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时间”的解释

笑笑生163

海德格尔对时间的解释是从对康德的批判和解释开始的。在康德那里，空间和时间的关系被粗略的安排。他认为空间是物理体的形式条件，因此空间实际上只不过是外感官的一切出现的形式，而时间是内感官的形式，即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内部状态的直观的形式，时间确定内部状态中的各表象间的关系。这样，空间就成为外直观的纯粹形式，而时间是内直观的纯粹形式。
    当康德一方面说时间“不能是外部出现的一种确定”，另一方面又说“时间乃是一切出现的验前的形式条件”时，他是如何协调这两个论点的呢?
    对此有两点我们必须注意。首先，康德确实否认时间是外部出现的确定，即使自然物是在时间中运动的;其次我们不能说康德认为外直观的出现是超时间性的，因为“时间乃是一切出现的验前的形式条件”已对此明确说明。
    时间“不能是外部出现的一种确定”是否取消了“时间乃是一切出现的验前的形式条件”的合法性?换句话说，时间是如何优于空间的，即空间是如何被内在时间性确定而又保持第一个论点的合法性的?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外部出现不直接是内在时间性的，而是通过中介而成为的。康德的第一个论点只是否认了物理对象的直接内在时间性，然而这个论点允许通过中介，外部直观对象的时间确定性成为可能。只有在物理的事物是被表象的和表象是内在时间性地发生这个范围内，物理的事物才是内在时间性的。“无论我们的表象的起源是什么，无论是否由于外部事物的影响，或是否由内部原因所产生，无论是否自验前发生，或是否作为出现而有其经验性的起源，总之，它们作为心的变状来说，都必须属于感官。所以我们的一切知识，归根到底，都是这样受时间支配的，而时间就是内感官的形式条件，一切表象都必须在时间里得到整理、联系、互相发生关系。这些一般要点自始至终贯彻于下文里，故必须牢记之作为十分基本的东西。”
    时间是普遍形式，是内外直观的决定因素。但时间明显地属于内直观，时间作为内感官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比空间更具主体性。康德更源本地将时间归属于主体，归属于我，归属于人类此在。
    这样，时间就具有了双重特点1)它比空间更本源地属于主体、属于人、属一于我们自己;(2)纵然有这种更本源的主体性，它的存在仍然是所有出现的形式。据此，对康德来说，时间最终作为自我刺激而出现。
    作为纯粹直观，时空有在先的、非对象性的特点时空将自己作为整体给出，而我们则在这种整体视野中遇到在外部或内部经验中成为可获得的现存在的物。这就是说，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类此在对遇到的现存在的物的直观只有在作为纯粹直观的基础上才可能:同时，人类此在只有在时空基础上对物的直观才可能发生，这说明时空本身也是人类此在直观的限度，所以时空必须在先被遇到。
    另一方面，出现作为出现，作为被遇到的存在者，自身必然是空间化的和内在时间性的。只有这样，人类此在对存在者的经验直观才一是可能的。时空属于出现的实际确定，时一空又是实在的，康德明确表述为时
空具有“经验实在性”的特点。但这不意味着时空是现存在意义上的实际事物，而只意味着时空属于对象的实际特点，对象只有通过有限的经验才对我们是可获得。
   时空是经验性的实在，但它们不具有绝对的实在性。如康德所表述的，“我们主张的是时间的经验实在性，即它关于一切可以对我们的感官被给一予出来的对象的客观有效性。而且我们的直观既然总是感性的，所以就没有任何对象能不遵照时间的条件而在经验中对我们彼给予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却否认时间有绝对的实在性，那就是说，我们否认时间绝对属于事物、作为事物的条件或属性，而毫不涉及我们感性直观的形式，属于事物之在其本身的种种属性，永远不能通过感官而对我们被给予出来。那么，这就是构成时间的先验观念性的东西。所谓先验观念性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抽掉感性直观的种种主观条件，时间就毫无意义，而且不能象实存性或依附性那样归于就其自身说的对象。(即离开其与我们的直观的关系)。先验的指知识的验前可能方式，观念性指不实在，不属于实际性，不属于事物。时空作为先验地来考虑，什么也不是，它们不是实在的，而是观念的。在绝对直观(木源直观)中不会有时空作为事物的确定因素。因此，康德才‘一说，“所以，我们惟有以人类的立场才能谈到空间，谈到广延的事物等等。我们只能在这个主观的条件下才能有外部的直观，即能为对象所刺激。如果离开这个主观的条件，则空间的表象就毫无意义了。”“如果我们抽去我们的‘内部地直观我们自己的方式’—即我们借以把一切外部直观纳入我们的表象能力中的直观方式—而把对象作为可以如其在其自身里那样看，则时间就变为无意义的了。”
   当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时空观作了现象学的解释后，他得到的答案是:时空是纯粹的、先行的，非对象性的一种整体的观点;时间是内部直观的形式，是普遍的形式，是基本的自我刺激。时间是一种普遍纯粹的直观，是纯粹存在论知识的基础，所有思想的目标是作为纯粹直观的时间。
