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六十年》专题资料

zm799

【村学究按】甲申事變是件历史大事,三百余年来史评书藉及文章甚夥,因研究之需,曾阅读了些纸本和网文.搜集资料不易,为书友省时计,谨将所能见及或小有价值之资料汇集于此.先集网文,后再发纸本书名录.

目  录

甲申三百年祭
屠杀成瘾的中国：以明末清初蜀难为例——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
献贼大屠杀之真相
甲申再祭
重新认识末世衰变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甲申三百六十年
寻找那棵树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殺人魔王張獻忠屠川史
《甲申》备忘录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前后
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甲申》六十年记
《甲申》六十年祭
《甲申》与晚明政治史的启示
崇祯的悲剧
历史回音壁上的轰响
不要忽略人文精神
轻取皇冠葬九宫 ——李自成的悲剧所在
农民铸就王朝兴替
李自成是禅隐夹山，还是遇害通山
四十年来历史疑案追踪——谈谈李自成“归宿”问题
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
李明睿钩沉
甲申真正的教训：人民需要无可置疑的权利和法律
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一)-----深远哉，1644
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三）-----崇祯帝急于求成酿大错
甲申三百年再祭（之四）-----崇祯帝之大错二：胸无全局，一意孤行，被动挨打
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五）------崇祯帝大错三：虚荣逞强，进退失据，自寻短见
甲申三百年六十年再祭（之六）-----崇祯帝大错四：无情无义，虚荣苛暴，妄杀忠良
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七）-----崇祯帝大错五：猜忌自用，背信弃义，刻毒残忍
科学家称明朝灭亡与太阳黑子有关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
崇祯帝身旁的“陆秀夫”呢？
崇祯大事记
集体下的疯狂：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背后的民心民意
明朝灭亡的真相
大明帝国的GDP及其崩溃
崇祯库藏释析(附录:崇祯初政)
悲剧大师毛泽东
　　——为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而作



-------------------------------------------------------------------------------

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①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流寇”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李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②。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③，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④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他所上的“书”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富者兼并小民 ”，而“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 ”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切责士升”，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 要誉”方式，“放之已足”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流寇”，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流寇”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北略》卷十九）

　　这也实在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要点删削了。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收拾”。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也是艰难玉成了他。他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高迎样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特别在崇祯十一二年间是他最危厄的时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

　　这一个转机也是由于大灾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在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着骡子逃脱了。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这已经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来一次蝗旱，闹到“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烈皇小识》）。但你要说真的没有米谷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土寇”了。“土寇”之所以并起，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 ——“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李自成便又死灰复燃了。

　　这儿是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而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十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流寇”首领们也大有悬异。上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证明。势力的转变固由于多数饥民之参加，而作风的转变在各种史籍上是认为由于一位“杞县举人李信”的参加。

　　这个人在《李自成传》和其他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想来不必一定是因为他是读书人吧。同样的读书人跟着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同情。我现在且把《李自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入伙的事迹摘录在下边。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日： ‘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

　　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

　　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这节文字叙述在十三年与十四年之间，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约认为李、牛、宋之归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者也同此见解，此书或许即为《明史》所本。

　　“当是时（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饥民多从自成。举人李信、牛金星皆归焉。金星荐卜者宋献策陈图谶言‘十八子当主神器’。李信因说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悦，为更名曰岩，甚信任之。”然而牛、宋的归自成其实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识》和《明季北略》，叙述得较为详细。《烈皇小识》是这样叙述着的：“（十四年）四月，……自成屯卢氏。卢氏举人牛金星迎降。又荐卜者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见自成，首陈留谶云：‘ 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⑤。

　　自成大喜，奉为军师。”《明季北略》叙述得更详细，卷十七《牛宋降自成》条下云：“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卢氏县贡生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李岩荐其有计略，金星遂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启丁卯举人，与岩同年，故荐之’。金星引故知刘宗敏为将军，又荐术士宋献策。

　　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初见自成，袖出一数进曰：‘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自成大喜，拜军师。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贡顾君恩等亦归自成，贼之羽翼益众矣。”牛、宋归自成之年月与《烈皇小识》所述同，宋出牛荐，牛出李荐，则李之入伙自当在宋之前。惟关于李岩入伙，《北略》叙在崇祯十年，未免为时过早。

　　“李岩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

　　弟牟，庠土。父某，进士。世称岩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

　　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进白，切宋暂休征比，设法赈给。宋令曰：‘杨阁部（按指兵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匾乏，止有分派富户耳’。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于闻之，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 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宋令急邀岩议。岩曰：‘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宝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众曰：‘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耳。’宋闻之而惧，谓若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其奈之何？遂申报按察司云：‘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恐滋蔓准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李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曰：‘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

　　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岩走自成，即劝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复荐同年牛金星，归者甚众，自成兵势益强。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帅，不杀不掠，又不纳根。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为李岩也。故详志之。”这是卷十三《李岩归自成》条下所述，凡第十三卷所述均崇祯十年事，在作者的计六奇自以李岩之归自成是在这一年了。但既有“频年旱饥”，与十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称“杨阁部飞檄雨下”亦当在杨嗣昌于十二年十月“督师讨贼”以后。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劝赈歌》条下云：“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劝赈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看这开首一句“年来蝗旱苦频仍”，便已经充分地表现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于十年，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蝗旱并发。八年以前，河南并无蝗旱的记载。因此所谓“崇祯八年”断然是错误，据我揣想，大约是“庚辰年”的蠢蚀坏字，由抄者以意补成的吧。劝宋令劝赈既在庚辰年七月初四，入狱自在其后，被红娘子和饥民的劫救，更进而与自成合伙，自当得在十月左右了。同书卷十六《李自成败而复振》条下云：“庚辰（十三年）……十二月自成攻永宁陷之。杀万安王朱［钅轻］（应为朱采［钅轻］），连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阳，众至数十万。李岩为之谋主。贼每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附之，势益盛”。在十三年底，李岩在做自成的谋主，这倒是可能的事。

　　李岩无疑早就是同情于“流寇”的人，我们单从这《劝赈歌》里面便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 ”，而却没有说到当时的“寇贼”怎样怎样。他这歌是拿去“各家劝勉”的。受了骂的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一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报他“图谋不轨”，一定也是曾经把这歌拿去做了供状的。

　　红娘子的一段插话最为动人，但可惜除《明史》以外目前尚无考见。最近得见一种《剿闯小史》，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不久将由说文社印行⑥。那是一种演义式的小说，共十卷，一开始便写《李公子民变聚众》，最后是写到《吴平西孤忠受封拜》为止的。作者对于李岩也颇表同情，所叙事迹和《明季北略》相近，有些地方据我看来还是《北略》抄袭了它。《小史》本系稗官小说，不一定全据事实，但如红娘子的故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而《小史》中也没有提到。《明史》自必确有根据，可惜目前书少，无从查考出别的资料。

　　其次乾隆年间董恒岩所写的《芝龛记》，以秦良玉和沈云英为主人翁的院本，其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处理着李、牛奔自成的故事。这位作者却未免太忍心了，竟把李岩作为丑角，红娘子作为彩旦，李岩的“出粟赈饥”，被解释为“勉作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诬蔑的事，由私家的曲笔，歪解得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据也只是《李自成传》，把牛、李入伙写在一起。又写牛金星携女同逃，此女后为李自成妻，更是完全胡诌。牛金星归自成时，有他儿子生员牛诠同行，倒是事实，可见作者是连《甲申传信录》都没有参考过的。

　　至《北略》所言自成以女妻金星，亦不可信。盖自成当时年仅三十四岁，应该比金星还要年青，以女妻牛诠，倒有可能。

　　李岩本人虽然有“好施尚义”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的事实。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强委身焉”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分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得多。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当时的“流寇”领袖并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张献忠、罗汝才之流，而却归服自成，倒不一定如《剿闯小史》托辞于李岩所说的“今闯王强盛，现在本省邻府”的原故。《北略》卷二十三叙有一段《李岩归自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象旧戏中的科白，想亦不尽子虚。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

