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古典自由主义的兴起、衰落与复兴
古典自由主义的兴起、衰落与复兴The Rise, Fall, and Renaissance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By拉斐•莱科（Ralph Raico），August 1992
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或简单说自由主义（liberalism）,作为直到本世纪之交时仍然被称作的叫法，是西方文明中标志性的政治哲学（the signature political philosophy）。自由观念（the liberal idea）的提示（Hints）与联想（suggestions）也许在其他伟大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但明确显示（是由自由观念所形成的）社会这的确是在欧洲产生的，并且在欧洲成为了前哨基地（outposts）, 总之, 美国充当了自由主义温床（seedbed）的角色。反过来, 自由运动（the liberal movement）也决定性的塑造了社会。
去中央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和分权（the division of power）是欧洲历史的优秀标志（hallmarks）。在罗马衰落以后,没有帝国能够占据（欧洲）大陆。欧洲反而成为了类似复杂马赛克般的相互竞争着的民族（nations）,公国（principalities）,城邦国家（city-states）。各种各样的统治者们发现了他们正处在互相竞争中。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沉溺于掠夺性征税（predatory taxation）或对财产进行任意的没收, 他很可能失去他那最具生产力且能与他们的资本一起选择“退出”的公民们。国王们并且也在雄心勃勃的男爵中以及由一个国际教会支持的宗教权威当中发现了强有力的敌手。议会的出现限制了国王的征税权, 制定了特别宪章的自由城市的兴起使商人精英处于控制、支配地位（in charge）。
到中世纪为止,欧洲的许多部份, 特别是在西部, 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友好对待财产和贸易的文化。在哲学层面上,自然法则的信条——源自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哲学家们（Stoic philosophers）——他们教导说自然秩序（the natural order）是独立于人设计之物以外的（independent of human design）并且在关乎正义的永恒法则问题上统治者是次要（服从的对象）。自然法则信条是由教会维护并在伟大的大学中被宣扬（promulgated）, 从牛津大学（Oxford）、萨拉曼卡大学（Salamanca）到布拉格大学（Prague）、克拉科夫大学（Krakow）。
当现代（modern age）开始时, 统治者们开始动摇那些对于他们的权力进行限制的古老习俗。王权专制主义（Royal absolutism）成为了当时的主要的发展趋势（tendency）。欧洲的国王们兴起了一个新颖的主张: 他们宣称, 他们（君主）的位置是由神（God ）所指派的，是社会中所有生活与活动的根源。相应地,他们寻求指挥（direct）宗教事务,文化事务,政治事务,尤其是人民的经济生活。为了支持他们迅速增加的官僚阶层以及不断发生的战争（burgeoning bureaucracies and constant wars）, 统治者们要求税种的持续增长,以设法用违反（contrary to）先例（precedent）和风俗（custom）的方式来敲诈（squeeze out）征税对象。
第一个反抗这个体制的人民是荷兰人。在持续数十年的奋斗以后, 他们从西班牙手中赢得了他们的独立并且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制（polity）。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强调地区自治与先前普遍强调中央集权的政体有很大区别）, 作为激进的去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所获得的称呼, 没有国王、只在联邦级别拥有一点权力。挣钱是这些繁忙的制造者和贸易商人的激情所在：他们没有时间猎杀异端者（hunting heretics）或压制新观念。因此,事实上的宗教宽容和广泛新闻自由开始盛行开来。致力于产业（industry）和贸易, 荷兰人建立了坚实地根据法治（the rule of law）、尊重财产与合同的神圣性的司法系统（legal system）。实行低税收, 并且每个人都有工作。荷兰“经济奇迹”令整个时代为之惊叹。遍及欧洲的深入思考的观察者们以巨大兴趣感受到了荷兰的成功。
一个在许多方式上与荷兰相似的社会已经发展成了横跨北海的国家。17 世纪的英格兰（只是目前英国中的英格兰） , 也遭受到了以斯图尔特式议院（the House of Stuart）王权专制主义的威胁。随之而来的回应则是革命, 内战, 一位国王断了头，另一位则遭到了驱赶。在这个喧嚣的世纪进程中, 第一次以及第一位可以毫不含糊地被被冠以自由（liberal）之名的运动与思想家出现了。
随着国王的离去, 一群被称作是平等派（Levellers）的中产阶级激进派们（middle-class radicals）
突然涌现出来了。他们抗议说（议员比例）不均衡的（not even）议会没有任何的权威侵占自然以及神所给予人民的权利。他们宣称, 宗教是关系个人良心（individual conscience）的事务: 它不应该与国家有所牵连。政府授权的专卖权同样侵害到了天然自由（natural liberty）。一个世代以后, 约翰•洛克（John Locke）, 描述了被保持至今、由经院神学家详尽阐述了（Scholastic theologians）的自然法传统，指出一个强有力的使用于人、社会以及政府的自由模式（liberal model）。他持有每个人都固有地被授予了（innately endowed）若干自然权利的观点。这些基本权利包括了什么是他的财产——那就是他的生活（life）,自由（liberty）,“地产”（estates）(或物产) (or material goods)。组成政府只是因为它能更好的守卫财产权利。当政府不是在保护人民的正常权利时, 那么政府就是在对人民做战,人民就可以变更（alter）或废除（abolish）它。洛克派哲学（The Lockean philosophy）在英格兰对于后代继续施加影响。它最为巨大的影响力会及时发挥在讲英语的北美洲殖民地。
在英国对专制主义的胜利以后所涌现出的社会中，开始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取得令人惊讶的成功。来自（欧洲）大陆的思想家, 特别是法国, 对该现象的兴趣与日俱增。像伏尔泰（Voltaire）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一批人, 更是亲自前往（观察）。正如先前荷兰所充当的模范角色，现在轮到英国模式开始影响外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去中央集权化总是作为允许英格兰“试验”发生、使它的成功成为其他国家心头之刺（鞭策他们也不得不改革、进取）的欧洲的标记。
在18 世纪, 思想家发现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大事实: 使人享受他们正常权利的原因在于社会或多或少是自行运转的。在苏格兰, 包括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在内的一批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们概述社会制度自发演变的理论获得了成功。他们展示了对于高度复杂并且非常有用的建制（institutions）——语言、道德、普通法, 尤其是市场——它的发源与发展都不是作为社会工程师们设计式头脑的产物, 而是作为所有社会成员追求他们各自的目标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法国, 经济学家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之中最伟大一位, 杜尔阁（Turgot）,为自由市场提出了理论基础：
“因此政策导向是为了依照自然之势、顺乎自然（follow the course of nature）,不要为了指导通商贸易而假装去指导它,那样的做法势必要求对于需求、兴趣以及人类产业的所有种类都拥有完备的认知，要在如此细节化的层面拥有这种认知即使是由最能干、最积极且能够提供详细细节的政府来操作也完全无法做到。既使真有政府拥有了如此多面向的认知, 结果也会让事情依照自然之势、顺乎自然的发展与人们因为各类利益经由自由竞争而产生的单独行动从而获得促进的（模式）极为吻合（go precisely）。
法国经济学家铸造了一个在经济生活中进行自由政策的术语（term）: 他们称它为自由放任制
（laissez-faire）。与此同时，在17 世纪初期,主要来自英格兰的殖民者们已经开始在北美洲东海岸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在与殖民者同时到来的观念影响之下以及他们业已发展出的建制（institutions），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开始成形。那里没有贵族、只有各种类型规模很小的政府。替代渴望政治权力欲望的是，殖民者们勤奋创业，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庭创造了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由于极度地独立（Fiercely independent）, 他们一致地承诺以和平的、有利可图的方式交换物品。一个复杂的贸易网络出现了,截止18 世纪中期,殖民者们已经比地球上的其他普通人（commoners）更为富有了。自助（Self-help）也是在精神价值领域中具有指引作用的要素（the guiding star）。教会,学院（colleges）,图书借阅室（lending-libraries）,报纸,讲座学社（lecture-institutes）,以及文化学会（cultural societies）通过公民的自愿合作逐渐昌盛开来。