作为纯粹直观，时间必须与纯粹思想统一起来。但是，作为纯粹直观的时间与作为纯粹知性的“我思(I think)”本源的、验前统一性是如何可能的?作为主体性确定的时间与我思是如何在主体性中得到统一的呢?海德格尔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这可以看作《纯粹理性批判》的中心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则成为海德格尔对一“先验逻辑”解释的任务。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先验逻辑”的名下，康德是将感性与逻辑一起对待，而并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在先验逻辑的名下，康德将感性与逻辑分裂开来，将时间从先验逻辑中去除。
   康德将逻辑分为普通逻辑和先验逻辑。普通逻辑抽掉了知识的一切内容，即抽掉知识对于客体的一切关系。这也就是说，普通逻辑研究一般思维形式，因此，这种逻辑被称为形式的逻辑。先验逻辑是一种思想与对象的验前关系的逻辑，它直接关注与对象的验前关系。康德认为，“凡一切知识不和对象有关而和人们知道对象的方式有关，而这方式又是限于验前有其可能的，这种知识我称为先验的知识。”这就是说，“先验的”一词指关于知识的验前可能性或知识的验前使用这样的一种知识，而承认思想与对象的纯粹关系的可能性的逻辑被称为先验逻辑。
   康德认为先验逻辑讨论的对象是知性的纯粹概念即范畴。范畴是在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康德看来，“一般意义的综合纯是想象力的成果，而想象力乃是灵魂的一种盲目的、却不可缺少的机能，没有它我们就不能有任何知识，但是我们儿乎小能意识到它。把这种综合带到概念来乃属于知性的一种机能，而通过知性的这种机能我们才开始得到真正称为知识的东西。在这里，康德抛开了直观和思想作为知识两个来源的思想，引入了第三种基本来源一-一想象力。但海德格尔认为，想象力并不是与直观和思想并列的第三种知识来源，想象力就是人类知识的两根主干即感受性与知性的共同的根源。如果以想象力为基础的综合所统一的杂多，不是经验性的，而是验前被给予出来的，这种综合就是纯粹的。时间是一切出现的形式，因此，纯粹综合所综合的就是时空纯粹直观中的纯粹杂多，是从时间杂多中产生的统一，知识把这种综合带到概念中来，而表现在其最一般的形态的纯粹杂多给我们以知性的纯粹概念。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归根到底都受时间的支
配。一切表象都必须在时间里得到整理、联系、互相发生关系。因此，想象力只有与时间有关万可能，这种想象力是被理解为木质时间的时间，被称为时间性。
   时间有三维，即现在、过去和将来，海德格尔认为这三者分别对应于康德为了使与一般对象的关系成为可能的三种综合，即直观中领会的综合、想象中再生的综合、概念中辨认的综合。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直观中，主体的每个状态都导向现在，唯有此，杂多才能在时间里得到整理、联系和互相发生关系。在现在的统一体中，我们获得了杂多能够提供的视野。
   想象中再生的综合是把在领会中所综合的杂多再次带回、再次产生。只有当心灵具备了保留和再次产生它所直观到的东西的能力时，我们与对象的关系才可能。这就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过去的视域中移动，我们可以将自己十分自由地置于时间中的任何点上。
   在辨认的综合中，辨认是作为再生的完成。辨认与认识不同，有再次认识的意思，原是拉丁文“re+cognoscere(认识)”这个词。在辨认中发生的是一种确认活动，即能够使我们将所保留的，作为我们已经
直观到的东西把握为相同的活动。如果我们不能将它确认为是相同的，再次带来的此前所知觉到的一切将没有用处。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从一开始，也就是在领会中，已经有被统一起来的存在者的相互联系向我们显明，尽管这种统一我们还未概念化地知晓，所有的确认都已经预设了具有存在者统一的相互联系。这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前存在论的知识”，即非对象化、非概念化认识的、对作为工具使用的存在者的知识。因此，第三种综合即辨认的综合才是最初的综合，与此相联系的时间性瞬时间正是将来。
   综上所述，领会的综合与现在时态相连，是此在的沉论状态，此在依附于存在者;再生的综合与过去相连，是此在的被抛状态，此在与存在者一相分离但却受存在者的影响;辨认的综合与将来相连，此在自我筹划、自我设计，是一种自由状态。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时间从将来经现在而流向过去。
   海德格尔的这种时间观与世俗的物理时间观相左，很令人费解。但当他将自己的时间观与康德的三种综合相联系时，似乎他的时间观又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要着重指出，海德格尔对他的时间观的强调意在指明，我们对于工具的使用的知识要先于对象化、概念化的知识，但对于存在(包括工具性存在)的一般知会要先于明确的土具之知。归根到底，海德格尔在这里是对于“存在”之去蔽的强调。
  
