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从自由主义到放任自由主义
（F R O ML I B E R A L I S MTOL I B E R T A R I A N I S M）放任自由主义代表了终极任务（endgame）, 终极阶段（the final stage）,代表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传统。为了避免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 “liberal”（自由派）一词已经改变了它的意思(原来的含义更贴近于像恼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般提倡放任自由式laissez-faire经济的人士, “古典的”自由派现在成了政治上的保守派)。按它原初的理解, 自由主义支持反对专制君主制对于个体权利的要求。 它的原始文本（ur-text）是洛克在1689年出版的《政府论》（《Of Civil Government》）,他在文中主张所有人都拥有最高统治者（sovereign）没有权利违犯的自然权利。与（新式的）经济自由的倡导者亚当・斯密, 伟大的启蒙哲学家康德、大卫•休谟, 以及之后的功效主义思想家密尔、边沁一起，自由主义表现和创造了社会中最动态的（dynamic）、最进步的力量——上升的商人阶层(很快扩大成一个中产阶级)、尚未成熟的（nascent）工业革命。自由主义以世俗且合理的（Secular and rational）方式强烈的（towering）肯定人权价值，为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提供了哲学基础（th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对于自由的美国革命家们（the liberal American revolutionaries）来说, 政府是一股需要被检验的（checked）强制力量（force）——表达该看法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托马斯•杰佛逊的名言“控制公共事务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
美国革命之后，当美国从杰斐逊时期的自耕农（yeomen farmers）式社会转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家, 在自由主义的字眼（word）和概念（concept）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辩论非常强烈的一个主题。按照放任自由主义者的说法,为不断扩张的（ever-expanding）政府（力量）进行辨护的人（apologists）劫持了（hijacked）这个字眼并踩在了它（“自由主义”这个字眼）的头上：“自由派们”现在是国家统治主义（statism，提倡大政府的观点）的辨护者，成了反杰斐逊派们（anti-Jeffersonians）——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派。另一方面，今天的自由派们, 争辩说他们的确在执行杰斐逊的传统——以政治口号来讲，是“使用汉密尔顿式(他提倡大政府主义，政治主张与杰斐逊相反)的手段达到杰斐逊式目的”。今天的自由派争论，杰斐逊是反对政府, 但必须在它的历史脉络中才能理解这句话, （杰斐逊所处的年代）那是一个绝对暴政仍然是危险的年代。（今天的）政府不再造成对于自由的危险, 相反由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对于自由的危险）却开始横冲直撞（run amok）,就像镀金年代（the Gilded Age）的毫无节制导致了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关于这个时期Boaz 和Murray 都没有什么话好说) 或是今日冷酷的公司解雇做法（downsizing）。自由派们说如果杰斐逊活着, 他也会支持我们当前的混合福利经济国家（mixed-economy welfare state）。
关于放任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辩论, 基本上（at bottom）, 是一种关于两种自由的辩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就是拥有做某事的自由（the freedom to do something）；消极自由就是免于某事（具强制性质）的自由（freedom from something）。作为消极自由的极端守卫者, 放任自由者把他们的立场建立在权利之上：给我们免于强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coercion），我们将会处理如何使用这种自由（的问题）。
放任自由主义者所处的位置（position）是自由主义所引发结果的唯一逻辑（the only logical consequence of liberalism）吗? 不一定。如同斯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在1995年出版的《激情和限制》（《Passions and Constraint》）一书中争辩到的那样，与放任自由主义者宣称相反, 自由的传统是与国家干预（state intervention）和再分配政策（redistributive policies）明显兼容的——换句话说，是以积极自由（的方式进行的）。
尽管如此,使放任自由主义兴高采烈的消极自由把当代自由派们放到了一种心理困惑（a psychological quandary）的位置上。对于消极自由（的态度），多数自由派们根据气质（temperament）被刻画成, 象放任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也同样是守卫权利的世俗个人主义者（rights-defending secular individualists），对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们例如象伯克（Edmund Burke）和柯克（Russell Kirk）(更别提象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那种保守主义气质有所变动的人), 对于他们在社群（community）、遗产（heritage）、（道德或法律上的）职责（duties）、（普通事务上的）责任（responsibility）的谈话以及对做事自由（dosomething with freedom）的其它规劝（exhortations）都有所质疑。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post-Marxist era）自由派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也不是前后一致的：他们支持资本主义，但要用政府力量遏制它做的过度的地方。他们相信再分配政策（redistributive policies）, 但却痛苦地意识到达到经济平等是一种幻想（chimera）。
简而言之, 与一个拥有清晰的意识形态系统的放任自由主义者相比较,自由派们是犹豫不决者（ditherers），含糊地漫步在混乱的中间。放任自由主义总是习惯于迫使自由派们承认他们对传统的保守主义某些原则的赞成（subscribe）程度。与放任自由主义者吓人的个人主义（the daunting individualism）遭遇, 自由派们必须在科学和理性以及英勇的个体（heroic individual）这类问题上长期询问（interrogate）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必须用文字明确表达（articulate）迄今仍是不易看清的事物：如传统、强制力（force）的角色以及潜意识中对于人类事务（重视程度）的排序。拒绝使放任自由主义获得赞许的乐观主义（the dazzling optimism of libertarianism）就将被迫接受一种更加清醒的视野（sober vision）。
原文地址，http://www.salon.com/jan97/history970120.html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