、军事斗争中，斗争的双方都借助着儒家神话以示正统，孔子及其著作被神化，成为了对汉王朝的预言，就在这些斗争中，奠定了孔子和儒术的崇高地位。
然而，谶纬毕竟是一种短命的神话，它是因为政治斗争而产生的，在东汉也受到了王充、桓谭等卓越思想家的批评。汉王朝灭亡后，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建立，谶纬神话也就失去了市场。
儒家思想中的神话部分被扼制，理性部分得到发扬，直接促使了儒家思想主要流行在士大夫中，缺乏民众的基础，却也因为民众没有参与，儒家才不至于演变成为全民性的宗教。
儒家神话随着汉王朝的覆灭而消失，可儒家的正统地位却因此保持了下来。儒家神话从儒家学说中消失后，儒家思想还在继续的发展，渐渐形成自己庞大而独立的体系，儒家作为历代帝王所必须遵循的仁义之道，并非一味依附于统治者而存在。儒家理论的探讨在宋明达到了最高峰，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生活与思维方式。
当然，儒文化渗入汉文化的骨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我们要讨论的儒家神话已经结束了。
3.2. 黄巾之乱
儒学从异端走向正统，又抛弃了自身的神话部分。已经不能承担起异端邪说的责任，来挑战皇权、挑战正统了。而汉初曾经的正统——黄老学说则沦为异端，并迅速替代成长为异端的主流思想。
道家神话大抵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所谓正统的道家，作为儒家文化的补充融入主流文化中；一类是不问世事的神仙道，不求名利、不求闻达，远离尘世，独善其身；另一类是则是反正统、反皇权的“异端”。
这其中，最激烈的，与历史联系最紧密的自然是异端的造反。汉末的黄巾之乱，也是异端神话对主流神话挑战的总爆发。
儒家思想确立其正统地位后，儒生可以通过灾异之类儒家神话来批评皇帝，但异端神话却没有这种权利。异端神话，往往被奏为“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惨遭屠戮。
既然走上层路线只有死路一条，那么，异端神话惟有选择走下层路线，并因为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而成为了真正的宗教。
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经》，东汉顺帝时宫崇上书《太平清领书》。道教的《太平经》逐渐成为民间宗教经典，并伴随着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得到民间的普遍认同。
《太平经》传到张角手中，便是夺天下的有力武器，宗教活动发展成为了武装暴动。
因为东汉末年天灾人祸，政治腐败，张角遂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次起义声势浩大，“所在焚烧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之。旬日之间，天下响应”。
黄巾之乱被镇压后，鉴于历史教训，官方开始严厉镇压民间宗教信仰。
魏文帝诏曰：“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闲，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着于令典。”
江东孙吴同样压制异端神话。于吉道在江东获得穷苦大众的支持，挑战孙吴的权威，所以被孙策诛杀。虽然在神话故事中，于吉不仅没死，还向孙策报了仇。但事实上，于吉道是受到了重创的。
道家神话在压迫下并没有屈服，而是逐渐分流为两类。一类是继承黄巾的造反旗帜，用神话来进行武装斗争；一类是消极反抗，用神仙逍遥自在的超越人世间，来抵抗正统之积极入世的价值观。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以五斗米道发动起义。东晋末年的这场起义并非民众对残酷统治的反抗，而是以宗教感召的名义进行的夺权运动。宗教起义往往极具破坏性，虽然注定不能够建立新政权，却有足够力量摧毁旧的政权。
与孙恩卢循的反抗不同，葛洪是一个竭力使道教成为正统的丹鼎派领袖。其主张是勤修苦练，通过炼丹和服食达到延年益寿并成仙目的，葛洪赞成与统治者合作，坚决反对同为道教信仰的“异端”兄弟，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
或推翻现有统治者，自己成为统治者，或和统治者合作，这些都是道家文化（神话）试图从异端成为正统的不同努力方式。
3.3. 古神话终结
从原始社会到汉代，至少经历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王朝这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尤其以百家争鸣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里程碑。
而神话史，同样也经历了夏之社、商之帝、周之天，以及春秋战国的楚文化（神话）、齐鲁三晋文化（神话）、秦文化（神话）的三足鼎立。
楚神话更接近原始神话，是以黄帝为中心的西方昆仑神话，受到道家的影响，有自己的特色。楚人以《九歌》来祭祀十神，即“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肆明、少君明、何波、山龟、国殇”，很有地方特色。其中主神太一，既是神灵，也是宇宙的本来，颇有哲学意味。