   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以来由于将存在视为存在者，是从在场的意义上来理解存在的，而在场又总是时间意义上的在场，因此存在一直都是由时间所规定。但时间问题却视为想当然的合理，从未受到深究，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时间的看法深受牛顿物理时间观的限制，因而存在问题也就被遗忘了。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不同于在场的存在者，存在的意义是由此在来领悟的，而此在总是在时间中的存在，因此存在的意义也只有在时间中才能显现，时间为存在的显现先行开启，存在与时间相互规定，不可分隔地牵挂在起。“我们确应从时间来理解存在”，“只有着眼于时间才能把捉存在”。
   海德格尔通过《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凸现出了康德时间观的独特意义，并月指出康德的局限在于未将时间引入存在论而是仅仅局限在认识论的范围，从而将时间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为哲学和形而上学重新找到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海德格尔的努力，时间问题进入了哲学视野。但时间的定义却变得更加晦暗。在晚年，海德格尔曾说，“什么是时间?或许会认为《存在与时间》的作者必定知道。但他不知道。所以他今天还在追问。”

长歌－废墟

说实话我始终不懂哲学家谈的所谓"时间"是什么.

robertchrs

呵呵，哲学就是爱智慧，哈哈 看来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啊，俺也不懂啥叫“时间”。不过楼主的文章的确好

aπολλωv

存在叙述着时间，它是时间的阐述者

时间解构又重构着存在，它是存在的构建者

或者，更玄的：时间和存在为同义互指  

哈，俺根本是胡说的一通

呵，老海对数理学科有成见，所以他说科学把人弄得不象人，在他的概念辞典里，“数”、“时间”等等都本来就很模糊........不可言

草民一丁

土一: 囫囵吞枣, 俺吃大蚕!
草包:非也, 非也. 你糟蹋大餐才对.

草民一丁

土人一丁: 笑大厨烹的大帖总叫俺消化不良.
草民包不同: 非也, 非也. 营养过剩与营养不良一回事. 你不是消化不良, 是营养过剩.

土一: 嗯, 俺消化不良的东东一准是好东东.
草包:非也, 非也. 能厨善变. 善变的未必一定是能厨.