　　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遂相得甚欢。” 二李相见，写得大有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虽然在辞句间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饰，而两人都有知人之明，在岩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却真乃如鱼得水，倒也并非违背事实。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划自不会都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一个触媒，一个引线，一个黄金台上的郭隗吧。《北略》卷二十三记《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比《明史》及其他更为详细。

　　“自成既定伪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日：‘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自成悉从之。

　　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年所定逆案中“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中之一。他和客、魏“交结”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而崇祯自己也就是自立门户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们的心腹爪牙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罗致内外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逆”中，而自己却仍然倚仗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逆案”乃更蒙曲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制将军”。史家说他“有文武才”，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所至风靡”。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大祐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二品为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云云。）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

　　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北略》认为是牛金星的“故知”，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并以为山西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见《疆场裹革李闯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其归附在牛、李之前。

　　自成被围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患难，竟至杀妻相从。

　　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下引：“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铁冶刘敏政”而致误（假如《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迹看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

　　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竞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

　　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 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碟，或割掌，或割势”（《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李自成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翁］靴” （《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北略》）。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而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分得势的时候，“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 遗之金，令修文庙”（《李自成传》）。十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自己还是“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同上）。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

　　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在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划策，进窥关中，终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了。转瞬之间，全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夭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遍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

　　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剿闯小史》是比较同情李岩的，对于李岩的动静时有叙述。“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

　　惟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并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贼害者，闻其公明，往起禀，颇为申究。凡贼兵闻李将军名，便稍收敛。岩每出私行，即访问民间情弊，如遇冤屈必予安抚。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 ”这所述的大概也是事实吧。最要紧的是他曾谏自成四事，《小史》叙述到，《北略》也有记载，内容大抵相同，兹录从《北略》。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茸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井不行。”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刘非刑官，而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白，虽然为整顿军纪——“杀人无虚日”，而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别是他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足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

　　《剿闯小史》还载有李岩入京后的几段逸事，具体地表现他的和牛、刘辈的作风确实是有些不同。第一件是他保护懿安太后的事。

　　“张太后，河南人。闻先帝已崩，将自缢，贼众已入。伪将军李岩亦河南人，入宫见之，知是太后，戒众不得侵犯。

　　随差贼兵同老宫人以肩舆送归其母家。至是，又缢死。”这张太后据《明史。后传》，是河南祥符县人，他是天启帝的皇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安皇后的便是。她具有“严正”的性格，与魏忠贤和客氏对立，崇祯得承大统也是出于她的力量。此外贺宿有《懿安后事略》，又纪昀有《明懿安皇后外传》。目前手中无书，无从引证。

　　第二件是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中允刘理顺，贼差令箭传觅，闭门不应，具酒题诗。

　　妻妾阖门殉节。少顷，贼兵持令箭至，数十人踵其门。

　　曰：‘此吾河南杞县绅也，居乡极善，里人无不沐其德者。

　　奉辛公子将令正来护卫，以报厚德。不料早已全家尽节矣。’乃下马罗拜，痛哭而去。”《北略》有《刘理顺传》载其生平事迹甚详，晚年中状元（崇祯七年），死时年六十三岁。亦载李岩派兵护卫事，《明史。刘理顺传》（《列传》一五四）则仅言“群盗多中州人，人唁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何遽死！’罗拜号泣而去。”李岩护卫的一节却被抹杀了。这正是所谓“史笔”，假使让“盗”或“贼”附骥尾而名益显的时候，岂不糟糕！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河南有恩生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儿女姻家。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选，日久资斧罄然。值贼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郁郁成疾。及城陷驾崩，闻姻家周某以宝物贿王旗鼓求选伪职，孝廉遂愤闷而死。其子以穷不能殡殓，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亲事。贼将制将军李岩缉知，缚周某于营房，拷打三日而死。”这样的事是不会上正史的，然毫无疑问决不会是虚构。

　　看来李岩也是在“拷打”人，但他所“拷打”的是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以敛钱为目的。

　　他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要接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两人品评明政和佛教的话极有意思，足以考见他们两人的思想。同样的话亦为《北略》所收录，但文字多夺佚，不及《小史》完整。今从《小史》摘录：“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军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枢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宋日：‘波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日：‘ 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日：‘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日：‘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循情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从夤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反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岩曰：‘适见僧人敬礼旧主，足见其良心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钦？’宋曰：‘释氏本夷狄之裔，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土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激，则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风，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功，则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 ’岩大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当牛金星和宋企郊辈正在大考举人的时候，而宋献策、李岩两人却在反对制科。这些议论是不是稗官小说的作者所假托的，不得而知，但即使作为假托，而作者托之于献策与李岩，至少在两人的行事和主张上应该多少有些根据。宋献策这位策士虽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画化了，说他象猴子，又说他象鬼。——“宋献策面如猿猴”，“宋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俱见《北略》。通天文，解图谶，写得颇有点神出鬼没，但其实这人是很有点道理的。《甲申传信录》载有下列事项：“甲申四月初一日，伪军师宋献策奏。……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接着在初九日又载：“是时闯就宗敏署议事，见伪署中三院，每夹百余人，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不可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干？宗敏以数对。闯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敏诺。次日诸将系者不论输银多寡，尽释之。”据这事看来，宋献策明明是看不惯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故而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他的作为阴阳家的姿态出现，怕也只是一种烟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入北京前，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会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在地，还曾叹息说道： “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这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象吴三桂那样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的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 “冲冠一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象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自成以四月十九日亲征，二十六日败归，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向西安进发。后面却被吴三桂紧紧的追着，一败于定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自成自己也带了箭伤。在这时河南州县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复了，而悲剧人物李岩，也到了他完成悲剧的时候。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诺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明史。李自成传》）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闯小史》都同样叙述到这件事。唯后二种言李岩与李牟兄弟二人同时被杀，而在二李被杀之后，还说到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反应。

　　“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北略》卷二十三）

　　真正是呈现出了“解体”的形势。李岩与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出入，在此不愿涉及。献策与宗敏，据《李自成传入后为清兵所擒，遭了杀戮。自成虽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二年二月潼关失守，于是又恢复了从前“流寇”的姿态，窜入河南湖北，为清兵所穷追，竟于九月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死时年仅三十九岁（一六零六——一六四五）。余部归降何腾蛟，加入了南明抗清的队伍。牛金星不知所终。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脱稿

　　（附识）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


－－－－－－－－－－－－－－－－－－－－－－－－－－－－－－－
　　①“炀灶”是说人君受蒙蔽。譬之如灶，一人在灶前炀火遮蔽灶门，则余人不得炀，亦无由见火光。出处见《韩非于·难四》及《战国策·赵策》。--作者注
　　②手实法，唐代曾施行，限人民于岁暮自陈其田产以定租额。来神宗时吕惠卿亦行此法，甚为豪绅地主等所反对。--作者注
　　③巴寡妇清以丹穴致富，始皇曾为筑女怀清台。见《史记·货殖列传》。-- 作者注
　　④卜式以牧畜致富，汉武帝有事于匈奴，卜式输助军饷，武帝曾奖励之。事见《史记·平准书》。--作者注
　　⑤“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十八孩儿”或“十八子”切李字。“兑”在八卦方位图中是正西方的卦，其上为乾。乾是西北方的卦。李自成崛起于陕西，陕西地处西北，当于乾位，故言“兑上坐”。又“乾为君”，故言“得天下”。--作者注
　　⑥说文社于一九四四年出版此书，封面的书名为《李闯王》。按：《剿闯小史》其书，名称不一，据今见到的说文社一九四四年初版和一九四六年再版，封面为《李闯王》；张继《叙》却标名为《李闯贼史》；无竞氏《叙》又标名为《剿闯小史》；各卷标名也不一致，第一卷至五卷为《剿闯小史》，第六卷至十卷为《馘闯小史》。