当因为某些重大事件导致了一场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战争时, 社会盛行的观点就是让社会自行运转。如同汤姆・潘恩（Tom Paine）宣布的那样：
“正式政府仅仅构成了文明生活的一小部份，这部分涉及到了社会和文明的主要的基本原则、通过各种渠道以促进不断的利益循环（the unceasing circulation of interest）来鼓舞文明群体，在这些方面都远远超出了精心构造的政府所能提供给个人以及整体都依赖的安全和繁荣。简言之，社会自身几乎能完成它诉诸政府的任何事务，政府除了弥补由社会、文明的不完备所造成的少数状况之外，并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
新社会所形成的自然权利的哲学会及时对世界充当一种比以前的荷兰和英格兰所扮演角色更为光辉的自由主义的典范。
当19 世纪开始的时候, 作为关乎自由问题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的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或者就说成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开始为人所知——它成了困扰欧洲和世界的幽灵（specter）。在每个先进国家（advanced country）自由运动都呈积极、活跃的状态（active）。
古典自由主义主要吸引的对象是中产阶级（middle classes）, 它广泛涵括了从宗教到哲学背景的人群。基督徒, 犹太人,自然神论者（deists）,经院哲学家（agnostics）,效用主义者（utilitarians）,自然权利的信奉者、自由思想者们（freethinkers）, 以及传统主义者全部发现往扩展社会自由功能（the free functioning of society）的领域以及减少政府进行强制的范围这样一个根本目标运行是非常可能的：
（自由派们的）强调重点随不同国家情形（circumstances）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有时候，比如在中欧和东欧,自由派们要求专治政府乃至封建制度残滓（residues of feudalism）退出历史舞台（rollback）。相应地,抗争主要集中围绕在对于土地的充分私人所有权、宗教自由以及农奴制的废止。在西欧, 自由派们常常不得不为自由贸易、充分的出版自由以及让法律成为超越政府官员（state functionaries）权力而成为国家至高无上的规范而战。
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家没有做到优秀的地步（par excellence），它的首要目标是要避开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及他的那些赞成政府集权的后继者们所推动的政府力量（对于社会）的侵犯, 并且最终, 以某种方式,处理了美国自由的巨大污点——黑人奴隶制。
从自由主义立场（standpoint）来看, 美国从一开始就相当地幸运。它的建国文件, 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是由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这样一位在他所处时代具有领袖作用的自由思想家（the leading liberal thinkers）起草的。宣言显露了（radiated）作为包含个体成员的社会享有他们的自然权利以及追求他们自我决定（self-determined）目标的愿景（vision）。在宪法和权利法案中,建国者们（the Founders）创造了一个权力分立、受到限制（limited）的体制, 并且为多重制约（multiple constraints）所包围, 而个人则要求通过工作, 家庭, 朋友, 自我修养（self-cultivation）,以及以自愿协会所组成的密集网络以获得满足。在这块新土地上, 政府——作为欧洲旅客以敬畏的态度注意到——几乎根本不能说是存在之物。这就是美国成为世界上一种模式的（原因）。
在19世纪的早期，杰斐逊主义传统一个长久保持者（perpetuator）是威廉•莱格特（William Leggett）,他是纽约新闻工作者并且是一个反奴隶制的杰克逊式民主党人（antislavery Jacksonian Democrat）。莱格特宣称:
“所有政府都是为了保护人和财产才被设立的（instituted）；当强制力（powers）对于这些目的是不可或缺的时候人民才愿意授权（delegate）给政府。人民不要政府去管制（regulate）他们的私人事务（private concerns）, 或在他们的产业事务中规定（prescribe）过程和给予利润（mete out the profits）。保护他们的人身（persons）和财产,其余之事他们自己都能搞定不需要政府为其操心。”
这种自由放任哲学（laissez-faire philosophy）成为了不计其数所有阶层美国人的根底信条（bedrock creed）。数个世代以来,在像R L. Godkin, 艾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 亨利•路易斯•门肯（H. L. Mencken）,弗兰克•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以及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这样的自由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回声（echo）。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 这是很特别地（distinctively）, 典型地（characteristically）美国看法、态度（outlook）。
与此同时, 经济前进（the economic advance）在西方世界慢慢地得势（slowly gaining momentum）爆发了一次巨大的飞跃。首先在不列颠, 然后在美国和西欧, 工业革命变换了（transformed）自从新石器时代（the neolithic age）以来基本就没有得到什么改变的人的生活。对于广大人类逃脱（因年代久远）无法追忆或文字记录不及的不幸，要知道这种不幸他们已经学会接受把它看作是他们不变的全部（命运），现在则变得有可能改变。上千万原本会在无效率的旧秩序经济体中被消灭的人现在能得以生存下去。当欧洲和美国的人口胀大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 新的大众逐渐达到了对于以前的劳动者来说难以想象的生活水准。
伴随工业秩序诞生的是经济失序、混乱（dislocations）。不这样的话它又会怎么样呢？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鼓吹的（preached）解答之道是：保障财产和硬货币（hard money）以鼓励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利用自由贸易使生产最大效率化,还要有一个使企业家热衷创新的干净领域（a clear field）。但是保守主义者们（conservatives）,以他们的旧有身份进行威胁，并对新的体制发动了一种文学上的攻击（a literary assault）, 给工业革命安上以后再也没能充分恢复的坏名声。很快攻击者的位置由开始涌现的各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兴高采烈地强占过去了。
但是, 在中世纪（mid-century）以前自由派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保证基本权利的宪法被采取了, 司法体制（legal systems）稳固的固定（anchoring）在以法主治（rule of law）以及被放置在适当位置上的财产权之上,自由贸易四处传播开来,诞生了建立在黄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上的世界经济。
进展也同样体现在智识前线（intellectual front）上。在挂帅（spearheading）废除英国玉米法律（English Corn Laws）的运动（campaign）之后, 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发展出了不干涉（nonintervention）的理论，使之在其它国家事务中作为一种和平的基础。弗雷德里希•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投入到了为自由贸易,不干涉（事务）, 以一种经典形式（a classic form）达致和平的事件中（case）。像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 ）和奥古斯汀•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 这样的自由史学家揭露了（uncovered）西方世界的自由根源（roots of freedom）。世纪末期, 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伴随由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创始的奥地利学派（the Austrian School）地位的上升被安置了在一个安全的科学的立足处（scientific footing）。