土一:土人土人, 吃个地瓜就好了, 那山珍海味可能确实不适合土胃口.
草包:非也, 非也. 也对,也对. 白菜,萝卜, 大米, 糙面. 能让人吃饱喝足, 简单实用就好. 不是有个才子就很欣赏简简单单吗? 你土一既然不是美食家, 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去啃你的大白菜. 那山里挖来的, 海上漂来的奇珍野味儿还是留给各位吃客吧

土一:....什么时候, 哪位菩萨能发善心, 把那奇珍野味做得跟白菜似的, 那俺可就有福享受了.
草包:非也, 非也. 白菜是白菜, 燕窝是燕窝,把白菜做成燕窝,把燕窝做成白菜, 那叫糟蹋东西. 此大贴让你这样的吃了, 也是糟蹋东西. 还是趁早消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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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kal事件]

1990年代中后期，围绕着后现代思潮中的种种蒙昧含糊之处，欧美学界爆发了一场大论战。
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出版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一书，对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名义出现的“科学元斟”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受《高级迷信》一书的激励，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诈文”，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据称，这是一篇讨论“后现代哲学以及20世纪物理学的政治蕴涵”的学术文章。结果，5位副主编一致通过把它发表。为了回击《高级迷信》对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批判，《社会文本》在1996年推出了一期名为“科学大战”的特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索卡尔的“诈文”恰恰发表在这期特刊上。

但索卡尔随即在《大众语言》月刊上发表了《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文章披露，他的那篇“诈文”不过是“把有意编造的谬误、语言的滥用以及各种毫无根据的结论捏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他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地捏造“联系”，甚至还加入了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索卡尔认为，“诈文”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听上去很有趣”，并且“迎合了《社会文本》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在《曝光》一文的开头，他引用了劳丹的话：“用主观的兴趣和思想来代替事实和证据这种做法，是我们时代最突出和最有害的反理智主义的表现。”

随后在世界的传播媒介中，“索卡尔事件”被广泛地在头版报道，被称之为“诈文”、“玩笑”、“事件”、“一场恶作剧”、“一场骗局”、“胡说”、“废话”等。学术界的大多数人站在索卡尔一边，认为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反对学术界中蒙昧和虚伪，或政治假象的斗争；美国的大众百姓则深恐他们的学费被白白浪费掉；而世界各地的科学元勘学者，其中有人认为“这只会出现在美国学术界”，为自己寻求解脱，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右翼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社会批评表现出来的不信任，或者说是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表现出来的误解。

这篇诈文一出现，就立即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许多著名的报纸，如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等都参加了讨论。众多出版社，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杜克大学出版社、纽约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纷纷出版或正在计划出版有关方面的著作；已出版了的著作有N·克瑞杰主编的《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秘性的曝光》(1998)；艾伦·索卡尔和杰·布里克蒙特的《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滥用》(1998)；保罗·格罗斯、罗曼·莱维特和马丁·刘易斯主编的《飞离科学与理性》(1996)；罗曼·莱维特的《普罗米修斯的困惑：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1999)；斯尼尔·莱维特主编的《识别错误：在政治方向上论战的第二波》(1999)，这本书的出现标志着对后现代科学思潮的批判已从第一阶段的对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批判进入第二阶段对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大众语言》杂志编辑部出版了《索卡尔诈文》(2000)，把“索卡尔事件”后引发的争论中的主要文章汇编成一本论文集；芝加哥大学还计划在明年出版《后现代之后》(布里克蒙特主编)。

