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的悲剧
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在中国的民间流传甚广,用现在的话说,牛郎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人民的代表,勤勤恳恳的劳作,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从来都不曾去想,命中会有一个神仙的妻子陪伴在自己的身旁。神话的创作者,可能是我们古代的某一个长着花白胡子的慈祥的在一棵葡萄藤下被小孙子们缠着讲故事的老爷爷,怀着对天神的敬仰,赋予一个被统治阶级视为草芥的下层农民莫大的从天而降的幸福。相遇的过程和经历像每一个爱情故事一样,充满魅力和美。而故事的结局无疑是悲剧性的,在王母的严厉逼迫下,两情相悦的夫妻终于痛苦的分别了,老爷爷对着天上那神秘的银河感叹地说道:被这条河分开的这两个恩爱的人永远都不得相见了。悲剧的产生是这样的,它先无限感慨地双手捧出一件美轮美奂的瓷器,在演示了之后再当众对人说:一切都结束了,这个东西再也不存在了!然而人们却会记住那个美妙的东西,常常的想起它,于是人们就流着泪表达对灭亡的控诉。
悲剧是灰色的,尽管最后老爷爷会给我们一丝的希望,在残忍的王母之外还有善良的喜鹊帮忙,然而人
们对于一个永无机会扭转的悲剧的绝望,在这一微小的希望面前,更像一棵失控的滕蔓一样疯长。中国所有的古典的悲剧都在结局的时刻,安排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人物出场-----这个人就是权威的象征和代表:神或者官。像有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描述的那样,孟姜女和范喜良,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和织女以及白蛇和许仙,在这些悲剧中,后两者的主角因为有王母和法海的权威尝遍了离别的苦辛,前两者在经受了煎熬之后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得以重逢,相信这种结局作为悲剧是善意和人道的,因为中国人多多少少会去认同一种永生的精神,这种精神存在过,他们曾感激过,那么对于他们来说生与死的距离就是可跨越的。最最要命的就是还存有一丝希望的绝望的折磨,牛郎和织女在人们的心里是活生生的,故事并未给他们设置一个灭亡的结局,而是把这对人放在一个远非天宫也不是人间的高度上让他们痴痴的相守,地面上的芸芸众生会为这种孤单的思念感动的痛哭涕零,而决不能完全的体会那种遥远的伤痛和凄凉;同样不幸的还有白蛇和许仙,在地狱和人间这两个永远彼此封闭的时空之内孤独的体验一种叫作无奈的状态。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反对一种建立在不平衡基础之上的婚姻关系,所谓是要门当户对。如若发现皇帝的女儿堂堂正正的嫁给一个佃农的儿子,一定是在做梦的时候梦到的,否则必定是一个不折不扣地悲剧和危险的举动。
中国古代的社会有着如此之深的等级观念,人人都要各司其职,就是说要时刻提醒自己审视自己的处境。是仙女就要安于嫁给一个同在神界的哥哥,就不要枉费心机的去到人间千辛万苦的找一个还不是高干子弟的放牛郎,反正占据权威的人会以诸如败坏门风的说法去毁灭这种努力的结果。存在于人们潜意识里的东西是最可怕的,造成了一种对于权威的盲目的拜倒。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游记》所揭示给我们的东西,尽管世上有那么多的不公平和为非作歹的事情,尽管号称齐天大圣的孙行者有无边的法力,可是每次的除妖斩魔总不能离开权威者的大义灭亲,各式各样的权威是坐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上的,他们会把自己的门下所犯的罪则解释成自己的疏于教导,并以此为理由要求对自己的门徒实行治外法权,其实一般会赦免自己人所犯的错。所谓权威往往是整个社会中最为保守的力量,因为是掌控局势的阶层所以自然会对一些不恰当的苗头及时地说不。织女偷偷的嫁给了牛郎这个从地位上来说最卑微的小人物,也最是对权威颜面的一种侮辱的阶层,所以就只好采取非常措施了,置他们于生死两难之地,在众人和众神面前表明自己维护权威之尊严的态度。可是在对待自己的门徒时并不会把他们的罪行与对自己权威的侮辱联系起来。权威者是用两种价值观来评判这两件事情的,罪行是可以饶恕的,相信如果织女是个吃人恶魔的话,不管吃掉多少生命最终也不会比被分隔在遥远的银河两岸的精神处罚重的多,但是和一个在权威看来卑贱的无以复加的凡人结婚就意味着权威承认了自己和凡人是无异的,这自然超越了其心理的界限,由此导致的严厉的惩罚也必然是在所难免的。