自由主义和宗教的联系提出了一个特别问题。在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当一些天主教领袖紧抓过时的神权理念不放的时候，自由思想的自由派们（freethinking liberals）有时使用了国家力量去削减（curtail）天主教教会的影响。但像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以及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所见超出了这种徒劳争执之外。他们强调了宗教的关键角色，（把宗教事务）从政府权力（范围中）分离出去, 能在阻止集权化国家（the centralized state）的成长方面扮演角色。因此之故,他们为自由和宗教信念的和解预备了空间。
接下来, 因为原因（reasons）仍然不明朗, （社会）潮流开始反抗自由派们。一部分的原因肯定是到处激增（proliferated）的新类型知识分子的浮现。他们过生活所需要的财富是由资本主义体制所产生的，但这并没有防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持续不断地攻击（gnawing away at）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他们所能指出的任何问题上向它提出控诉。
同时,自愿性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voluntary solutions）被急切膨胀他们控制领域的国家官员给抢先占有了。民主的兴起通过加剧政治的一个古老特点可能也导致了自由主义的衰落: 竞争（scramble）是为了特权（special privilege）。企业,工会,农民,官僚,以及其它利益集团为国家特权而竞争——并且发现有知识的蛊惑人心的政客（intellectual demagogues）合理化了他们（由于攻击或事故造成的）损坏（depredations）。国家控制范围的增长, 代价则是, 如同威廉•格拉汉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所指出的那样, 产生了“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 ——那些不要求政府厚待，只是通过工作使整个体制得以前行的安静的、有生产力的个体。
在世纪末之前, 自由主义在所有方面都遭到打击（being battered）。民族主义者们（Nationalists）和帝国主义者们（imperialists）谴责它以促进一种索然无味的和平（an insipid peace）的方式
来代替一种具备了刚强气质（virile）和支撑好战精神的（bracing belligerency）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Socialists）攻击它维护“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市场体制（“anarchical” free-market system）并要以“科学的”中央计划（“scientific” central planning）来取代它。甚至连教会领袖也因为自由主义涉嫌自我主义（egotism）和唯物主义（materialism）而歧视它。在美国和不列颠, 社会改革者在世纪的黎明时期设想了一种特别聪明的为获得优势而采取的初始步骤（gambit）。其他任何地方支持国家干预（state intervention）和强制劳工联盟（coercive labor-unionism）的支持者都会被冠以“社会主义者” 或“社会民主人士”（“social democrats”）这样的称号。但因为英语地区的人民由于种种原因似乎对那样的标签（labels）反感, 他们（因此）劫持了“自由派”这个专门术语（the term “liberal”），把他们自己贴上“自由派”的标签。
虽然持续作战到底, 一种失望的心情最后还是在不凡的真正自由派们（the great authentic liberals）的身上安定下来了。当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开始在1840年写作时, 他盼望一个强制国家机构（the coercive state apparatus）实际会消失的普世进步时代（an age of universal progress）的到来。在1884 年以前, 斯宾塞可能写了一篇题为“即将到来的奴隶制”（“The Coming Slavery”）的论文。在1898 年, 威廉•格拉汉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美国的斯宾塞主义者,自由贸易商, 黄金本位制的提倡者,在美西战争中当美国步入帝国主义、全球性（事务）的纠缠（global entanglement）时非常沮丧: 他以“西班牙征服了美国” （“The Co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Spain”）作为对那场战争的反应。
当政府官僚膨胀时，欧洲到处都存在着一种对于专制国家各类政策的复归活动（reversion）。同时, 在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Great Powers）之中嫉妒性的竞争（jealous rivalries）导致了一种疯狂的军备竞赛（a frenzied arms race）并且形成了战争的威胁。在1914 年, 一个塞尔维亚刺客把火花投掷到了被堆积的仇恨和怀疑中（the heaped-up animosity and suspicion）,结果是造成了历史上（截止那时候）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在1917 年, 一位美国总统热切的想创造一种世界新秩序（a New World Order）带领他的国家进入凶恶的冲突。“战争是对国家的治疗” （“War is the health of the state”），激进的作家伦道夫•伯尔那（Randolph Bourne）警告道。并且它也被如此证明了。当屠杀被结束的时候，许多人相信古典意义上（classical sense）的自由主义死亡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 世纪的分水岭（watershed）。它本身就是反自由理念（antiliberal ideas）和政策的产物, 诸如军国主义（militarism）和贸易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孵育了每种形式的国家统治主义（statism）。在欧洲和美国, 趋向于国家干预的速度加快了, 诸如政府征召服兵役（conscripted），施行审查(censored）, 规模膨胀（inflated）, 堆积如山的债务（ran up mountains of debts）、被指派的商业机构和劳工团体（co-opted business and labor）, 抓紧了对于经济事务的掌控。随处可见的“进步”知识分子们（“progressive”intellectuals）看到了他们的梦想即将成为真实。老式自由放任自由主义（old laissez-faire liberalism）消亡了, 他们幸灾乐祸的说道, 未来是属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唯一的问题似乎是：究竟是哪一种集体主义?
在俄国, 纷乱的战争允许了一小群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们（Marxist revolutionaries）攫取了权力并建立了一个针对世界革命的活跃大本营（a field headquarters）。在19 世纪,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炮制了一种极富吸引力的（a potent appeal）世俗宗教( secular religion)。它通过以神志清晰的“科学的”控制（conscious, “scientific” control）来替换复杂的, 经常困扰世界的市场经济体制，给人以最终解放的许诺。由列宁（Lenin）和托洛斯基（Trotsky）在俄国投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实验导致了浩劫（catastroph）。以后七十年中，红色统治者蹒跚着拼凑出一个又一个的应急办法（patchwork expedient）。但恐怖使他们得以牢固的掌控局面, 并且以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宣传努力说服了西方世界以及涌现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的确是“所有人类灿烂未来”（“the radiant future of all mankind”）。
由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以及其他联盟领导者拼凑而成的和平条约，把欧洲放置到了一个沸腾着不满（resentment）和怨恨的大锅。民族主义煽动家的唆使（Seduced）以及共产主义威胁的恐吓, 成千上万欧洲人转向了被称为法西斯主义（Fascism）、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或纳粹主义（Nazism）形式的国家崇拜（state worship）。虽然饱受了经济错误, 这些教条许诺让对于社会来说必不可少的国家控制以达到繁荣以及民族强大（national power）的目标, 同时挑起更多、更加巨大的战争。