后现代思想家也不甘示弱，奋起反击。《社会主题》主编之一的安德鲁·罗斯主编了《科学战》(1996)一书；法国著名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布鲁诺·拉尔(Bruno Latour)(在科学战中，他受到了最猛烈的批评)，发表了《潘多拉的希望——论科学研究的实在》(1999)一书作为反击；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编辑了《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4)论文集；普里高津与斯唐热发表了《确定性的丧失》(1997)；而斯唐热，一位当前活跃在后现代舞台上的哲学家，又发表了《发明与权力》(1998)一书；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玛里奥·比尔基奥林(Marlo Biagioli)将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科学反思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集成一本论文集：《科学元勘读者》(1999)；诺尔·塞提娜(K．Knorr Cetina)发表了《认识的文化：科学是怎样创造知识的?》(1999)；芝加哥大学出版了费耶阿本德的遗作《丰富的结果：抽象的神话与存在的丰富性》(1999)；基思·M·艾锡曼(Keith M．Ashman)和菲利普·S·巴里格(Philip S．Baringer)主编了《科学大战之后》(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1年)；杰伊·拉宾格(Jay Labinger)和亨利·柯林斯主编了《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芝加哥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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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卡尔事件与后现代思潮】

索卡尔事件与后现代思潮
南方周末　  　 法国电视明星戏弄了物理学界？

相关 □蔡仲邢冬梅
　　1990年代中后期，围绕着后现代思潮中的种种蒙昧含糊之处，欧美学界爆发了一场大论战。　　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出版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一书，对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名义出现的“科学元斟”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受《高级迷信》一书的激励，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诈文”，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据称，这是一篇讨论“后现代哲学以及20世纪物理学的政治蕴涵”的学术文章。结果，5位副主编一致通过把它发表。为了回击《高级迷信》对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批判，《社会文本》在1996年推出了一期名为“科学大战”的特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索卡尔的“诈文”恰恰发表在这期特刊上。　　但索卡尔随即在《大众语言》月刊上发表了《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文章披露，他的那篇“诈文”不过是“把有意编造的谬误、语言的滥用以及各种毫无根据的结论捏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他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地捏造“联系”，甚至还加入了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索卡尔认为，“诈文”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听上去很有趣”，并且“迎合了《社会文本》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在《曝光》一文的开头，他引用了劳丹的话：“用主观的兴趣和思想来代替事实和证据这种做法，是我们时代最突出和最有害的反理智主义的表现。” 　　这就是在西方知识界引起极大轰动的“索卡尔事件”，并由此引发了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一场大论战。　　“索卡尔事件”的出现绝非偶然，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1970年代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的全面渗透，在西方学术界中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科学思潮。这种对科学的特殊反应，根源于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　　西方人对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权威的盛行，一向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对宗教权威，向一切教条挑战，因此是深受社会欢迎的边缘力量。然而，自17世纪以来，科学和科学所驱动的技术已经深入到整个社会之中，形成了一个奠基于理性科学的不可抗拒的世界观。这样一种“专横”的态度引起了西方社会中其他文化的极大反感，于是便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反对他们所设想的科学的“社会神话”地位。　　在过去数十年中，伴随某些西方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后现代转折的思考，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被鄙视或抛弃，文艺复兴精神——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批判性评价的传统——在后现代运动中已近消失殆尽。对科学和现代性的诋毁，伴随着对“利益知识”与“地域知识”的鼓吹，已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非理性主义与反科学主义泛滥的温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后现代已经在大范围的学术领域，特别是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学术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它甚至成为“一种非常特殊的、高度明确的亚文化”：如果你使用的是这种文化的特殊语言，那么你就能发表见解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否则就最好保持沉默。后现代主义喜欢采用隐喻和修饰的手法，引入各种稀奇古怪的术语，玩弄语言游戏。由于没有学会使用这一套特殊的语言进行表述，许多知识界的反对者在公开场合也只能选择沉默。惟因如此，索卡尔的“诈文”就成了非常难得的“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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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Sokal事件]