据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 第四卷》 1982年9月第1版

zm799

屠杀成瘾的中国：以明末清初蜀难为例——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
-----------------------------------------------------------------------剑虹评论网---------
作者:冉云飞 类别:中华历史论
　　悠悠五千年，堂堂大中国，国粹自然是不少的。如果我说喜欢搞屠杀才是中国真正的国粹，希望你手下留情，不要把我当祭品来完成这个伟大国粹的证明，因为我的脑袋毕竟不是让你拿来切了可以再生的韭菜。我虽对现今强势者把鲁迅奉为不可批评的神祗、不容非难的权威，一向是反感的，但对迅翁说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吃人，还是相当佩服的，因为这算抓住了中国文化的命脉，拿住了中国历史的七寸，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底细。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制度形成里本来就把杀人，包括强权者搞大屠杀，当作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制度设计来让人们潜移默化的遵守，形成了某种意义上肉弱强食的、赤裸裸的生物博弈。从升斗小民、斗宵小民、市井细民、一介草民的称呼里，已然透露出老百姓蝼蚁一样的微贱下场，遑论有何尊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最不值钱的便是大众的个体生命。以至到了现代社会，还有这样视人命为儿戏的领导人，说什么“中国死三亿，还有一半的人口，中国不怕打仗”、“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这便是中国残酷的现实。建立在对大众个体生命的蔑视之上的文化和制度设计，当底层的人完全无法活命的时候，就会常常用自己的生命作最后的、向强权者挑战的博弈武器，来个鱼死网破，这便是中国史学研究者吴思所说的“血酬定律”。
　　
　　 中国为什么喜欢杀人？

　　平日读中国历史，注意到人命微贱不如蝼蚁的事实，总是令人废书浩叹。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也非制度学派至高无上的推崇者，但掩卷长思，认真比对，的确深感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以及文化中对等级制度的崇奉，对权威的盲目崇拜，是中国成为世界人权重灾区的根本原因。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覆亡的2132年间，中国出现过大大小小的皇帝280多个，平均七年半即有一个皇帝诞生。改朝换代是免不了血腥剿灭的大屠杀的，同时因战乱而带来民生凋敝、饿殍遍野、死尸枕籍，即便是同一朝代之间的皇帝更替，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一代皇帝对父皇的相关宠幸人物，也是免不了屠戮杖打、流放贬谪的，由此也难免伤及不少无辜。要言之，无论是开国之君、中兴之主，还是守成之君，大多脱不了某些共同之处，即残酷刻毒、猜忌多疑、宸衷独断、刚愎自用、反复无常。作为专制制度这个金字塔式制度的最高体现者，皇帝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标志，从他身上无疑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缩影。
　　一般说来，几千年中国政治的核心便是流血政治，流血政治的核心便是用“二杆子”起家。川人所谓“二杆子”，指莽撞、鲁莽、技艺不精的半吊子，中国政治其实就是这些技艺不精的二吊子便统治了几千年，四川人常用的“二杆子”实在是我总结出的中国历代政治统治术之“二杆子”的绝妙比喻。而我所指的“二杆子”便是指枪杆子和笔杆子，二者于征服和治理天下者，真是缺一不可。笔杆子颠倒黑白、为我所用的功夫，实在是征服天下和牧民治国最需要的招数。从习纵横之术、勾距之术的谋士说客，运筹帷幄、传檄而天下定的军师，到独尊儒术、愚民洗脑的辅臣，无不是秉承皇上的旨意和专制制度的要求，用笔杆子来精神上实施“杀人之术”，从而达到为人主所用，使愚民黔首俯首贴耳，至于那些剩下一些不大顺从的反对派，则会用尽各种方法，或隐蔽或公开地让他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谋反窃国之始、逐鹿中原之时，从鱼腹藏书以及各种各样的装神弄鬼，到大言欺世的讨伐文章，都是为了自己争霸天下造势，为自己谋反找到可以煽惑人心的支撑点。因为一朝一代是一姓的私产，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是一朝一姓之天下，但刻酷的皇帝在谋臣的牧民之术的教导下，是绝对不会把一家一姓的天下这个血淋淋的现实，拿来当作号召人民臣服的理由的，它必然敷上一层道德膏药——即自己是真命天子，是不折不扣的正统继承者，是中国最高道德的化身，哪怕残酷歹毒到极点，他也是以德治国的。如此一来，便把血腥得天下，残酷治天下的事实“圣化”了。这种“圣化”功夫便是历来谋臣宰辅爱帮主治搞些“以德治国”的正统论。
　　正统论主宰着中国人的历史视野以及政治判断，以至许多令人敬仰的大学者频频迷失在正统论的泥坑里而不自知。小说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尊刘抑曹，其尊刘氏为正统的满腔热忱，溢诸纸墨，露骨至极，开后世各种民间文艺里曹操阴险狡诈、篡谋刘氏正统之先河。从《春秋》序主宾、明正闰起，中国关于正统的议论，以及对正统尊奉的言论，可谓史不绝书。当今史学重镇饶宗颐先生为时五年，“淹贯乙部，旁通别集”，搜罗殆尽，成史论和史料都为一集，洋洋大观，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而赞同正统于朝代更替之更要者，不知凡几。这说明正统论作为一种史不绝书的洗脑手段，之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不用怀疑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古代有多么伟大的市场。这也就变向证明了，古代的笔杆子们在帮助皇帝夺取天下，洗去人们仅有的一点怀疑精神方面，做得是多么到位。这就反证了皇帝及其所属的专制制度对笔杆子的倚重程度。现在的人们大都知道，所谓的正统也者，无非是“成王败寇”的俗烂翻版而已。但在旧时，连史学巨擘如刘知几、郑樵、章学诚都脱不了对正统的迷信和维护之中，倒是为了篡谋秦政的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要赤裸而深刻些。
　　笔杆子虽然重要，但只靠纸上呐喊和口水功夫，毕竟不能解决嗜血成性、尚武争胜的对手，因为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因为你有足够强大的武力和随机应变的谋略后，才能达到的上佳境界，非寻常人物和普通的实力，所能够梦见。所以中国从来都盛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实用主义哲学，而开国之君便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不折不扣的实践者，泛览古今中国历史，概莫例外。如果争天下时用“笔杆子”，是要假借政治道德的制高点来麻痹老百姓、号召跟随者、打击敌对势力，那么“枪杆子”则是图霸业之必须的利器，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准备，想要问鼎中原，雄霸天下，绝对是痴人说梦。因此不择一切手段以争得天下——像宋襄公一样的妇人之仁是被千百年来“还看今朝”的皇帝嘲笑的对象——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赚得自己的江山，便成了创业之主的共同爱好。一旦问鼎成功，即有谋臣贡献“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这样就把枪杆子和笔杆子彼此之间不同但互相弥补的功效，完美地融合起来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驭民之术，固然洋洋大观，但核心的方法无非是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结合。枪杆子是实力的体现，哪怕你是个十足的流氓——事实上中国历史由流氓而皇帝者不乏其人——只要有足够的实力，谋臣和史家也要把你当作正统来供奉，并且不惜一切力量来保卫你异于常人的高贵性。枪杆子固是实力的体现和政权稳定之保证，但枪杆子带有相当的后锉力，用不好，便会丧及自身，因此“杯酒释兵权”、“狡兔死、走狗烹、良弓藏”这样的事件屡屡上演不衰。不特如此，持枪者必须经御用之笔杆子，将脑袋洗得干干净净——发展到现在便是党指挥枪，而非军队国家化——以便毫无二心地效忠皇帝所把持之政权。笔杆子的伟力及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决定枪杆子的方向，刚才对准张三的枪口，可以经过洗脑，完全调转头来对准李四。笔杆子洗脑的最高境界便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高的产出，一纸檄文胜过十万军队，正所谓传檄而天下定。古代的正统论、真命天子，现代的“一切为了人民”，都是洗脑的惯用伎俩，有绝顶的煽惑功用，屡试不爽。可见在不择手段时，不必事事都搞什么劳什子创新。
　　不过，千万不要认为笔杆子就会使枪杆子俯首听命，关键在人主对于枪杆子和笔杆子二者关系的巧妙运用。有强大枪杆子作为国家统治的机器，不愁笔杆子不听话地写那些洗尽天下苍生脑的谀主文章。收拾笔杆子的方式，像贾谊一样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听苍生听鬼神”，就算对笔杆子最温柔的处理手段了，只不过对你冷淡了点而已，看来没什么必要呼天抢地。最为厉害的收拾，便是捕风捉影地搞“文字狱”了。三千年文祸，为害之惨烈，绝非言语所能尽述。司马迁之遭宫刑，去掉大势，只是其显例而已。而至明、清以后尤其是清代的康雍乾时代，文祸更为酷密。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弘历，虽然口头上提倡“胖子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其所兴文字狱实在是前无古人，持续40年的文字狱，冤案130起，由此屠杀大量无辜平民百姓，就连说胡话的疯子也不放过。正因如此，才有靠笔杆子纪晓岚等编《四库全书》以毁中国文化的“壮举”，而笔杆子若不从，则有杀、关、杖、流等手段惩治你，没有谁不惧怕三分。如此一来，笔杆子只好反过来对专制独裁者利用枪杆子而采用的酷刑，造成的人间灾难，阿谀歌颂、文过饰非、颠倒黑白，美化其文治武功，便形成了笔杆子和枪杆子的血腥结合，从而达到奴役民众、损害人权，使专制制度得以长期以各种方式像幽灵一样，逡巡漫延在广大的中国，至今不散而为害甚烈。
　　枪杆子消灭肉体，笔杆子杀人精神，这便是中国专制制度的两大核心武器，也是任何自称正统实则只不过游民甚至是流氓，借以起家谋反，获得天下，进而“高贵”起来的皇帝，必须的两大利器，这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里——皇权专制——都是屡见不鲜的招数。不特如此，这种经流血而非选票更替的政治，是天然的杀人温床，并且是产生杀人魔王的无边土壤。正因如此，我敢肯定地说，中国是个杀人的国度，而且杀人上瘾的人不在少数，只要他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流氓领袖的经典课程