在民主国家,比较温和形式的国家统治主义（statism）的表现形式是规则统治（rule）。所有形式中最为阴险的一种在19 世纪80 年代的德国被发明了。那就是铁血宰相（the Iron Chancellor）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构想了一系列由国家负责操作对于老年、伤残人士、事故, 以及疾病进行保险的计划,。当时的德国自由派们争辩说, 这种计划完全是对于专制主义君主制的家长作风（the paternalism of the absolutist monarchies）的一种逆向（reversion）。俾斯麦成功了, 而且他的发明——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最终在欧洲被到处复制, 包括那些极权国家（the totalitarian countries）。因为新政（the New Deal），福利国家来到了美国。
私有财产和自由交易仍然继续被作为西方经济的基本组织原则。 竞争, 谋利动机, 平稳的资本积累(包括人力资本), 自由贸易, 完善市场, 增长的专业化——所有运作都为了促进效率、技术进步以及相伴他们一起到来的对于人民来说更高的生活水准。如此强有力的以及具备韧性的广泛国家干预(widespread state intervention), 强制劳工联盟(coercive labor-unionism)被证明为是资本主义引擎的生产力，即使由政府引发的萧条（government-generated depressions）以及战争也不能从长远来检查经济增长。
在20世纪20、30年代代表了古典自由运动在本世纪的低谷（nadir）。特别是在政府插手进货币制度（the monetary system）导致了1929 年经济危机和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居统治地位的观点持有历史已经合上了关于竞争资本主义（competitive capitalism）之门，与它同样遭遇的是自由哲学（the liberal philosophy.）。
如果要说出一个使古典自由主义得以重生的具体日期, 那会是1922年, 正是在那一年出版了由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格•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所著《社会主义》一书。米塞斯是本世纪最为卓越的思想家当中的一位,并且还是个具备果敢勇气的人。在《社会主义》一书中，他冒了被资本主义的敌人批评的风险。实际上, 他说：“你把导致所有社会罪恶的原因都归咎到私有财产制度上，唯有社会主义可以治疗它。那好。但是你现在可以好心的做出那些你以前从来都没有设计过的事情吗：你会解释一种复杂的经济体制怎样才能在市场缺位的情形下得以运行，为资本品（capital goods）定价吗?米塞斯显示了, 没有私有财产的经济核算（economic calculation）是不可能的, 并且暴露了社会主义只是种富有激情的幻觉（passionate illusion）。
米塞斯对流行的正统思想（the prevailing orthodoxy）的挑战打开了欧洲和美国思想家的思路（minds）。哈耶克（F.A. Hayek）、威尔海默•诺布克（Wilhelm Roepke）, 以及莱奥纳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就是那些被米塞斯转换成自由市场（支持者）中的几位成员。还有就是在他那非常漫长的事业过程中, 米塞斯详尽阐述了并且改革了他的经济理论以及社会哲学, 变成公认的20世纪最为重要的（premier）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在欧洲和特别在美国, 四处分布的个体以及群体使某些古老的自由主义事物得以存在。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以及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教师身上发现
了这些特点,即使是在20世纪30和40 年代，也至少保卫了自由企业理念的基本的有效性（validity）。在美国，一个由富有才华的写作者们，主要是新闻工作者所组成的严阵以待的团队（embattled brigade），作为现在广为人知的“老右派”（“Old Right”）幸存了下来，他们包括了艾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弗兰克•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门肯（H. L. Mencken），费利克斯•莫利（Felix Morley）以及约翰•弗林（John T. Flynn）。受到由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所推行的具有极权涵义的新政刺激，这些作家们重申了传统美国关于个人自由的信条以及对于政府鄙视般的不信任。他们一致地反对罗斯福对于全球性事务插手的政策，把它作为对美利坚共和国进行颠覆之事的举动。由几位勇敢的出版者和商人支持, “老右派”在新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黑暗的时期，维护了杰斐逊主义理想的火焰。
随着那场战争的结束，（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可以被称作是一项业已成形的运动了。起初规模很小，且由多重潮流汇集而成。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1944 年出版, 提醒了数以万计的人士面对现实, 假如继续寻求社会主义政策, 西方世界将会以丧失其传统的自由文明（traditional free civilization.）为代价。在1946年, 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在纽约的爱灵顿建立了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出版了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以及其它支持自由市场的作品。米塞斯和哈耶克两个人现在都在美国, 继续他们的工作。哈耶克带领一群古典自由派学者, 活动家, 以及来自全世界的商人建立了朝圣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米塞斯作为老师未被超越，他在纽约大学成立了一个专题讨论会（seminar），吸引了像莫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以及伊斯瑞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这样的学生 。罗斯巴德继续举办以奥地利经济学派观点来教授自然法则的专题讨论，这种方式产生出了一种强有力的、遭到许多青年人青睐的综合学说（synthesis）。在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以及艾伦•迪雷克特（Aaron Director）带领了一群古典自由经济学家，他们的专业能力暴露了政府行为的瑕疵。有天赋的小说家艾因•兰德（Ayn Rand）在她那制作精良的畅销书中特别强调地合并了自由至上论的主题（libertarian themes），她甚至还建立了一所哲学学校。
对于更新了的真正的自由主义（the renewal of authentic liberalism）的反应，左派——“自由派”（那些劫持了“自由派”字眼的非自由派们）——更为确切地说，是社会民主党当权派（social-democrat-establishment）（的回应）是可以预期的且残忍的（ferocious）。例如, 在1954 年哈耶克编辑了一卷题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的书，这是一部由卓越的为反对盛行的站在社会主义角度对工业革命进行解读的学者的辩论文集。一本学术期刊允许了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一位哈佛教授以及新政雇佣文人（New Deal hack），用下面这种术语来猛烈批评该书：“自家产的麦卡锡（McCarthys）已经足够美国人麻烦的了不需要再进口维也纳的教授来增加学术过程的成色（luster）。其他一些著作，当权派（指在美国被称为左派的当代“自由派”）则想俏无声息的封杀它们。至少直到1962 年，没有一份杰出杂志或报纸选择评价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带领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作家和活动家们仍然在公众之中发现了共鸣声音的增长。所有社会地位的成千上万美国人一直平静地（不大声把某种支持表达出来）珍惜自由市场, 以及私有财产的价值。一个持续增长的坚实的知识领袖团队的存在现在给了那些长久以来一直不敢说出心声的公民们一颗定心丸。
在20世纪70和80 年代,社会主义计划和干涉项目的明显失败, 使古典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全世界范围的运动。在西方国家,接下来，令人难以置信地, 居然是在前华沙条约的国家（the nations of the former Warsaw Pact）进行，（那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物甚至自称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门徒。接近世纪之末的时候，真正的自由主义存活得非常好, 比它在一百年前还要来得强大。
在西方国家, 国家仍然在不懈地保持膨胀,一个区域接着一个区域地拓殖（colonizing）着社会生活（暗示政府控制范围的不断扩大）。在美国, 共和国快速地成为了一种退色的记忆，因为联邦官僚们以及全球性计划者将越来越多的权力转移到了中央政府手上。因此之故，奋斗还在继续, 就像过去两个世纪中应该做的那样，当自由主义还是初出茅庐时（young,）, 杰斐逊已经告诉了我们自由的代价为何。