齐鲁三晋神话继承了华夏神话，并受到儒家的影响，其神话体系为我们所熟悉的五帝八神，五帝分别是黄帝轩辕氏、帝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八神分别是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日主、月主、四时主。并创造了历史演变的五行学说，由邹衍发扬光大，最后发展到泰山的封禅神话。封禅神话对后世影响至深，一直是改朝换代的象征。
秦神话最开始还保留一定的图腾崇拜，在和中原各国发生经济、政治、军事往来后，吸收了华夏神话部分，开始创立出白帝。因为秦政权的功利性，在秦统一后，又采用五德终始说，抛弃了白帝，而崇水德，宣扬“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现；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端。”
五德说和秦文化中的法家部分结合，为其严刑峻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值得注意的是，秦代所表现出的神话为皇权服务的特征，为后世所继承。
秦王朝统一了全国，但秦文化并没有征服人心。汉代秦后，太一和黄老道曾经盛极一时，最终为儒家所取代。在汉代，中国神话史便奠定了齐鲁三晋神话为主，楚文化为辅的基础，并且伴随着皇权和神权的结合。
经历了汉代漫长的选择，古神话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终结。至汉帝国灭亡，古神话的架构基本建立起来，与德治文化一起成为汉民族内心深处的记忆。
古神话就此停止了前进的脚步，成为悬挂于天空之静止的恒星，宛如浩瀚的海洋，以宽容博大的胸怀吸纳后来的神话。
古神灵和古神话是中国神话的祖先，他们将后来的神话和神灵都炼化成为汉民族的模样。
汉代出现的古神话之外的神灵，诸如佛陀、老子、西王母，他们都不具备祖宗的特点，与皇权的神话以及儒生的理念相悖，并不被主流文化吸纳，但其在民间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他们在发展成为官方神话的补充同时，也成为反抗统治者神话的理论。
神话的多样化也代表着思想文化的多样化，其斗争复杂曲折，有的胜利、有的妥协、也有的失败，神话的排斥和融合伴随着政治史、战争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一起，构成了我们的过去。使我们看到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神话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正如古神话的形成和发展一样，汉民族的形成，并不是血缘的同一性，而是对共同的历史、文化、祖先的继承。
民族一旦基本确立后，绝非从此停滞不前，而通过吐故纳新、通过新陈代谢、通过不断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来保持民族的活力。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宽容博大的，必然是善于取长补短的，必然是充满自信而又谦逊。而伟大的民族绝非一日可以形成，正如母亲分娩婴儿，要通过阵痛才能生产下来。要成长为健康、勇敢、善良有智慧的成熟之人，还要历经重重磨难，在艰难困苦的挑战和安逸舒服的诱惑中获得经验和教训。
过去的历史只是过去。对于继承者来说，无须妄自菲薄，也不必妄自尊大，知反省而不失希望的顽强奋斗，这才是最重要的。
4. 万流归宗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北方长期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占据，通过少数民族对自身祖宗神话的改造和对汉神话认同，不难发现少数民族对于汉文化的认同和归依。
我们经常读到某位皇帝的出生天兆，这些神话无疑是经过皇帝本人认可的，说不定还是本人授意下制造出来的。这些神话，也是符合汉神话特点的。
北汉刘渊，有其母先见鱼跃龙门的兆，继而梦鱼化为人授日精曰“服之生贵子”。刘渊之子刘聪，其母梦日入怀。拜日固然是匈奴的习俗，但却不是匈奴独然。周秦便是拜日祭天。后赵石勒，出生时“赤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中庭”；前秦苻健，“母姜氏梦大罴而孕之”；成汉李雄，“母罗氏梦大蛇绕其身”；南燕慕容德，“母梦日入脐中”；北魏拓跋晆，“梦日出室内，寐而见光自牖属天”。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他们竟都是上天所孕，而非其父所生，淡化了自身作为少数民族的特点。
刘渊曾宣扬：“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受耳！”而德正是汉文化的核心，刘渊所举起的汉旗帜，绝非简单的匈奴政权，而是以汉室宗室的身份，继承汉文化传统的政权。
除了编造出生神话和按照汉文化传统祭祀上天外，少数民族更重要的是通过归依同一祖先来皈依汉文化。
《史记》中有提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赫连勃勃不同于刘渊自命汉族，而是“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鲜卑慕容氏则是“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拓跋氏也自称黄帝之后，北魏孝文帝更是厉行汉化。
对于少数民族的真正起源来历，后世学者不以为然。但他们是不是炎黄子孙并不重要，他们是皈依比血统更加重要的汉文化，这才是民族大融合的原因。
4.1. 神话历史新天地