　　中国几千年来，几乎无年无灾荒，以至于西方学者把中国称为“饥荒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常平仓、义仓、社仓、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平籴仓。清代学者秦蕙田一语中的地指出“名为备荒，实则加赋而已！”（《五礼通考》。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灾后补救政策不外乎安辑、蠲除、放贷、节约。繁役时加，不知存恤。我们从冯柳堂的《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张剑光的《三千年疫情》里不难侦知中国生计之艰，灾难危难之频，苛捐杂税之繁、历代为官者之酷，实是促成中国几千年来普通民众生活在水深之中的真正原因。而这一切无不原于皇权天下和一党专政，这种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所带来的灾难影响，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一个朝代一旦气数将尽，就像一位病人百病缠身，纷至沓来的亡国之事齐聚一起，以至我们很难完全知晓压垮一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究竟是哪一根？以大屠杀开启朝代之始的朱明王朝，到了崇祯一朝实在是内外交困：边患四起尤其是满族人在关外的崛起，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吏治腐败、宦祸公行已使明朝不堪重负；民生凋敝、饿殍载道，使明朝成一堆洒上油的干柴。既有大面积一点即燃的干柴垛，那么中国从来都不缺点柴人，这些点柴人中最著名的便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无业游民或者下层地痞。说来也是，一个政府一个朝代让老百姓穷到一无所有，生存无方，只有拿命来最后一搏。与其坐等饿死，不如拿最后的本钱——生命来一次大赌博。如此一来，陈胜、吴广之徒、李自成、张献忠之辈便代不乏人，虽然我不赞成暴力革命，但这也是他们求得自存的生存权之唯一办法和方式，因为强势者不愿意拿出诚意和具体行动来对弱势者，进行适当的补尝。而强势者自古及今都有一个错误判断便是弱势者不成气候，在与他们的对垒和抗争中没有议价和叫板能力，因为强势者很少考虑弱势者亮出最后一张赌搏的底牌：生命，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由此一来，社会动荡、改朝换代之频繁、各种流氓皇帝轮番表演，史不绝载，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吃完榆树皮，接着便是人相食的地步，正是陕西的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灭亡明朝最厉害的主角——李自成、张献忠等悉数登场。
　　从“摇黄十三家”到李自成、张献忠，都是从陕西起事，而就近入蜀流窜作案的。不过李自成后来更转向北地而逼进北京，让中了反间计、凌迟忠臣袁崇焕的崇祯皇帝也来个上吊自尽。而张献忠除了少数年份外，大部时间的作案地方都在蜀楚两地来回，而尤以蜀地为其搜刮中心，杀人放火，在蜀地倍于他地。四川民间曾有个说法是张献忠在蜀楚交界地大便，他伸手扯了四川这边的叶子，遇着荨麻叶，把他屁眼给荨了，痛了很久才愈，所以他到了四川便大开杀戒。从这个故事来看，与其说乱杀人是因为张献忠变态，毋宁说是川人善谑的活证据。我也一直在想，张献忠为什么喜欢驰骋四川并滥杀无辜呢，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明朝的守将之间的互不合作，加以大臣杨嗣昌本是楚人（长沙人），他的讨贼策略便是，先将蜀军中善战者调至湖北湖南打击张献忠，趁四川守城薄弱，有意将寇贼张献忠等追逼至四川，借刀杀人，而报其大捷之功。关于此点，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说得最为入骨：“嗣昌驻襄阳，既节制各路军，乃以楚地广衍，乱难制，驱使献忠等入蜀，冀因地险蹙之可全胜。又虑蜀兵扼险，恐彼不得入，遂调蜀锐万余为己用，使蜀中疲弱不足支。蜀抚邵捷春愤曰：‘督师杀我！’争之不能得，于是献忠遂西。”（《明代史》，台湾中华丛书委员会出版）这个杨嗣昌自以为驱贼入蜀而易于剿灭，真是无知之妄见。他哪知古训即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道理，四川历来出偏安一隅的地方王朝，这说明驱贼进去实足以养痈为患，让其坐大而不易消灭。以至后来张献忠部再返武陵时将杨嗣昌七世祖坟尽掘，且焚他夫妇的灵柩，虽堪怜悯，但总体上可说是对愚蠢且自以为是者的报应。
　　张献忠杀人如麻，当然并非他独嗜，诸多杀人方法也并非全系他首创，很多不过是对前人的借鉴而已，但照历史记载，他似乎有将诸多杀人方法总其成的味道。据史籍记载，张献忠杀人的方式常见的有九大类：斩杀；草杀：即挨家挨户杀；天杀：即在朝会时，放狗于诸宫，凡被狗闻过的人，即拖出杀掉；生剥人皮法；匏奴：割手足；边地：分夹脊；雪鳅：“枪其背于空中”；贯戏：“以火城围灸小儿”；其它尚有“抽善走之筋，斫妇人之足，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以悬市”等。斩杀等虽也残酷，但不带有张献忠自创性质，不过草杀、天杀、贯戏、张人皮以悬市，却明显带有张献忠作为屠夫的创造性。
　　民间咒人或者赌血咒时常说：断子绝孙、全家死绝。其实咒是咒不绝的，哪怕他是法力无边的巫师，只有像张献忠所泡制的“草杀”才是真正的“全家死绝”。当然，如果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来搞大规模的类似群众运动的“草杀”，那么张献忠就绝不可能在短期内转战川内各地，使各地生灵皆受涂炭。如果说“草杀”是干净利落的“全家死绝”，那么“以火围炙小儿”的贯戏，则是将杀人当成一门可以欣赏的、可耻而残酷的“行为艺术”，对于毫无反抗能力的儿童也施行此种酷刑，在每个字缝里都沾满无辜血迹的中国史书里也是少见的，这说明张献忠的杀人疯狂、变态到了何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而狗闻过即杀掉的“天杀”，其祸从天降的随机性，没有道理，没有规律，让每一个生活在张献忠周围的人，朝不保夕。如此提心吊胆，日夜恐惧，防不胜防，没有谁能够通过人力幸免，除了身体之可能被消灭，还有精神上的彻底投降，以至于就此被吓死。将人拿来剥皮，绝非张献忠的英明发明，他造反的主子朱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剥人皮方面就极有创造力（终有明一朝很有几任皇帝在剥人皮方面都有独得之秘），所谓“剥皮楦草”便是把活生生的人剥了皮填塞上草，以充人形。而像张献忠更上层楼，将上千张人皮挂在皇城（今天府广场）前，迎风舞动，活像上千个人上吊于此，以惩抵抗者、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示威，其残忍凄厉，刻酷歹毒，何可言说？！
　　看了以上张献忠的“杀人创举”，或许有人会说他真是惨无人道，黑暗无边，其实这是他残忍之一斑而已。张献忠和大多数专制帝王和偏安一隅的小政权首领一样，多疑猜忌，拥有对普通民众生杀予夺的大权，却自己也常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和曹操梦中杀人一样是同样的道理。只有像张献忠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将自己的儿子残忍地杀掉后，又在第二天后悔，质问他身边的那些人，为什么当时你们不劝我？劝你？这不是废话么，你身边的人有多少颗脑袋啊，你以为别人的脑袋是韭菜么！不特如此，由于张献忠烧、杀、抢、掠的“四光政策”，使得大批人要么死亡，要么逃亡，肥沃的良田无人耕种（军队以“四光政策”为日课，故无心无力种田自给），因此在成都建立政权不到三年便自断后路，几十万大军无粮果腹。而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
　　至于说到张献忠杀人的数量，历来是个疑难问题，可以说无论怎么研究，也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综合各种记载，大致有如下说法，可资参考。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里载有张献忠在一年零五个月中，每日杀一二百，累计杀人就是十万。当然关于张献忠的杀人记录，各种文献是互相多有抵触，这当然也比较正常。一是张之杀人，他不可能统计，自然他人的统计也不可能准确，何况彼时对人口之数核实误差还很大。二是有夸张的成份。记录张献忠杀人者，多对张之杀人持批评之说，难免有些辗转稗败的耳食之言。但当今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叶公好“农”的史学家们，说所有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言论全是地主阶级的诬蔑，不足为凭。不过，关键是，以前的人没有地主阶级和农民这样头脑简单的阶级分类，他们只知道滥杀无辜是没有人性的，不像这些如今的“史学家”们丧失起码的人性判断。固然我们同情穷得不能得一饭之饱的农民，也理解不少人是拿生命作为最后的生存赌搏资本，但这一切却不能拿来作为滥杀无辜的口实。所以为张献忠这样滥杀无辜曲为回护，不仅丧失了作为一个学者的理智判断，而且丧失了作为人起码的人道底线。
　　作为对张献忠杀人事实的基本判断，我认为毛奇龄在《后鉴录》里提及的屠杀成都及州县的人数，的确有夸张到不符合实际之嫌。张献忠固然兵分四路在成都周围的州县搞挨家挨户的“草杀”，却不能杀出没有的人来。据明万历年间的估算，四川的人口在310万，全国人中口6000万，就算古时官方无法像今日一样较为准确的统计，遗漏不少，如四川有400万，全国人口7000万，也不会杀出毛奇龄所记载的那么多人出来：“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共69948万，即6.9948亿，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与此同时，《明史》里提及张献忠总共杀人6万万有奇，6万万当然就是6亿。这让批评张献忠滥杀无辜者滥杀无辜者深感困惑，同时也为那叶公好“农”的“政策传声筒”似的学者，提供了全盘否定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是人类空前的一场灾难的藉口。查《词源》里对“儵Α币?攀槔锏囊恢纸馐停骸皟│之数有大小二法：其小数以十为等，十万为儵Γ?畠│为兆也；其大数以万为等，万至万，是万万为儵Α！比绻?睹魇贰分兄?窃厥墙?饲八?局械摹傲鶅│”直接转误为了6万万的话，那么其中张之杀人在逻辑上最为合理的数字则应用“十万为儵Α钡乃捣ǎ?闶?0万。即张献忠所杀四川人口占百分之十几，而其余近百分之八十（因为四川尚有小部分人留存下来），为其他军队所杀，包括瘟疫、饿死、逃跑等。这是我与流沙河先生探讨此问题时，流沙河先生的一种推断，未敢必以为是，但沙河先生的功劳是不敢掠美的，特记于此，以备将来作进一步查考。
　　李自成、张献忠其实都算不上没饭吃的，只不过是不好好吃饭而已，所以说他们是说明农民，是万万不确的，因此把不少由游民组成的打砸抢敢死队，把李自成、张献忠说是农民起义领袖实在是当今官方以适己好的牵强附会而已。好勇斗狠加上一些狡狯，使得他们流窜作案，抢劫掠夺，无恶不作。如果你说他们是有针对性地报复朱明王朝的统治，那就是太高看他们了，他们害死的不少人同样是在乡村和土地上辛勤耕耘、尚能有一饭之饱的普通民众而已，而那些叶公好“农”的史学家们视而不见，历史在他们那里是可以随意选择，为己所用的一块橡皮擦，符合官方口味的便用尽力气去证明，反之则深深遮掩和抛弃在历史的荒郊野外。“摇黄十三家”及李自成、张献忠部长期流窜地四川各地，给四川各地民生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是造成明末清初蜀难不容忽视的罪魁祸首。如果从1630年“摇黄十三家”乱蜀开始，到1664年李自成部李来亨败亡，再到1681年平定吴三桂叛，全蜀始平，整个四种在明末清初遭受了半个世纪的空前大灾难。人口锐减，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城市倾毁，寺庙消亡，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元气大伤。从明万历6年（1578年）310万到康熙24年平定全蜀时（1681年）的9万人，即经过明末清初蜀难后，四川人口只有原来的三十四分之一，从中可窥战乱血腥之一斑；而垦田数字则从万历年间的13万顷到康熙24年的1.7万顷，可见田地荒芜的凄惨景象。