拉斐•莱科(Ralph Raico)布法罗SUNY College的历史学教授。这个系列文章是为了纪念Roy A. Childs Jr. (1949-1992)而做的。
原文地址，http://www.fff.org/freedom/0892c.asp 建议楼主将自己关于自由主义的翻译集结在一起吧,以后也能成我们版最经典的东西之一了. 感谢楼主的系列翻译文章！呵呵。 感谢两位老兄对我长期以来的支持，今后一定更努力的在本版多发心血之作，由于翻译能力有限，文中肯定有辞不达意、翻译不准确的地方，还望各位老兄能多批评、多指正！ [拉斐•莱科简历
拉斐•莱科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学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ollege at Buffalo）欧洲历史教授。他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主要指导人是哈耶克。拉斐•莱科的文章和论文有：收录在John V. Denson编辑的《战争的代价》一书中的《重新思考丘吉尔》；收录在《奥地利经济学的进展》vol. II中的《奥地利经济学和古典自由主义》；收录在Peter J. Boettke编辑的《计划经济的崩溃》一书中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欧洲奇迹”》；收录在Yuri N. Maltsev编辑的《马克思的安魂弥撒》一书中的《马克思阶级铁律中的古典自由根源》；《二十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拉斐博士同时还给《奥地利经济学评论》，《Zeitschrift fur Wirtschaftspolitik》、《卡托周刊》以及其他学术周刊撰稿。他是路德格•冯•米塞斯的《自由主义》以及收录了众多哈耶克论文的《哈耶克合集》的翻译者。拉斐博士是《新个人主义者评论》、《探询》（《Inquiry》）的编辑，他广泛地在欧洲、美国、加拿大进行讲座，同时也是卡托研究所社会思想研究员（fellow in social thought at the Cato Institute）。 古典自由主义的兴起、衰落与复兴(修订版)
The Rise, Fall, and Renaissance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By拉斐•莱科（Ralph Raico），August 1992
Part 1
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或只说自由主义（liberalism）,作为直到本世纪之交时仍然被称作的叫法，是西方文明中标志性的政治哲学（the signature political philosophy）。自由观念（the liberal idea）的提示（Hints）与联想（suggestions）也许在其他伟大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但明确显示（是由自由观念所形成的）社会这的确是在欧洲产生的，并且在欧洲成为了前哨基地（outposts）, 总之, 美国充当了自由主义温床（seedbed）的角色。反过来, 自由运动（the liberal movement）也决定性的塑造了社会。
去中央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和分权（the division of power）已经成了欧洲历史的优秀标志（hallmarks）。在罗马衰落以后,没有帝国能够占据（欧洲）大陆。欧洲反而成为了类似复杂马赛克般的相互竞争着的民族（nations）,公国（principalities）,城邦国家（city-states）。各种各样的统治者们发现了他们正处在互相竞争中。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沉溺于掠夺性征税（predatory taxation）或对财产进行任意的没收, 他很可能失去他那最具生产力且能与他们的资本一起选择“退出”的公民们。国王们并且也在雄心勃勃的男爵中以及由一个国际教会支持的宗教权威当中发现了强有力的敌手。议会的出现限制了国王的征税权, 制定了特别宪章的自由城市的兴起使商人精英处于控制、支配地位（in charge）。
到中世纪为止,欧洲的许多部份, 特别是在西部, 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友好对待财产和贸易的文化。在哲学层面上,自然法则的信条——源自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哲学家们（Stoic philosophers）——他们教导说自然秩序（the natural order）是独立于人设计之物以外的（independent of human design）并且在关乎正义的永恒法则问题上统治者是次要（服从的对象）。自然法则信条是由教会维护并在伟大的大学中被宣扬（promulgated）, 从牛津大学（Oxford）、萨拉曼卡大学（Salamanca）到布拉格大学（Prague）、克拉科夫大学（Krakow）。
当现代（modern age）开始时, 统治者们开始动摇那些对于他们的权力进行限制的古老习俗。王权专制主义（Royal absolutism）成为了当时的主要的发展趋势（tendency）。欧洲的国王们兴起了一个新颖的主张: 他们宣称, 他们（君主）的位置是由神（God ）所指派的，是社会中所有生活与活动的根源。相应地,他们寻求指挥（direct）宗教事务,文化事务,政治事务,尤其是人民的经济生活。为了支持他们迅速增加的官僚阶层以及不断发生的战争（burgeoning bureaucracies and constant wars）, 统治者们要求税种的持续增长,以设法用违反（contrary to）先例（precedent）和风俗（custom）的方式来敲诈（squeeze out）征税对象。
第一个反抗这个体制的人民是荷兰人。在持续数十年的奋斗以后, 他们从西班牙手中赢得了他们的独立并且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制（polity）。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强调地区自治与先前普遍强调中央集权的政体有很大区别）, 作为激进的去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所获得的称呼, 没有国王、只在联邦级别拥有一点权力。挣钱是这些繁忙的制造者和贸易商人的激情所在：他们没有时间猎杀异端者（hunting heretics）或压制新观念。因此,事实上的宗教宽容和广泛新闻自由开始盛行开来。致力于产业（industry）和贸易, 荷兰人建立了坚实地根据法治（the rule of law）、尊重财产与合同的神圣性的司法系统（legal system）。实行低税收, 并且每个人都有工作。荷兰“经济奇迹”令整个时代为之惊叹。遍及欧洲的深入思考的观察者们以巨大兴趣感受到了荷兰的成功。
一个在许多方式上与荷兰相似的社会已经发展成了横跨北海的国家。17 世纪的英格兰（只是目前英国中的英格兰） , 也遭受到了以斯图尔特式议院（the House of Stuart）王权专制主义的威胁。随之而来的回应则是革命, 内战, 一位国王断了头，另一位则遭到了驱赶。在这个喧嚣的世纪进程中, 第一次以及第一位可以毫不含糊地被被冠以自由主义（liberal）之名的运动与思想家出现了。
随着国王的离去, 一群被称作是平等派（Levellers）的中产阶级激进派们（middle-class radicals）
突然涌现出来了。他们抗议说（议员比例）不均衡的（not even）议会没有任何的权威侵占自然以及神所给予人民的权利。他们宣称, 宗教是关系个人良心（individual conscience）的事务: 它不应该与国家有所牵连。政府授权的专卖权同样侵害到了天然自由（natural liberty）。一个世代以后, 约翰•洛克（John Locke）, 描述了被保持至今、由经院神学家（Scholastic theologians）详尽阐述了的自然法传统，指出一个强有力的作用于人、社会以及政府的自由模式（liberal model）。他持有每个人都固有地被授予了（innately endowed）若干自然权利的观点。这些基本权利包括了什么是他的财产——那就是他的生活（life）,自由（liberty）,“地产”（estates）(或物产) (or material goods)。组成政府只是因为它能更好的守卫财产权利。当政府不是在保护人民的正常权利时, 那么政府就是在对人民做战,人民就可以变更（alter）或废除（abolish）它。洛克派哲学（The Lockean philosophy）在英格兰对于后代继续施加影响。它最为巨大的影响力会及时发挥在讲英语的北美洲殖民地。
在英国对专制主义的胜利以后所涌现出的社会中，开始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取得令人惊讶的成功。来自（欧洲）大陆的思想家, 特别是法国, 对该现象的兴趣与日俱增。像伏尔泰（Voltaire）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一批人, 更是亲自前往（观察）。正如先前荷兰所充当的模范角色，现在轮到英国模式开始影响外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去中央集权化总是作为允许英格兰“试验”发生、使它的成功成为其他国家心头之刺（鞭策他们也不得不改革、进取）的欧洲的标记。