经历了五胡乱华三百年的激烈动荡，中华大地终于迎来了大统一，民族大融合开辟了文化和神话的新天地，神话也渐渐从宗教走向世俗化。
隋末天下大乱，“李氏将兴”的谶语四起。《资治通鉴》记载，有人甚至建议隋炀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可见“李氏神话”的巨大影响力。除了李渊外，还有李密、李轨也“应谶造反”。
李渊也自命太上老君的子孙再世，《新唐书》记载：“武德七年，唐高祖幸终南山，谒楼观老子祠”，目的便是制造唐帝国神话。
《唐会要》记载：“武德三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谓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年。”
之后，李渊“追尊老君为太上元元皇帝。至天宝二年正月十五日，加太上元元皇帝号为大圣祖元元皇帝，十三载二月七日，加号大圣高上大道金阙元元皇帝。”
这个记载赤裸裸的表现出李唐的编造痕迹，可惜老君“享国千年”的预言不甚高明。
李唐试图把最高神和先祖统一起来，制造前所未有的帝王神话，却受到了后世的批评，宋儒范祖禹就说过，“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谄谀者附会之。高祖启其源，高宗、玄宗扇其风，遂用方士之言，而跻之于上帝，卑天诬祖，悖道甚矣。”
因为和唐王朝的捆绑，太上老君在唐时盛极一时，但随着唐王朝的崩溃，太上老君不免为之殉葬，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正如学术必须是自由的一样，寄生着政治权力的学术，固然可能很快飞黄腾达，却必然被历史抛弃。
明代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写的是唐朝玄奘和尚西天取经的故事，却大肆贬低道教，并不符合唐朝尊道的事实。
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太上老君作为曾经的至高神，历史的痕迹仍然保留了下来，已经是中国神话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大神。
在《西游记》中，还提到了既无能又无用的政治最高神——玉皇大帝，那是宋代才制造出来的。
宋代崇拜道教，玉皇大帝便是源于宋真宗的“玉帝托梦”和“神降天书”。宋真宗一番无从考证的梦话，就创造出中国神话系统中地位最高的神诋。当然，这也是经过宋朝皇帝和朝廷不断的加强这个形象的结果。
因为玉帝的出现，加上其和皇室紧密的联系，宗教神话渐渐被归纳为世俗神话的体系。
无论道教神灵——太上老君，还是佛教神灵——释迦牟尼（宋徽宗时期，曾经大规模的兴道抑佛，将释迦改为天尊，将菩萨改为大士。至此，佛教神灵被称为所谓大士、真人），都臣服于玉皇大帝。
宋代的造神运动如此成功，以至于后世只有接受。元朝政府兴佛抑道，宪宗时曾下令道士削发为僧，但都无法改变玉皇大帝的主宰地位。明清小说进一步把玉皇大帝的名分给确定下来了，就仿佛他一直存在于神话中。
但世俗神话体系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因为世俗扭曲了神话世界，也扭曲了这个世界中的神灵。
当宗教神灵出现在世俗神话中，他们便丧失了自己的神圣，增添了人性的弱点。不论是道教神灵，还是佛教神灵，都沾染上了红尘的味道。玉皇大帝更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除了最高神的权威外，他的性格就和一个糊涂、固执、盲目的老头没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对于玉皇大帝，民众仅仅认可其地位，但对他的品行为人和办事能力，颇多腹诽。一方面希望玉皇大帝能够为民做主，另一方面却不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人们了解：推翻玉皇大帝的关键并不是玉皇大帝本身，而是宗教神灵的庇佑。神话如同文化一样都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后世改朝换代，要不像洪秀全那样假借基督教义来彻底连根拔起，要不就尽量美化替代过程，粉饰太平，以示正统的继承。
4.2. 挑动黄河天下反
道教成为异端已经是历史，弥勒佛便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异端。
佛教有三世说：过去为燃灯古佛主持，现世为释迦牟尼佛主持，未来为弥勒佛主持。未来的弥勒净土是极乐世界，那里土地丰熟、谷物不可尽食、财物不可胜用，金银珍宝、珍珠玛瑙，散落在地，弃若瓦石。
从万物皆空的佛教学说来看，极乐世界的美好生活，只是引人入胜的法门，最后是需要被超越的，其境界绝不高。但民众陷于苦难深重的现实而无法自拔时，想到脱离苦海的办法，并不是潜心修佛，而是推翻统治者的残暴统治。
弥勒佛从印度传入，最终在中国生根发芽，演变为煽动民众起义造反的异端。这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
北魏宣武帝时期，沙门法庆造反。他们自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打着“弥勒佛”的招牌，规定“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展开残忍的大规模杀戮。隋朝时期，沙门假托弥勒佛名义叛乱事件非常多。有唐县人宋子贤，其精于幻术，自命弥勒佛；又有沙门向海明于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