　　 血案导演：中国的屠夫们

　　中国历史本来的核心部分之一，便是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大屠杀。但用文字成就的中国历史，成为“吾皇万岁万万岁”的“起居注”、宣讲文治武功的替代品。平民百姓的累累白骨、斑斑血迹、不绝的冤魂，成了被专制者豢养起来的御用史学家，用尽文字功夫要来掩盖的历史真相。但即便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把已经加以掩盖、遭遇历代史家百般阉割的二十四史里，关于屠杀的史料钩稽出来，绝对骇人听闻。如果不研究中国为何诞生如此多的大屠杀，便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因为屠杀、血案、吃人是中国历史的中心词。
　　中国自古生存环境艰难，为了争夺人力资源资和广阔的土地资源，永久占领有利地位，战争频密不断。战争中将俘虏掠为奴隶，虽也此生劳碌命苦、食不果腹，但算得上俘虏中的幸运者了，像秦将白起为了避免赵卒为乱，竟坑杀已投降的赵国士兵四十万，这是中国历史有数的真正的大屠杀。虽然古代的战争没有今日之优待俘虏的政策，但也有一系列的规则，因此“赵人大震”。到了秦始皇，便杀掉四百六十位儒生，因为这些人有可能不按照他的旨意耍笔杆子，在焚掉大部分让人不放心的、惑乱人们思想，不能统一思想的著作后，便来消灭这些有解释惑乱人们思想书籍权利的人，开了后世用消灭肉体的方式，来消灭思想拥有者和阐释者的先河。张献忠把士子征来考试，却趁机杀掉他们及其家属。康、雍、乾时代是用文字狱的方式来消灭肉体，凌迟处死、满门抄斩等，如此一来，一个人有胆敢独立思考便成了一种灾难。