在18 世纪, 思想家发现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大事实: 使人享受他们正常权利的原因在于社会或多或少是自行运转的。在苏格兰, 包括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在内的一批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们概述了社会制度自发演变的理论。他们论证了对于高度复杂并且非常有用的建制（institutions）——语言、道德、普通法, 尤其是市场——它的发源与发展都不是作为社会工程师们设计式头脑的产物, 而是作为所有社会成员追求他们各自的目标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法国, 经济学家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之中最伟大一位, 杜尔阁（Turgot）,为自由市场提出了理论基础：
“因此政策导向是为了依照自然之势、顺乎自然（follow the course of nature）,不要为了指导通商贸易而假装去指导它,那样的做法势必要求对于需求、兴趣以及人类产业的所有种类都拥有完备的认知，要在如此细节化的层面拥有这种认知即使是由最能干、最积极且能够提供详细细节的政府来操作也完全无法做到。既使真有政府拥有了如此多面向的认知, 结果也会让事情依照自然之势、顺乎自然的发展与人们因为各类利益经由自由竞争而产生的单独行动从而获得促进的（模式）极为吻合（go precisely）。
法国经济学家为了在经济生活中进行自由政策采用了一个新的术语（term）: 他们称它为自由放任制（laissez-faire）。与此同时，在17 世纪初期,主要来自英格兰的殖民者们已经开始在北美洲东海岸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在与殖民者同时到来的观念影响之下以及他们业已发展出的建制（institutions），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开始成形。那里没有贵族、只有各种类型规模很小的政府。替代渴望政治权力欲望的是，殖民者们勤奋创业，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庭创造了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由于极度地独立（Fiercely independent）, 他们一致地承诺以和平的、有利可图的方式交换物品。一个复杂的贸易网络出现了,截止18 世纪中期,殖民者们已经比地球上的其他普通人（commoners）更为富有了。自助（Self-help）也是在精神价值领域中具有指引作用的要素（the guiding star）。教会,学院（colleges）,图书借阅室（lending-libraries）,报纸,讲座学社（lecture-institutes）,以及文化学会（cultural societies）通过公民的自愿合作逐渐昌盛开来。
当因为某些重大事件导致了一场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战争时, 社会盛行的观点就是让社会自行运转。如同汤姆・潘恩（Tom Paine）宣布的那样：
“正式政府仅仅构成了文明生活的一小部份，这部分涉及到了社会和文明的主要的基本原则、通过各种渠道以促进不断的利益循环（the unceasing circulation of interest）来鼓舞文明群体，在这些方面都远远超出了精心构造的政府所能提供给个人以及整体都依赖的安全和繁荣。简言之，社会自身几乎能完成它诉诸政府的任何事务，政府除了弥补由社会、文明的不完备所造成的少数状况之外，并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
新社会所形成的自然权利的哲学会及时对世界充当一种比以前的荷兰和英格兰所扮演角色更为光辉的自由主义的典范。
Part 2: （胜利与挑战）Triumphs and Challenges
当19 世纪开始的时候, 作为关乎自由问题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的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或者就说成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开始为人所知——它成了困扰欧洲和世界的幽灵（specter）。在每个先进国家（advanced country）自由主义运动(liberal movement)都呈积极、活跃的状态（active）。
古典自由主义主要吸引的对象是中产阶级（middle classes）, 它广泛涵括了从宗教到哲学背景的人群。基督徒, 犹太人,自然神论者（deists）,经院哲学家（agnostics）,效用主义者（utilitarians）,自然权利的信奉者、自由思想者们（freethinkers）, 以及传统主义者全部发现往扩展社会自由功能（the free functioning of society）的领域以及减少政府进行强制的范围这样一个根本目标运行是非常可能的：
（自由派们的）强调重点随不同国家情形（circumstances）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有时候，比如在中欧和东欧,自由派们要求专治政府乃至封建制度残滓（residues of feudalism）退出历史舞台（rollback）。相应地,抗争主要集中围绕在对于土地的充分私人所有权、宗教自由以及农奴制的废止。在西欧, 自由派们常常不得不为自由贸易、充分的出版自由以及让法律成为超越政府官员（state functionaries）权力而成为国家至高无上的规范而战。
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家(the liberal country)没有做到优秀的地步（par excellence），它的首要目标是要避开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及他的那些赞成政府集权的后继者们所推动的政府力量（对于社会）的侵犯, 并且最终, 以某种方式,处理了美国自由的巨大污点——黑人奴隶制。
从自由主义立场（standpoint）来看, 美国从一开始就相当地幸运。它的建国文件, 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是由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这样一位在他所处时代主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the leading liberal thinkers）起草的。宣言显露了（radiated）作为包含个体成员的社会享有他们的自然权利以及追求他们自我决定（self-determined）目标的愿景（vision）。在宪法和权利法案中,建国者们（the Founders）创造了一个权力分立、受到限制（limited）的体制, 并且为多重制约（multiple constraints）所包围, 而个人则要求通过工作, 家庭, 朋友, 自我修养（self-cultivation）,以及以自愿协会所组成的密集网络以获得满足。在这块新土地上, 政府——作为欧洲旅客以敬畏的态度注意到——几乎根本不能说是存在之物。这就是美国成为世界上一种模式的（原因）。
在19世纪的早期，杰斐逊主义传统一个长久保持者（perpetuator）是威廉•莱格特（William Leggett）,他是纽约新闻工作者并且是一个反奴隶制的杰克逊式民主党人（antislavery Jacksonian Democrat）。莱格特宣称:
“所有政府都是为了保护人和财产才被设立的（instituted）；当强制力（powers）对于这些目的是不可或缺的时候人民才愿意授权（delegate）给政府。人民不要政府去管制（regulate）他们的私人事务（private concerns）, 或在他们的产业事务中规定（prescribe）过程和给予利润（mete out the profits）。保护他们的人身（persons）和财产,其余之事他们自己都能搞定不需要政府为其操心。”
这种自由放任哲学（laissez-faire philosophy）成为了不计其数所有阶层美国人的根底信条（bedrock creed）。数个世代以来,在像R L. Godkin, 艾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 亨利•路易斯•门肯（H. L. Mencken）,弗兰克•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以及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这样的自由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回声（echo）。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 这是很特别地（distinctively）, 典型地（characteristically）美国看法、态度（outlook）。
与此同时, 经济前进（the economic advance）在西方世界慢慢地得势（slowly gaining momentum）爆发了一次巨大的飞跃。首先在不列颠, 然后在美国和西欧, 工业革命变换了（transformed）自从新石器时代（the neolithic age）以来基本就没有得到什么改变的人的生活。对于广大人类逃脱（因年代久远）无法追忆或文字记录不及的不幸，要知道这种不幸他们已经学会接受把它看作是他们不变的全部（命运），现在则变得有可能改变。上千万原本会在无效率的旧秩序经济体中被消灭的人现在能得以生存下去。当欧洲和美国的人口胀大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 新的大众逐渐达到了对于以前的劳动者来说难以想象的生活水准。