武则天时期，为了抵抗太上老君庇护李唐天下的神话，武则天找到了异端弥勒佛作为自己的后台，将自己神化为弥勒佛再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崇佛运动，以取代道家神话的正统地位。
随着武则天的周政权倒台，继任唐朝廷十分警惕这种神话和弥勒信仰组织，把弥勒信仰组织斥之为邪教予以严厉禁止，并且毫不留情的打击。使弥勒教的生存状态越来越艰难。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压迫愈强，反抗愈烈。
弥勒教慢慢演变成白莲教，在宋代逐渐形成规模，并在元、清掀起大规模的造反运动，以反抗民族压迫。
元顺帝时期，韩山童言天下大乱，弥勒佛出世。其时正逢黄河水患，所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正是弥勒神话的表现。（明末的起义组织还融合了摩尼教的神话，此处不详谈）
靠着弥勒佛、白莲教推翻元朝而上台的朱元璋在得到天下后，开始对白莲教颁布了严厉的禁令。
《大明律》称：
“凡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者、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明末时期，鉴于明朝政府的腐败，白莲教的一支——大乘教头目邀请皇太极入侵，作书和硕豫亲王，“观音菩萨天内显圣，高呼天聪，将我国玉玺，受之与汝”。
而到了清代，白莲教又开始反清。其中有王伦清水教这样继续的宗教团体起义，也有南方的天地会，即洪门也。
天地会的请神祝文很有趣，不妨一看。
“皇天玉皇大帝、日月三光五星、七星七政五斗、神君天官赐福、太上老君、西方如来、释迦佛祖、阿弥陀佛、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切虚空来往众神佛。前来助其证盟。”
天地会的神话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神灵，就包揽其中。
清末的义和团也是白莲教的分支，称主神为“骊山老母”，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外国，而打起了“扶清灭洋” 的口号。
作为弥勒教衍生的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是永远异端的形象。他们神话体系杂乱无章、组织混乱，他们倾向原始宗教回归，崇尚巫术，其神话在低层次活动，对中国神话体系贡献不大。
白莲教因为其愚昧和破坏性，往往被统治者利用后抛弃。但其反抗精神却不可一笔抹煞，其能够煽动民众盲从的一定程度成功，反映出当时社会广泛的民众心态，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现象研究，也有借鉴价值。
4.3. 无可奈何花落去
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以辽、金、西夏、元、清对汉文化的冲击。他们与五胡时期急于认祖归宗不同，而是在对释、道、儒的文化认同上，更大程度融入传统文化。
辽祭天地用青牛白马，一方面他们坚持北方萨满教的神话和礼仪，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化主流也被释道儒所代替。辽太祖神册三年，“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辽国的神话政策是：三教不废，独尊孔子。
辽圣宗就在《诸侄戒》写出“汝勿以才能凌物，勿以富贵骄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这样渗透儒家伦理道德的文字。
但儒家毕竟不是宗教，举国上下还是更加崇拜佛教，尤其是“白衣观音”的出现，更替代了契丹本来的信仰，在融入中国神话之后，他们所留下的痕迹几乎再也找不到了。
作为一个民族，契丹族最后消失了，血缘的传承不复存在，而其文化（神话）融入了中国文化（神话）之中，获得了长久的保存。
对于契丹人来说，是悲哀，还是幸运呢？
这种思考是痛苦，当我们的文化不幸沦为非主流文化后，是应该为独立而苦苦支撑，还是主动融入主流文化呢？坚持可能招致覆灭，融合却可能新生。真正的文化捍卫者，应该如何选择呢？
蒙古人自称苍狼白鹿的后裔，其实苍狼白鹿只是巴塔赤罕部的起源神话。蒙古人不同族种着不同的动物起源神话。
元代从蒙古旧俗，对所灭各国的各族文化都吸纳，并不强求统一。
早期，成吉思汗、窝阔台信仰萨满教，窝阔台的三子阔端信仰景教。直到西藏归降，佛教传入，蒙哥开始信仰佛教，佛教从此被元朝统治者所信奉。
元代佛教地位崇高，从忽必烈开始，每位元朝皇帝都封“帝师”，其担任者都是西藏宗教领袖。通过佛教行使对西藏的主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里程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宗教在国家的重要地位。
除了佛教外，道教的全真教邱处机西游也得到了成吉思汗的重视，邱处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蒙古人的杀戮，也使道教在北方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其后，元代佛、道互相争斗，世祖至元年间，佛、道大论战，以道教失败而告终。十七道士被迫落发为僧，全真教所占佛寺二百多所全部交还给佛徒所有。这个时候，蒙古人自己的宗教，已经被渐渐淡忘了。
清作为中国最后一个非汉族政权的封建王朝，比金、元更加努力维持自己的萨满教神话，还特地颁布了《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但在朝廷中很少实行。到了光绪年间，满人贵族甚至不知堂子祭为何物，只知道天坛和社稷坛了。