　　作为所谓的农民起义政权，其实正如王学泰先生所说：“自秦朝以后的在中国疆域内所建立在三十余个朝代与国家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从韦小宝说到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张献忠这种从小队长起家的“农民起义无领袖”的残酷歹毒不必论了吧，最终称王的“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在尚未登极以前，便率军队以吃人肉上瘾：“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之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作事件以淹之。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之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尚未登极时就能如此“为人民服务”，让士兵吃得“想肉”，登极后更加“为人民服务”则是必然的，为了惩治人民的敌人，处罚贪官，“明太祖亚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引《草木子》）把实草的人皮悬在官员的办公室，真是残酷得有想像力，但这样真的能“为人民服务”吗？或许能为搞死人民服务吧。事实证明，独裁统治是任何办法都无法使其长治久安的。

　　朱明王朝有如此“为人民服务”的开国皇帝，便有将“人民的敌人”方孝儒、铁弦、景清“剥皮揎草”明成祖朱棣，不特如此，他还创造性地发展处理敌我矛盾高明办法，譬如将忠于他侄子建文帝的方孝儒诛连九族，杀掉一大家族大几百人，这样还不过瘾，还要把方孝儒等人的妻女弄到军营里“改造思想”兼“改造肉体”，让士兵轮奸以“帮助”她们生出“小龟子我“和“淫贱材儿”。当然，要找像这样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并不困难的，无论是别人要杀他老爸他却要分一杯羹的刘邦，还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都是了不起的古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至于太平军的洪秀全简直就是革命的化身，他领导的起义实在是中国革命的教科书，具有指路明灯的性质。洪秀全革命功夫不错，读书却不大在行，从14岁至30岁考四次秀才均已失败而告终，因此一旦在南京登基，便下令凡是通文墨者不来考试便斩首不留。至于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政敌杨秀清全家及亲信六千余人，而且两个月里总共杀了各种文武官员二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厉害之至，不愧是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啊。只有伟大的领袖，才能干出超出我们想像、让我们小民百姓都随时都发抖的伟大事业来。
　　中国盛产制造血案的屠夫，其根源在于家天下、靠血腥屠戮、战争杀伐来进行政权更替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背后的哲学理念便是无穷无尽的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只不过是把人文社会和自然界来个翻天覆地大斗争，重新按独裁的意愿洗牌而已。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自然没有宽容精神，视异见为眼中钉、肉中刺。而这种流血杀戮式的政权更替，和靠选票来平和、平稳进行政权更替的民主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民主制度能比专制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开放、合作，争取双赢。换言之，一个人的存在，不以消灭他人身体、钳制他人思想为鹄的。而专制制度则往往对政治和思想异见者痛下毒手，因为这些异见，戳穿了专制者所玩乐的“皇帝的新衣”的把戏，同时也揭穿了他们独霸利益，却以极高的道德来号召普通民众牺牲和忍让的伎俩。此点在历代的专制皇帝包括像张献忠这样短命的割据政权的人主身，都极其残酷屠杀思想的异己者。把异己者消灭或者使异己者钳口后，专制独裁者就更加为所欲为地愚弄老百姓，更加大规模地屠杀或饿死无辜民众。如此一来，短暂的统治历程充满了血腥，而且在表面上显得像一块铁板一样稳定，但铁板之下便是另一拨以生命作为赌搏的人，对专制者又一轮的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循环往复而不休，便使整个中国进入专制制度奴役的怪圈，以至于一些头脑糊涂而简单的人，好像被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奴役得很舒服了，得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的荒谬结论。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兹的小说《无形命运》，借用小孩子之口反应希特勒时期的大屠杀。由于“他对弱小的个人对抗野蛮强权经历的深刻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相比之下，我们国内那些发烧的诺贝尔追慕者，对中国现实的苦痛、流血、屠杀显得多么漠不关心，只能成天做得诺奖的白日梦，便势所必然。这种对于屠杀真相的掩盖，一方面显示屠杀者对于真相的恐惧和心虚，另一方面也是愚民之必须，把谎话重复千遍，好让其变成真理——就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杀”诸方面的历史真相，也研究得非常肤浅，这对一个鲜活的个人和苦难的民族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记忆缺失。
　　让我们记住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犯下的人道主义罪行、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屠夫们，把他们所犯的滔天大罪，昭示天下，针对现实，警醒来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有一部材料翔实、议论缜密的《中国大屠杀史》问世，以告慰自古及今在广阔的中国土地上屈死的冤魂。同时，要防治历史中多次暴发的大屠杀再次发生，只有抛弃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提倡宽容和解，通过非流血的社会改良，实现社会制度的慢慢变革，以使中国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迈进。
　　
　　 2004年4至5月于成都

zm799

献贼大屠杀之真相

----------------------------------------------------------------------剑虹评论网---------

作者:流沙河 类别:中华历史论

成都历史上有三次大屠杀，万万不可忘。
　　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二万馀，自称镇北大将军，在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李特战死后，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政权无文化，杀人作恶不自知，播乱长达五十年。
　　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引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引《三卯录》）。野蛮民族打江山，同样鄙俚无文化，而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元朝八十馀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
　　第三次在明清之交。这次最为残酷，远胜过前两次，空前绝后。事起于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阴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陷北京后，到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成都城墙坚固，起初久攻不下。后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掏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贼兵撤退一空，正要欢呼，忽然爆炸掀天，城墙垮了。入城，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张献忠延安人，原在县衙门当壮勇，升小队长。粗识文字，雅号静轩，并非农家子弟。与李自成亦不同志，互相嫉恨攻杀，绝不合作。献贼屠城，至今三百六十年整。屠城那年（1644年）是甲申年，今年又是甲申年。六十年一轮转，今已轮转到第六个甲申年了。旧时以三十年为一代，算来已有十二代人。“张献忠剿四川，鸡犬不留。”口啤记恶，代代承传，到我童年，故老犹说如此。血迹斑斑，见诸野史，竟想替他掩护。左派史家美献贼为“农民革命领袖”，不知良心何在。以主义治史者斥野史为“地主阶级的污蔑”，罔顾史实，黑手垄断已有五十年之久矣。
　　回头接着说屠城吧。那年（1644年）阴历十月十六，张献忠登极做皇帝，国名大西，年号大顺。蜀王府改称皇宫，蜀宫城改称皇城。也有左右丞相，也有六部尚书。四个干儿子都挂将军印。第二年（1645年）还开科取士，无非装模作样。后来心中不快，又把钦点状元杀了。此时大杀虽已停止，小杀却天天不断。据那里投靠大西政权的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一文，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他是政策杀人，并非一味颟顸快意杀人，盖以杀人求政权之巩固耳。怎知江山仍坐不稳，清军一来，他就逃了。逃跑前下命令，必须杀尽蜀人，烧光房子，鸡犬不留，以免资敌。于是先杀市民百姓，次杀部下家属，再杀自己的湖北兵，又再杀自己的四川兵。亦非嗜杀有瘾，他是细心计算，军粮太少，养不起那么多嘴巴，必须运用减法，如此而已。成都所有民房，早给贼兵拆作柴薪烧了，不留一柱一椽。最后烧蜀王府，片瓦不存。然后率领败兵数十万逃出城，一路杀向西充。逃跑前大屠杀，死男女数十万，剐之割之，制成腌肉，以充军粮。概自明末流寇播乱以来，蜀中田地荒芜日久，普遍歉收，仓廪无粮，锅釜无食，不但贼兵相食兼食民人，民人亦相食也。悲夫。
　　幼时听说张献忠七杀碑，碑文云：“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似乎蜀人自作孽不可活，献贼倒是替天行道。查无此碑，当系传讹。又说张献忠剿四川把人杀光了，才有清朝初年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此说亦欠确实。蜀中饥饿死人，逃亡死人，瘟疫死人，估计应占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献贼杀死的也只占百分之十几吧。左派史家抓住这点，移花接木，说那百分之八十几是清军杀的。其实野史并无清军滥杀的记载。饥饿死人，逃亡死人，瘟疫死人，又是谁造成的？这不也是张献忠间接杀人吗？难道这笔债不应算到他头上吗？
　　寇乱戡平多年后，成都原有住家户仅剩百分之十（所谓“十不存一”还不到百分之十）。这是清初户籍统计，有实据的，谁也拱不翻的。那百分之九十哪去了？杀死了，饿死了，拖死了，病死了，还有百分之几可能流落异乡再不归了。这就是大屠杀的真相。谁能证明那百分之九十都是地主阶级的人，谁能证明没有农民被杀死，被饿死、被拖死、被病死，而且都翻身做主了，我就承认张献忠是“农民革命领袖”。
　　野史所载两个细节，读后心惊肉跳。一是欧阳直《蜀乱》载，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升。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其地正在天府广场从毛泽东像到百货大楼一条线的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另一是沈荀蔚《蜀难叙略》载，“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
　　成都被张献忠彻底毁了。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治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治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零散人口不计），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十三只相继走过。浩劫如斯，谁之罪欤？