法国电视明星戏弄了物理学界？
　　———波氏兄弟事件和科学与人文之争 □方舟子 　　今年10月下旬，有一则小道消息出现在互联网上，迅速在理论物理学家中间流传，说是法国有一对孪生兄弟，发表了至少4篇狗屁不通的“理论物理学”论文；还在同一天，在电视摄影机前，获得法国名牌大学的物理博士学位…… 　　电视明星当上物理博士　　这对孪生兄弟姓波格丹诺夫（Igor＆GrichkaBogdanov），今年53岁。年轻时在大学读应用数学，之后从事电视科普工作和科幻小说写作，拍摄了一些深受欢迎的科普、科幻节目，成为电视明星，被法国公众视为天才的“爱因斯坦兄弟”。1991年他们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上帝与科学》。据说他们在写作这本书时来了灵感，对宇宙创生过程有自己的想法，想到大学进一步深造。但按某些人的猜测，由于这本书的作者介绍中称兄弟俩获得了博士学位，波氏兄弟害怕被人揭穿，才急着去拿一个博士学位。　　不管怎样，兄弟俩在1990年代初先去法国波尔多大学读了两年书后，转学去了法国名校布尔戈尼大学一个研究理论物理的著名研究小组。1999年，弟弟以最低等级通过答辩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哥哥则未能通过答辩，但答辩委员会决定，如果他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3篇论文，可以再试一次。在去年和今年，波氏兄弟在理论物理刊物上发表了5篇论文。今年7月，哥哥也以最低等级通过答辩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 　　毫无意义的垃圾论文　　兄弟俩本来也没打算在学术界混下去，仍去干他们的老本行——拍电视。他们的论文多发表在级别不高的学术刊物上，本来也会像绝大多数科学论文一样无人注意。但在10月下旬，美国匹兹堡大学一位物理学家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向同事透露了波氏兄弟获得博士学位的内幕，迅速成了物理学界的重大新闻——这个“内幕”有一些不实之处，所以该物理学家后来向波氏兄弟公开道歉。　　许多人听到传闻后才把波氏兄弟的论文找出来看个究竟。这些论文研究的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状态，属于量子引力论、超弦理论的领域。据专家评论，它们其实是用一些术语拼凑起来的毫无意义的垃圾论文。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几年前轰动一时的索卡尔事件。在1996年，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索卡尔向后现代派文化研究著名杂志《社会文本》投了一篇用量子引力论研究社会文化的论文。论文发表后，索卡尔在另一杂志上宣布那是一个恶作剧，论文是用量子力学的术语拼凑起来的毫无意义的垃圾，目的是为了让这份对科学一窍不通却喜欢抨击科学的后现代派代表刊物出出丑。 　　这回轮到科学界出丑了？　　现在理论物理学家们不能不担心，波氏兄弟事件会不会也是个恶作剧，是人文学界人士对索卡尔事件的报复，目的是要出理论物理学的丑？10月23日，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理论物理学教授贝伊兹即以《物理学被逆向索卡尔恶作剧骗了？》为题，在互联网物理研究讨论组公布此事，引起激烈讨论，至今已有近200个跟帖，包括波氏兄弟、索卡尔以及索卡尔的主要论敌之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一个认为科学知识只是文化建构而非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学流派）的头面人物柯林斯都参与了讨论，波氏兄弟并多次答复了对其论文的质疑。美国《纽约时报》、英国《独立报》、《自然》杂志等报刊也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　　争论的焦点是，波氏兄弟是恶作剧还是真诚地在做科研？他们的论文是毫无价值的垃圾，还是虽然有不少错误但毕竟也算是正经的论文？这样的论文怎么会通过审稿发表？他们怎么能靠这样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等等。媒体更感兴趣的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是否已玄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连理论物理学家自己都难以分清垃圾论文和正经论文？ 　　并非逆向“索卡尔事件” 　　我们必须看到，由波氏兄弟事件而联想到索卡尔事件，只是传闻刚开始、事实真相还不明朗时的一种推测。他们断然否认自己是在搞恶作剧，并尽职地回答对其论文的学术质疑，他们也没有搞恶作剧的动机。