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后现代性内涵及其在中国的登陆
一、后现代性之于西方社会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正式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它与西方社
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是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这样一个高科技和信息
化时代的产物。从哲学层面上，后现代思潮表现为对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深度质疑，
这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中都有着明
确表达:从思想层面上，后现代思潮还表征着人们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正在悄
然改变，生命意义和本文深度也在被瓦解，意识领域日益充斥商品化的内容;而
在文学创作层面，后现代小说用反权威、反中心的消解性话语表达了对工业社会
中人的异化现象的抵制情绪。“后现代”(postmodern)逐渐在西方知识理论
界成为一个流行的术语，它成为一个时代、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知识状态、一些
哲学话语的名称，成为对一种文化景观的描绘。法国著名哲学家、理论家让一弗
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在((后现代状况:关
于知识的报告))(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1e savoir)中描
绘过这种景观，后现代(postmodern)是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思想模式，“后
现代必须根据未来(post)的先在(modo)之悖论来加以理解; “未来的先在”
可以理解为一种尚未确定的存在，这就否定了永恒的幻象，是对确定性的怀疑和
突破。后现代的根本特征是对“元叙事”或“大叙述”的否定和质疑，詹姆逊从
物化的角度分析后现代带来的文本的平面感等等表现，是对现代主义深度模式的
抗衡.但“人们至今对什么是‘后现代’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科勒)，西方后
现代理论家从各自的视角为自己心中的后现代定义和辩护，即使是利奥塔与德国
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文化批判家哈贝马斯之间开展的沸沸扬扬的关于后现
代的论战也并没有使“后现代”呈现出一个大一统的命名。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
重点研究“后”现代、现代、“前”现代到底是个怎样的概念，因为本身用“前”
或“后”的线性角度对文化历史进行分期，既无益于达到解构的目的，也无益于
实现建构的目标。利奥塔的理解帮助了我们，他说，后现代与现代不存在本质性
的区别，后现代只是现代的一部分，是现代状态的开端而不是结束。
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是对后工业社会以及后现代文化思潮之抽象
性质的一种命名，它起于西方对“后现代”的执迷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大约从
1972年前后，无论是文化层面，或是政治经济层面，相关的行为作风及过程，
都再次开始了排山倒海式的变化。”’大部分西方学者对“后现代性”产生的年
份定位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左右，一般认为，“后现代性”是1971年由伊哈布殆
桑首次提出的，七十年代末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计划》在《精神》
杂志上发表，“后现代性”一词被引入法国学界，由此引发了与利奥塔之间关于
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论争，詹姆逊、贝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也加入了这场
论战，更加速了后现代理论的成型和多元化，后现代性迅速在欧美思想界成为研
究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变化产生的积极效果就是打破了长期以来传统中的一
元保守的僵化思想，为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和指向。
但关于后现代性的描述，在笔者有限的参考文献中一直没有找到一种令人满
意的说法，后现代性以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表述方式被记载和传播着。我们还
是从后现代主义在文学艺术、社会文化、哲学三个领域的表现，理解后现代性。
(一)、文学艺术中的后现代性
或可以说，后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在诗学领域，对美学及文学艺术研究对象新
变的一种新的描述，“是作者与文本之间、当前文本间(inter-text )与其它文本
之间(other inter-text )或对立文本之间的新关系”在艺术创作领域，后现代性
表现为对传统美学原则的和审美方式的反叛，提倡新颖和蜕变，文学艺术因此成
为幻像的而非表现的文化，艺术不仅创造了图像，而且也创造了自身的意义。它
“给没有意义的东西以意义，给没有认同的东西以认同感。”’后现代艺术作品