满人虽然竭力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特色、文化和神话，但在汉文化强势下，他们无力取而代之，想要维护统治的稳定，就不得不接受汉文化的一切，只有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文化（神话）无可奈何的消逝了。
第二次民族融合使中华文化（神话）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一方面为释、道、儒三教呈现合一的趋势，另一方面为少数民族的文化（神话）新鲜血液注入。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化（神话）面目，是汉文化（神话）为主体的多种文化（神话）经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之后的结果。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是祖先遗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5. 后记
本文主要侧重神话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并不追究神话的细节，也不拘束于历史的对应。而把神话发展的历史加以提炼，试图建立一个神话体系和发展体系，并结合历史进行论述。
在组织全文的过程中，我面对怎样构建全文的难题：是按照神话发展的顺序的来写，还是按照历史朝代的顺序来写。
但无论按照神话史来写，还是中国史来写，都难以兼顾。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脉络清晰，神话却隐藏在迷雾当中，缺乏足够的资料。要写翔实而全面的“神话和历史”，那可是中国通史加上神话通史的巨大挑战，对我来说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不是这篇小文的用意。
于是我调整了思路。我将神话当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当成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折射。我觉得神话结构的调整必然是历史和文化大调整的产物，虽然要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来支持还很难，但作为一种建立在已有研究成果之上的理性假设，我相信是有益的。
本文——“神话和历史”分成的三章，是挑选了历史与神话有重合的重大阶段。
从历史角度看，第一章是原始社会阶段；第二章是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基本形成阶段；第三章是以多民族进行文化发展及融合阶段。
从神话角度看，第一个章是神话的起源阶段；第二章是神话伴随着诸子文化以及三地（楚、秦、齐鲁三晋）文化（神话）融合，直至形成基本统一的神话结构；第三章则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共同的文化（神话）取代了血缘关系而保证文明的传承。
虽然后人不断对神话进行改造，根据现实的利益制造的最高神，在宗教影响下呈现出千姿百态，但无论神话体系变得怎样面目全非，其所依据的原则、对原神话的继承关系并没有变化。
在历史文化中，有官方的就有民间的，有正统就有异端，有主流就有非主流。神话亦然。昨日之异端，说不定是今日的正统。昨日之正统，说不定是今日之异端，不足为奇。
当然，这是一个概括很不全面的划分方法。
比如佛教及佛教神话的介入极大的改变了神话和历史的面貌，道教和儒家同样如此；比如同一个名字的神话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民间和官方、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域都有不同的认知。
我想，一篇好的“神话和历史”还应该将东方神话体系与西方神话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其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才能更加有说服力。
另外，神话与历史的思考者不得不面对现代神话的特点。比如将造神运动的巨大影响和陷入狂热的社会群体心理，或许与极权主义有很大关系。
现在的社会现实更加值得忧虑：一方面因为没有信仰而肆无忌惮的抛弃道德，一方面又因为没有寄托而陷入极度空虚。由于人们对理想信仰和上天畏惧的缺失，而将自己陷入了疯狂状态之中的无意识追求当中。
与此同时，寺庙的香火出奇旺盛、算命事业无限发达。邪教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盛行，并且表现出反社会的形态。
在这个缺乏神之信仰的时代，人们却表现出群体的固执和盲目，使我联想到释迦牟尼所说的“佛道末日”正是今日。
人类随着洪流往前拥挤，却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在快节奏的现代化下，中国变得焦虑不安，失去了长久以来平和的心态，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民族的生命之源渐渐枯竭。
这些，令人不得不担忧中国（文化）神话是否就此终结，在数百年后，变成永远终结的历史。
qian_nian@hotmail.com 林洛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