作为以科普为业的公众人物，这项丑闻对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反而有损其形象（相反的，索卡尔通过恶作剧而成了科学界的英雄和公众人物）。我读了波氏兄弟与理论物理学家在网上的交流，虽然看不大明白其专业内容，但从措辞看，也可以感觉到兄弟俩是很真诚地相信自己作出了重大科学发现，不屈不挠地捍卫自己的观点，而专家们则认为其基本概念不清、专业训练缺乏。这和我见过的一些“业余科学家”很相似。　　其实我们中国人在见多了“假的真文凭”后，并不难理解波氏兄弟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娱乐界名人想拿个博士文凭镀镀金而已。其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很清楚兄弟俩的学术水平并不够格，只不过或者是觉得不拿报酬读了十年博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现在有个博士学位又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导师的话），或者觉得可以表彰一下兄弟俩对科普的贡献（一位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解释），就勉勉强强让过了，甚至还刁难了一下。　　至于其论文竟能在数家学术刊物上发表，那只能是怪编辑、审稿者不太负责任，没有认真看稿，也许兄弟俩来自著名研究小组这一点让编辑和审稿者有了先入为主的正面看法。不够格的、假的、伪科学的甚至“业余科学家”的论文出现在正儿八经的学术刊物上，并不是很罕见的事，前不久中国不也有“业余数学家”号称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他对费尔马大定理的简洁证明嘛。反正现在学术刊物这么多，一个被拒就换一个，总有刊物标准不高或审稿者看走眼的时候。 　　仅靠戏剧化事件是不够的　　真要拿这种不够格的论文和文凭的例子攻击科学界，还有的是。这个事件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一开始被怀疑是恶作剧。但是即使真是恶作剧，也无法用于证明科学家已失去了对科学的判断能力，毕竟个别科学家无法代表科学界，就像个别人文学者无法代表人文学界。　　索卡尔本人便一再声称，他的恶作剧“并没有证明文化研究的整个领域，或对科学的文化研究，更不要说科学社会学是荒唐的，也没有证明这些领域的学术标准是宽松的（也许是如此，但是这必须建立在其他证据之上）”。他只不过用这个戏剧化的事件吸引大家的注意，随后用“其他证据”证明的确“如此”：出了一本专著《学术欺诈行为》（IntellectualImposture）详细揭发了后现代的反科学“大师”们对科学不懂装懂的面目。显然，反科学主义者如果想拿波氏兄弟事件说事，也该去写一本类似的专著揭发科学大师们不学无术的面目才行。 　　科学与人文之争余波　　后现代派反科学人士想利用这一事件，为索卡尔事件挽回点面子。柯林斯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跑到物理学家扎堆的物理研究讨论组发表高论，用意即在于此。但是他歪曲了论敌的观点，被一位物理学家及索卡尔指出之后，不得不向索卡尔道歉。国内某些追随柯林斯的人文学者也试图把这两个事件混为一谈，怀疑波氏事件是人文学者对科学界反咬一口，暗指这回轮到科学界出丑了，并质问：“科学是否与人文一样，发展到了相当深的技术层面，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科学家对科学就天然有判断力吗？部分声称的科学工作者对人文就天然敢说三道四，甚至说人文就是胡说吗？一种持老旧科学观的人仍然始终有权以科学权威自称吗？” 　　这类对科学的质问实在是问得本末倒置。科学（特别是前沿科学）已发展到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相当深的技术层面，这应该早就是个共识，也许只有“业余科学家”才不买这个账。　　人文学科由于缺乏自我修正机制，所以欺世盗名者可以横行，不学无术者甚至可以被尊为大师——即使是索卡尔等人的揭发，也无损于他们在人文学界的地位。但正是因为科学最终必须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有自我修正机制，所以在国际科学界，很少有人会因为假论文而成名，即使欺诈成功引起了注意，最终也会被科学界自己的人揭穿而身败名裂，正如林肯所言：“你可以欺骗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即使科学某个领域已发展到只有极少数人才懂的地步，也没有学术骗子横行的空间。波氏兄弟事件由物理学家首先揭发，引起注意后又由多位物理学家加以评议，正是科学有自我修正能力的一个证明。

aπολλωv

声明一下，我没有针对这个贴子，而是觉得人文学科越发晦涩

revoluta1216

笛卡尔曾说过：“我思故我在”，时间、空间皆因存在而存在，“存在即合理”。小女子的一点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