伴随工业秩序诞生的是经济失序、混乱（dislocations）。不这样的话它又会怎么样呢？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鼓吹的（preached）解答之道是：保障财产和硬货币（hard money）以鼓励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利用自由贸易使生产最大效率化,还要有一个使企业家热衷创新的干净领域（a clear field）。但是保守主义者们（conservatives）,以他们的旧有身份进行威胁，并对新的体制发动了一种文学上的攻击（a literary assault）, 给工业革命安上以后再也没能充分恢复的坏名声。很快攻击者的位置由开始涌现的各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兴高采烈地强占过去了。
但是, 在中世纪（mid-century）以前自由派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保证基本权利的宪法被采取了, 司法体制（legal systems）稳固的固定（anchoring）在以法主治（rule of law）以及被放置在适当位置上的财产权之上,自由贸易四处传播开来,诞生了建立在黄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上的世界经济。
进展也同样体现在智识前线（intellectual front）上。在挂帅（spearheading）废除英国谷物法（English Corn Laws）的运动（campaign）之后, 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发展出了不干涉（nonintervention）的理论，使之在其它国家事务中作为一种和平的基础。弗雷德里希•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投入到了为自由贸易,不干涉（事务）, 以一种经典形式（a classic form）达致和平的事件中（case）。像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 ）和奥古斯汀•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 这样的自由史学家揭露了（uncovered）西方世界的自由根源（roots of freedom）。世纪末期, 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伴随由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创始的奥地利学派（the Austrian School）地位的上升被安置了在一个安全的科学的立足处（scientific footing）。
自由主义和宗教的联系提出了一个特别问题。在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当一些天主教领袖紧抓过时的神权理念不放的时候，自由思想的自由派们（freethinking liberals）有时使用了国家力量去削减（curtail）天主教教会的影响。但像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以及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所见超出了这种徒劳争执之外。他们强调了宗教的关键作用，（把宗教事务）从政府权力（范围中）分离出去, 能在阻止集权化国家（the centralized state）的成长方面扮演角色。因此之故,他们为自由和宗教信仰的和解预备了空间。
接下来, 因为原因（reasons）仍然不明朗, （社会）潮流开始反抗自由派们。一部分的原因肯定是到处激增（proliferated）的新类型知识分子的浮现。他们过生活所需要的财富是由资本主义体制所产生的，但这并没有防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持续不断地攻击（gnawing away at）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他们所能指出的任何问题上向它提出控诉。
同时,自愿性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voluntary solutions）被急切膨胀他们控制领域的国家官员给抢先占有了。民主的兴起通过加剧政治的一个古老特点可能也导致了自由主义的衰落: 竞争（scramble）是为了特权（special privilege）。企业,工会,农民,官僚,以及其它利益集团为国家特权而竞争——并且发现有知识的蛊惑人心的政客（intellectual demagogues）合理化了他们（由于攻击或事故造成的）损坏（depredations）。国家控制范围的增长, 代价则是, 如同威廉•格拉汉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所指出的那样, 产生了“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 ——那些不要求政府厚待，只是通过工作使整个体制得以前行的安静的、有生产力的个体。
在世纪末之前, 自由主义在所有方面都遭到打击（being battered）。民族主义者们（Nationalists）和帝国主义者们（imperialists）谴责它以促进一种索然无味的和平（an insipid peace）的方式
来代替一种具备了刚强气质（virile）和支撑好战精神的（bracing belligerency）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Socialists）攻击它维护“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市场体制（“anarchical” free-market system）并要以“科学的”中央计划（“scientific” central planning）来取代它。甚至连教会领袖也因为自由主义涉嫌自我主义（egotism）和唯物主义（materialism）而歧视它。在美国和不列颠, 社会改革者在世纪开端时期设想了一种特别聪明的为获得优势而采取的初始步骤（gambit）。其他任何地方支持国家干预（state intervention）和强制劳工联盟（coercive labor-unionism）的支持者都会被冠以“社会主义者” 或“社会民主党人”（“social democrats”）这样的称号。但因为英语地区的人民由于种种原因似乎对那样的标签（labels）反感, 他们（因此）劫持了“自由派”这个专门术语（the term “liberal”），把他们自己贴上“自由派”的标签。
虽然持续作战到底, 一种失望的心情最后还是在伟大的真正自由派们（the great authentic liberals）的身上安定下来了。当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开始在1840年写作时, 他盼望一个强制国家机构（the coercive state apparatus）实际会消失的普世进步时代（an age of universal progress）的到来。在1884 年以前, 斯宾塞可能写了一篇题为“即将到来的奴隶制”（“The Coming Slavery”）的论文。在1898 年, 威廉•格拉汉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美国的斯宾塞主义者,自由贸易商, 黄金本位制的提倡者,在美西战争中当美国步入帝国主义、全球性（事务）的纠缠（global entanglement）时非常沮丧: 他以“西班牙征服了美国” （“The Co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Spain”）作为对那场战争的反应。
当政府官僚膨胀时，欧洲到处都存在着一种对于专制国家各类政策的复归活动（reversion）。同时, 在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Great Powers）之中嫉妒性的竞争（jealous rivalries）导致了一种疯狂的军备竞赛（a frenzied arms race）并且形成了战争的威胁。在1914 年, 一个塞尔维亚刺客把火花投掷到了被堆积的仇恨和怀疑中（the heaped-up animosity and suspicion）,结果是造成了历史上（截止那时候）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在1917 年, 一位美国总统热切的想创造一种世界新秩序（a New World Order），这种做法导致了他的国家进入了凶恶的冲突之中。“战争是对国家的治疗” （“War is the health of the state”），激进的作家伦道夫•伯尔那（Randolph Bourne）警告道。并且它也被如此证明了。当屠杀被结束的时候，许多人相信古典意义上（classical sense）的自由主义死亡了。
Part 3: The 20th Century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 世纪的分水岭（watershed）。它本身就是反自由理念（antiliberal ideas）和政策的产物, 诸如军国主义（militarism）和贸易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孵育了每种形式的国家统治主义（statism）。在欧洲和美国, 趋向于国家干预的速度加快了, 诸如政府征召服兵役（conscripted），施行审查(censored）, 通货膨胀（inflated）, 堆积如山的债务（ran up mountains of debts）、被指派的商业机构和劳工团体（co-opted business and labor）, 抓紧了对于经济事务的掌控。随处可见的“进步”知识分子们（“progressive”intellectuals）看到了他们的梦想即将成为真实。老式自由放任自由主义（old laissez-faire liberalism）消亡了, 他们幸灾乐祸的说道, 未来是属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唯一的问题似乎是：究竟是哪一种集体主义?