zm799

甲申再祭
------------------------------------------------------------------------剑虹评论网--------
作者:珞珈山 类别:中华历史论

改变未来的选择需要从改变历史入手。

——自题。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党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产党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1644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斯坦格尔语)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他当然是英雄。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先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李自成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不算，天天还要对达官贵戚们严刑考掠，搜刮金银。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呀。他根本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项羽前进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宋献策送给他的图谶“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 炮制的东西，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举起了屠刀。李岩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专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

农民的革命性甚不坚决。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逼反吴三桂后，李自成决意亲征。宋献策和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他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首鼠两端。既不坚定，又有欲望。离开北京时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一个是原山海关监军，吴三桂的朋友。此举说明，他还想招安吴三桂。李自成优柔，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果断。碰撞的结果自然可知了。打则打，和则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过高的欲望必须克制。短期内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样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内的成功也许不是成功。

张献忠似乎不值得多说了。他不是人，近禽兽。他已然变态了。他的变态因绝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军又席卷中原。天下无论如何是论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弃。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岁月也冲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职，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军驱赶人们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张献忠军每屠杀一个地方，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说明他变态最好的例证是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说:“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战争中，中国唯一合格的领导者是多尔衮。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叫“振兴中华”，多尔衮就是振兴中华的功臣。多尔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不是汉族人的骄傲。满清入主中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拯救了中华民族，不过不能说它拯救了中华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复存在。埃及人和希腊人都不是过去曾经创造了文明的那个原住族。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恰恰是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少数民族主要来自北方。中国的威胁始终在北方。中国的希望也始终在北方。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国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当皇帝的籍贯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陇海铁路沿线，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汉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可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全国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么了？没有河南能有中国吗？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汉民族已经烂透了。明朝哪里出现过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封建之树常青。中国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一切都逼近绝境。就在这个关头，英姿勃勃的多尔衮登场了。满族人具有极大的进取心。他们在关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军队剽悍。但他们没有满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后，他们的步伐仍没有停下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注视着远方。和成吉思汗一样，八旗铁骑几乎把冷兵器时代的征伐演绎到了完美的极致。多尔衮及其后代对中国历史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的完全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睿亲王留给我们的这一笔丰厚的遗产。清朝接手明朝时，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没有多尔衮，今天我们出山海关就出国了。出嘉裕关也一样。中国领土在满清人手里翻了三倍还多。清朝留给民国的领土是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它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 [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满清从不拒绝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强盛的原因。在所有的优秀东西中，他们最不拒绝的是人才。这有点像今天那个最强大的、称霸全球的国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纳全球人才，特别是中国的人才。现在，一流的人才在国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机关，搞腐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目前在许多西方强国都可以组成北大、清华的尖子班。中国缺乏人才吗？否。中国缺乏容纳人才成长的土壤。明朝也一样。崇祯自毁长城。清朝皇帝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人才，包括重视敌人阵营中的人才。锦州总兵祖大寿曾杀死无数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极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难怪无数人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此种宽容大量，不要说朱明王朝差远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叹弗如呢。多尔衮又在皇太极之上。吴三桂来降，多尔衮立即给了他与自己平等的待遇----

封王。今天读史至此，我辈仍觉惭愧。我曾去过满清的发祥地赫图阿拉城（在辽宁省新宾县），城廓狭小。可此地怎么能养育出心比天高的爱新觉罗们呢？入关前，他们活得再有滋味，也不过是解决了温饱。史载，山海关大战前，清军驻欢喜岭，战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将投入一场决定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当是饱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当，却不过是菜肉包子，可见平时他们吃些什么。但就是这些视菜肉包子为佳肴的人，竟有气吞宇宙的气概。

赵无眠认为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说虽有争议，但不争的是，清朝十三个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与明朝十三帝比。爱新觉罗氏品种优良。朱氏残次。爱新觉罗氏中佼佼者首推多尔衮。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今天回顾甲申年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多尔衮身边簇拥着一个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精英群。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也有这样一个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确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塔尖的，多尔衮则是靠感觉把精英们拢到宝塔尖的。两个相隔数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①有一条连续、完整、清晰的战略思路。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固然有刘彻的决心，霍去病的豪情，张骞的顽强，李广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却是战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续性。战略的较量有点像武林中高手过招，在凝神运气之际胜负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后，那个国家迅速抓住这一契机，一举突入中亚，控制了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染指的地方，这绝不是临时即兴发挥，而是有着非常长期的战略研究和准备。②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错误。而缺乏精英群的国家则很容易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改正错误。两个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结局：那个国家的人才始终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多尔衮在内，对待人才的态度就像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国的厕所都很脏。

多尔衮的聪明使他拥有了巨大的人才库，而人才库又使他变得更聪明。多尔衮的每一个举动都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亲王”，当之无愧。甲申年，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收的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摊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仅用人一项，就不知超出崇祯千万倍。吃掉中国后，他脚下不仅匍匐着汉人，还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对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吗？我在承德给你建庙，全部仿造拉萨的气象，请喇嘛来当大爷。对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吗？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给蒙古的王子，她们生的儿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长大了，会造舅舅的反？

对汉人，那就不客气喽。汉人远没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运。多尔衮对汉人用了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汉族的儒教神圣化。多尔衮进关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剧目。接着兴科举。他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镇压：杀人，剃发，换衣冠。这又是对儒教的强奸。儒教的先师讲过，头发肢体受之父母，不可动。我偏动。满人剃发，前额不留发，为的是在纵马奔驰和射箭时避免散发遮住视线。而颅后一条粗大的发辫，露宿时可做枕头。汉人剃发，则纯粹是亡国，不，纯粹是亡种的象征。最彻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一个男人来说，剃发近乎于阉割。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多尔衮的剃发令实则是一种精神凌迟。三百六十年了，我们汉人的伤口还在滴血。在中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必须剃发，那就是汉族；只有一个民族必须改换衣冠，那还是汉族。多尔衮敌视汉族人的心态与他崇拜汉文化的心态同样强烈，却又出色地统一在一起。今天，汉族成了全球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亚太经济组织会议上，全部领导人都按东道主的服饰穿着，被称作“唐装”。那是什么“唐装”？那分明是满洲的马褂嘛。旗袍和马褂是多尔衮留下的纪念碑。

二、机会与机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的，是机遇。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你却损失惨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长，要紧处也就那么一两步。

我个人理解，机会和机遇听起来相同，其实有区别。前者小，后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来把握的，后者则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历史来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满清王朝同时面临着机会和历史机遇的挑战。它极好地把握了前者。