同时也可以说,犯罪这种东西会引起一种普遍的恐惧感,特别是有权威背景的犯罪在众人看来又经常是不容易得到抑制的(在古代要全仗权威阶层的大义灭亲),所以罪行的另外一种社会功效就是,它一般会被当作一种工具去恐吓别人从而达到树立权威的目的。这就是权威之所以为权威的基本逻辑,这种逻辑在长期的封建历史中被不断的复制继承发展,同时接受权威者也趋向于认同一种别人为自己设定的规则。我们的民族比其他的民族更愿意接受和适应现实,我们很少去超越一个界限行事,这种分寸感可能在潜意识中是属于一种处于权威意识之中的拘谨感。这可谓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优点还是不足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相对于世界的其他民族来说,少产生了不少“疯子”。希腊哲学中的悲剧有另外的色彩,他们的悲剧更多的同法律和智慧联系在一起,而且一般还是拥有神力的人而不是普通的个人。虽然普罗米修斯是因为盗取了天庭的火种来拯救尘世的人们而获罪被秃鹰啄食,而他是作为一个神来受难的,神愿意去为公民的需求和利益牺牲自己,冒犯自己的神界规则。所以这种悲剧也必然会不可避免的拉近权威和凡人的距离,而其代价就是挑战权威,在权威面前犯罪。正如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认为的那样:“人能够获得的最美好最贵重的东西,他必须先犯罪而后得之,而又必须自食其后果,换句话说,神灵受到冒犯,定必降下源源不绝的苦难和哀伤来磨折高瞻远瞩的人类。这一种以犯罪为荣的沉痛思想”。希腊的神话中就有这样的众多的拥有大爱和大智慧的疯子,如奥狄普斯,这个最悲剧的角色在命运的安排下,最终没有逃脱弑父娶母的遭遇,据说奥狄普斯是因为解答斯芬克斯之谜的过分聪明,所以应该陷入纷乱的罪恶旋涡。这种悲剧的主角会引发广泛的共鸣,所以希腊人就明白,这个痛苦的世界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因为如此,人才不得不产生救苦的幻觉。这种救苦的幻觉无疑对人类来说就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再去联想一下牛郎的话,就有些感觉我们的主人公多多少少有些寒酸和胆怯了,牛郎不是一个疯子,不是一个为了追求目标而无所畏惧的疯子,正因如此普通人喜欢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凄美的故事,而不是博爱的精神,牺牲的精神,我们五千多年的文化里就是缺失一种疯子的哲学和疯子的进取精神。事实上正是如此啊,我们盛行了两千多年的中庸哲学,就教会我们一定要恪守既定的规则,不要轻易的跨越某一个范围,否则就有可能得到枪打出头鸟的回报。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就被从经验中演绎到了一种人们潜意识里的一种几乎是被全部人认同的一个道理,所以腐朽的东西在这里会多存在很长的时间,而且就算是所有的人们都痛恨这种东西,人们也很少公然的反对,大声地吆喝。由此就能看出,在我们摆脱压迫和欺凌的过程中,民族自觉的唤醒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也正是因为战争拖尽了人们的忍耐,并把他们最后的幻想无情的毁灭,才有了这么一场血腥的卫国战争。零零星星的出头鸟之所以全会被猎人打光,罪责难逃的除了猎人还有其他的鸟,他们都被自己的思维缚住了翅膀,以至于都避免不了成为羔羊的命运。所以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纪念那些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英雄们,也纪念那些被无辜杀害的老弱病孤们,纪念那些为中国人的解放而付出过献血乃至生命的外国人,唯独我们不应该纪念那些在日本鬼子一杆枪的逼迫下没有反抗且面无表情的赴死的身强体壮的人们,反而更应该深深地反思,到底在我们的头脑里什么东西才是最致命的?
一个被信念和爱驱使的人是勇敢的人,真正勇敢的人不会对着卑微的生命发出哪怕一点点地叹息,我们会听得到自己的叹息,那是在提醒我们自己:你还不够勇敢啊。
因此我常常深深地认为,牛郎的故事算得了什么悲剧?被无情的夺走了自己的最爱后,只知道担着自己的孩儿们遥遥无期的追赶,最后被指定守在一个永远无法跨越的高度和距离上遥望,其境还不如一个小女子窦娥临死那掷地有声的控诉有力呢。悲剧是那种真正净化人心灵的东西,悲剧的主人公是被用来敬仰和膜拜的,同情只会毁灭它。有谁会去敬仰一个牛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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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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