在俄国, 纷乱的战争允许了一小群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们（Marxist revolutionaries）攫取了权力并建立了一个针对世界革命的活跃大本营（a field headquarters）。在19 世纪,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炮制了一种极富吸引力的（a potent appeal）世俗宗教( secular religion)。它通过以神志清晰的“科学的”控制（conscious, “scientific” control）来替换复杂的, 经常困扰世界的市场经济体制，给人以最终解放的许诺。由列宁（Lenin）和托洛斯基（Trotsky）在俄国投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实验导致了浩劫（catastroph）。以后七十年中，红色统治者蹒跚着拼凑出一个又一个的应急办法（patchwork expedient）。但恐怖使他们得以牢固的掌控局面, 并且以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宣传努力说服了西方世界以及战后涌现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的确是“所有人类灿烂未来”（“the radiant future of all mankind”）。
由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以及其他盟邦领导者们拼凑而成的和平条约，把欧洲放置到了一个沸腾着不满（resentment）和怨恨的大锅。民族主义煽动家的唆使（Seduced）以及共产主义威胁的恐吓, 成千上万欧洲人转向了被称为法西斯主义（Fascism）、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或纳粹主义（Nazism）形式的国家崇拜活动（state worship）。虽然饱受了经济错误, 这些教条许诺通过对必不可少的对于社会的控制以达到繁荣以及民族强大（national power）的目标, 这种做法同时挑起更多、更加巨大的战争。
在民主国家,比较温和形式的国家统治主义（statism）的表现形式是规则统治（rule）。所有形式中最为阴险的一种在19 世纪80 年代的德国被发明了。那就是铁血宰相（the Iron Chancellor）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构想了一系列由国家负责操作对于老年、伤残人士、事故, 以及疾病进行保险的计划,。当时的德国自由派们争辩说, 这种计划完全是对于专制主义君主制的家长作风（the paternalism of the absolutist monarchies）的一种逆向（reversion）。俾斯麦成功了, 而且他的发明——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最终在欧洲被到处复制, 包括那些极权国家（the totalitarian countries）。因为新政（the New Deal），福利国家来到了美国。
私有财产和自由交易仍然继续被作为西方经济的基本组织原则。 竞争, 谋利动机, 平稳的资本积累(包括人力资本), 自由贸易, 完善的市场,专业化的增长——所有运作都为了促进效率、技术进步以及相伴他们一起到来的对于人民来说更高的生活水准。如此强有力的以及具备韧性的广泛国家干预(widespread state intervention), 强制劳工联盟(coercive labor-unionism)被证明为是资本主义引擎的生产力，虽然由政府引发的萧条（government-generated depressions）以及战争也不能从长远来检验经济增长。
在20世纪20、30年代代表了古典自由运动在本世纪的低谷（nadir）。特别是在政府插手进货币制度（the monetary system）导致了1929 年经济危机和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居统治地位的观点持有历史已经合上了关于竞争资本主义（competitive capitalism）的大门，与它同样遭遇的是自由哲学（the liberal philosophy.）。
如果要说出一个使古典自由主义得以重生的具体日期, 那会是1922年, 正是在那一年出版了由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格•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所著《社会主义》一书。米塞斯是本世纪最为卓越的思想家当中的一位,并且还是个具备果敢勇气的人。在《社会主义》一书中，他冒了被资本主义的敌人批评的风险。实际上, 他说：“你把导致所有社会罪恶的原因都归咎到私有财产制度上，唯有社会主义可以治疗它。那好。但是请你现在做出那些你以前从来都没有设计过的事情，你会做到吗：你会解释一种复杂的经济体制怎样才能在市场缺位的情形下得以运行，为资本品（capital goods）定价吗?米塞斯论证了, 没有私有财产的经济核算（economic calculation）是不可能的, 并且暴露了社会主义只是种富有激情的幻觉（passionate illusion）而已。
米塞斯对流行的正统思想（the prevailing orthodoxy）的挑战打开了欧洲和美国思想家的思路（minds）。哈耶克（F.A. Hayek）、威尔海默•诺布克（Wilhelm Roepke）, 以及莱奥纳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就是那些被米塞斯转换成自由市场（支持者）中的几位成员。还有就是在他那非常漫长的事业过程中, 米塞斯详尽阐述了并且改革了他的经济理论以及社会哲学, 变成公认的20世纪最为重要的（premier）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在欧洲、特别在美国, 四处分布的个体以及群体使某些古老的自由主义事物得以存在。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以及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教师身上发现
了这些特点,即使是在20世纪30和40 年代，也至少保卫了自由企业理念的基本的有效性（validity）。在美国，一个由富有才华的写作者们，主要是新闻工作者所组成的严阵以待的团队（embattled brigade），作为现在广为人知的“老右派”（“Old Right”）幸存了下来，他们包括了艾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弗兰克•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门肯（H. L. Mencken），费利克斯•莫利（Felix Morley）以及约翰•弗林（John T. Flynn）。受到由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所推行的具有极权涵义的新政刺激，这些作家们重申了传统美国关于个人自由的信条以及对于政府鄙视般的不信任。他们一致地反对罗斯福对于全球性事务插手的政策，把它作为对美利坚共和国进行颠覆之事的举动。由几位勇敢的出版者和商人支持, “老右派”在新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黑暗的时期，维护了杰斐逊主义理想的火焰。
随着那场战争的结束，（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可以被称作是一项业已成形的运动了。起初规模很小，且由多重潮流汇集而成。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1944 年出版, 提醒了数以万计的人士面对现实, 假如继续寻求社会主义政策, 西方世界将会以丧失其传统的自由文明（traditional free civilization.）为代价。在1946年, 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在纽约的爱灵顿建立了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出版了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以及其它支持自由市场的作品。米塞斯和哈耶克两个人现在都在美国, 继续他们的工作。哈耶克带领一群古典自由派学者, 活动家, 以及来自全世界的商人建立了朝圣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米塞斯作为老师未被超越，他在纽约大学成立了一个专题讨论会（seminar），吸引了像莫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以及伊斯瑞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这样的学生 。罗斯巴德继续举办以奥地利经济学派观点来教授自然法则的专题讨论，这种方式产生出了一种强有力的、遭到许多青年人青睐的综合学说（synthesis）。在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以及艾伦•迪雷克特（Aaron Director）带领了一群古典自由经济学家，他们的专业能力暴露了政府行为的瑕疵。有天赋的小说家艾因•兰德（Ayn Rand）在她那制作精良的畅销书中特别强调地合并了自由至上论的主题（libertarian themes），她甚至还建立了一所哲学学校。
对于更新了的真正的自由主义（the renewal of authentic liberalism）的反应，左派——“自由派”（那些劫持了“自由派”字眼的非自由派们）——更为确切地说，是社会民主党当权派（social-democrat-establishment）（的回应）是可以预期的且残忍的（ferocious）。例如, 在1954 年哈耶克编辑了一卷题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的书，这是一部由卓越的为反对盛行的站在社会主义角度对工业革命进行解读的学者的辩论文集。一本学术期刊允许了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一位哈佛教授以及新政雇佣文人（New Deal hack），用下面这种术语来猛烈批评该书：“自家产的麦卡锡（McCarthys）已经足够美国人麻烦的了不需要再进口维也纳的教授来增加学术过程的成色（luster）。其他一些著作，当权派（指在美国被称为左派的当代“自由派”）则想俏无声息的封杀它们。至少直到1962 年，没有一份杰出杂志或报纸选择评价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带领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作家和活动家们仍然在公众之中发现了共鸣声音的增长。所有社会地位的成千上万美国人一直平静地（不大声把某种支持表达出来）珍惜自由市场, 以及私有财产的价值。一个持续增长的坚实的智识领袖团队的存在现在给了那些长久以来一直不敢说出心声的公民们一颗定心丸。
在20世纪70和80 年代,社会主义计划和干涉项目的明显失败, 使古典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全世界范围的运动。在西方国家,接下来，令人难以置信地, 居然是在前华沙条约的国家（the nations of the former Warsaw Pact）进行，（那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物甚至自称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门徒。接近世纪之末的时候，真正的自由主义存活得非常好, 比它在一百年前还要来得强大。
在西方国家, 国家仍然在不懈地保持膨胀,一个区域接着一个区域地拓殖（colonizing）着社会生活（暗示政府控制范围的不断扩大）。在美国, 共和国快速地成为了一种退色的记忆，因为联邦官僚们以及全球性计划者将越来越多的权力转移到了中央政府手上。因此之故，奋斗还在继续, 就像过去两个世纪中应该做的那样，当自由主义还是初出茅庐时（young,）, 杰斐逊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自由的代价为何。 经典阿，兄台翻译的这些东东正好小弟用得上~~~收了，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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