大胆地给看不见的东西以可以触摸的形状，赋予听不见的东西以声音，并将其置
于乐此不疲的无尽解释和新意义的不断生成中去，其意义就在于揭示意义的秘
密。
(二)、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后现代性
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建构设想截然对立，后现代性表现在社会文化层面就是
一种对工业社会自身的否定，对现代性启蒙理想主义、平等进步信仰的抛却，是
对中心化的元话语在西方文化合法性的拒绝，是对权威和对价值观念危机的一种
感悟，是对无序性、非连续性、非确定性、差异性、不可通约性的关注和迎纳。
伊格尔顿强调，“我们现在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
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松散的多元论的过程之中，一系列异质的生活方式和语言
游戏己经抛弃了把自身总体话语合法化的怀旧冲动……; 后现代性以世俗为导
向，注重世俗性社会中文化艺术的商业性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不再仅仅取决
于它的美学质量或作者的艺术地位，而且决定了特定艺术家、艺术风格或种类在
艺术市场上的经济价值。”文学艺术纳入商品生产和消费机制中去，艺术价值
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
(三)、作为哲学的后现代性
代表着从现代哲学到后现代哲学的转向，“主要的变化是从实在论、客观主
义和认识论的超验转向内在论、历史主义、惯例论、构成主义和虚构论”，在很
大程度上，后现代性是“一种新的非理性”，后现代性将现代性对理性的运用和
颂扬中走了出来，拉入日常生活中，要重新找到一个理性的“他者”，如尼采的
非理性的“权力意志”说，德里达解构“形而上学”，从一元中心转向多元中心。
海德格尔建构了一个超越理性之上的“思”这一自明概念力图代替理性的核心地
位。福柯、罗蒂等也明确地将“逻各斯中心主义”作为主要解构对象，从对普遍
性、本质性批判中解放差异个性、特殊性，在“文本”的不断解释中呈现多元论
意义。
二、后现代性在中国的登陆
后现代主题在中国登陆并引起中国学人关注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的。1985年美国杜克大学新马克思主义学者F·杰姆逊在北大作了关于后现代主
义与文化理论方面的讲演，将后现代性问题的关注点带入中国本土。讨论中国后
现代性需要首先把握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具体状况。90年代中国社会
相比80年代变化更为剧烈、复杂，中国社会大踏步地向现代化和商品化社会发
展，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的霸权地位的生成，这一切使人们进入到一个什么都想
“后”一下的无序时代。为数不少的文学艺术家在小说、诗歌、绘画、戏剧等领
域以及相关的文艺批评中表现出各自对后现代性的理解。比如在80年代末90年
代初，正值对于先锋小说的热烈讨论期，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家普遍受到
了国外翻译小说的影响，并将国外的“共通资源”—后现代理论拿来，以此增
加文学创作的新理路，随之带来了颇具后现代色彩的种种理论阐释和批评研究。
90年代的批评理论也随之异常活跃，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共生格局。在后现代性
的强势影响下，“用别人的话说自己的话，’(德里达)成为中国理论界的重要特点，
为了寻找新的理论批评策略而积极地挪用西方的后现代话语和后现代性理论。于
是，进入90年代，中国进入到了一个重新审度实际上尚未完成的现代性神话的
时刻，一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置的文化状态之中。
这种并置的文化状态，既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失语和灭亡，也不意味着现代
性的终结。就像我们无法从90年代中国文学文论创作中甄选出一件真正后现代
意义上的正式文本一样，我们也无力将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晚近的后现代进行简单
对照和并行比较。因为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后现代性并不相同于西方那种针对资本
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而形成的后现代性，中国后现代性“既不是文化传统自然变
异的结果，也不是中国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文本的催孕，毋宁说是一个充满异
质文化并置的全球化语境中对‘他者’话语的一次‘借挪式’操作。对诸如解构、
异端、散漫、反讽、戏拟、模糊性、去中心、多元论、颠覆在场、拆除深度模式
等后现代话语群的刻意追逐，使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带有明显的生硬拼贴和机械
模仿的痕迹。” 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叠合时期，中国的后现代性明显在生搬硬套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中国试内涵。而后现代本身颠覆有余，建立不足的特性也使得后现代在中国的发展变的更加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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