谁掌握了胜利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机会谁就掌握了胜利。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伟人所以称其为伟人，就是抓住了机会。机会是一个区别英雄与狗熊的台阶，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辈子的苦功来走。英雄人物对机会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击，却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陇亩，不读书，凭着直觉闹革命。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余年后，他进北京。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下，他又问天。对准承天门的匾额张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稳天下。”结果不中。一头一尾，两次用箭，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

李自成占领西安后，成立了大顺政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他的对手是谁呢？就是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只有满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业发生重大逆转。一如今天，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当今块头最大的家伙――的力量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逆转，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甲申年的李闯王需要什么？时间。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时间。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给崇祯，其实也是把从山海关到大同、宣化一带的长城防线留给多尔衮。尤其是山海关，从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汤。更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实为天险。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没有山海就没有中原。李自成应当在西安把屁股坐稳。取了关中他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刘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国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陕西人，在桑梓无疑魅力无穷。经营好根据地，再争雄。那时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弥漫着一股浮躁的空气。轻易到来的胜利使李自成丢掉了耐心。耐心是伟大的东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种伟大的平凡。谁有耐心谁就会成功。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们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墙下咽下口水。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皇太极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话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载入史册。皇太极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个中国。历史也正是按皇太极的预测亦步亦趋。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极一半耐心，大顺军就可能统一黄河和长江流域。彼时满清若再问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对机会的把握停留在初级阶段，满清王朝对历史机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级阶段。当我用中国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为中华民族的幸运而欢呼。当我用世界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又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崇祯皇帝自缢五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只不过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所以说它的历史是一个平面圆圈的循环。西方则跳出了这个圆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轨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写那篇著名的文章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领先中国三百年。

我一直有个看法：鸦片战争发生的不是时候。马克思说鸦片战争有双重性，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如此理成立，那么鸦片战争错过了两个最好时机：一是在明朝烂透了的时候。果子烂完了，丢弃算了。那时资本主义进来，中国肯定发生沧桑巨变。第二个时期是满清刚入主中原的时候。那时候它的体内还涌动着原始的激情和冲动，中华文化已经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比中华文化更优秀的文化，它会毫不犹豫地弃劣从优。日本人的门户也是被西方炮舰打开的，但日本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炮舰后面的文明，举国上下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热潮。十八世纪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会比甲申年的满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鸦片战争偏偏发生在满族已经被汉文化彻底同化之后。满族最后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继承了中华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结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满清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他们在甲申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历史机遇有着多强烈的敏感呵。山海关之战就是明证。李自成打下北京，满洲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清军已出动，准备像以前四次那样，从喜峰口或墙子岭等地破长城，进京畿地区游击。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军来到沈阳西南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原来，是吴三桂派来请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时，多尔衮才知道北京陷落的准确消息。吴三桂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关宁兵一齐聚尔歼之。形势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日。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日。他果断决定，大军直发山海。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他知道时机天降，来不得丁点犹豫。他决心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军做正面战斗。当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翁后决策，饶是大战略家手笔。八旗军如离弦之箭。清军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关，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离开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关四百余里，大顺军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结果与清军差不多同时抵达山海关。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在次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大决战中，多尔衮命吴三桂先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越战越勇，吴三桂眼看就不能支。这时候，从海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此风怪矣!起来的真是时候。且又是对着农民军刮去。后来清朝史籍中把这股风称为“神风”。这股风莫非也是机遇？多尔衮立即抓住这股风的绝好机会，挥军出动。万马奔腾。山呼海啸。农民军被这股遮天蔽日的沙尘吹得闭上眼睛，重新睁开时，忽然发现对手已换成剃光了前额的清军士兵，战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于高岗之上观战，一个和尚告他：“鞑子兵!”自成拨马就走。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满清没有像英国那样走上一条更新的发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满人有这个可能。汉人则毫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满人，有点无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甲申年，李自成也输在不知彼上。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相当部分基于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特别是，敌人的强大要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还要强大，事情就不可为了。满清虽然是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但战争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战争热情和战争能量整整燃烧了几个世纪，摧毁了三个文明。他们不会种地，但是会发明战争机器。马镫就是中国游牧民族发明的。有了这个小东西，所向披靡，竟骑马打到欧洲去了。萨尔浒大战时，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清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 。萨尔浒大战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锐。

大顺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也炼成了钢铁。秦地是出过“虎狼师”的。大顺军亦是一支“虎狼师”。我举一例：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骑这种马陷阵，无不克。这种事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顺军仍远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何止不是对手，完全不堪一击。你想，敌人有多强大？当时有人这样称赞八旗兵：“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然而，在郭沫若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不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们比满清幸运百倍。宥于历史条件，满清王朝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则可以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机遇一如向满清招手那样向我们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国既存在着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也存在着当权者统治素质问题。到了郭沫若写作《祭》文的甲申年，经过鸦片战争来百年的猛醒，经过先贤们的奋斗，二者都达到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按说，伟大的民族变革应当到来。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伟大的变革，不过不是在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时候，而是在几乎六十年后，邓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又一次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希腊的影响是世界的，秦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那个北方邻国创建了现代集权专制，它的影响也只能是中国的，当然阶段性地它也影响了欧洲东部几个小国家。毛泽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邓小平的历史功勋不仅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还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到了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的方向。伟大的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产物。邓小平的精神应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邓小平元年”。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内心的变化比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更深远。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自秦汉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自1894年甲午战争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北面那个小岛的威胁。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其它因素动摇这座平台。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再革命，为的不就是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自己更加强盛吗？现在这个时机来了，我们要抓住它，不能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我们要善于改变心情。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要从被它征服和反过来又征服了它的汉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三、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个民族

前面谈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

甲申年的历史是用汉民族的鲜血书写的。满清贵族踏着汉人累累的尸体步入他们最辉煌的事业的祭坛。明成祖时曾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遭到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入关之后，也是一杀再杀。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杀中改变颜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战略一致，路线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使汉民族变得这么不及格？从理论上说，甲申年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还活着。我们输掉的是战争吗？我们输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们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要唱反调。何止我，先哲们早就唱反调了。黑格尔说：中国是灾荒亡国。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鲁迅也说过中国人是“灾民”的话。中华文化最诡谲之处就在于，它很难死，也很难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犹太人始终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国――犹太教。而我们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园久矣!我们民族的延续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启超说：“中国人种……世界最膨胀之有力人种也。”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每当灭顶灾害到来时，数量往往起决定因素。对汉民族统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汉族人极大地焕发了生殖激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几番，至民国接手时，已是四亿五千万了。就是拿到今天来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项背。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犹太人两千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纵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也不能对他们予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则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甚至连征服汉族的满清人也变了。清亡时，你到北京街头走一走，到处可以见到遛鸟唱曲的八旗遗老遗少。来自旷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这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唯有郊野中偶尔可见几个旗人在放鹰。从他们豪迈的动作中，以及从猎鹰威风凛凛地捕捉麻雀的动作中，才依稀可见当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的雄风。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泽东也不容儒。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党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党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党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党员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党内当权者的党。绝大多数党员看着执政党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屁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专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康熙传》中指出：“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洪承畴 [注：洪承畴，曾任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 曾被困松山，一筹莫展，但投降后，妙计倍出。传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钱谦益曾投水自杀，可由于“水太凉”而没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铎，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写作《圆圆曲》的吴伟业的文艺创作都在入清后达到了新的高潮。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钱谦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润润地活到八十二岁，这说明他在新朝过得相当好。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中国第一部史书黄钟大吕。最后一个朝代撰写的史书则饱含激情描写叛徒。非一个叛徒，一大窝也。

专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专制交给精力充沛的专制。”这就要说到专制下的人民了。专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极权和专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甲申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典型场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片，走起路来整齐划一，喊起口号来震天价响。他们最爱喊的口号是“爱国”和“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国人心理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所以我们一次次说“站起来了”，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思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明末，清军尚未入关，但几次撕破边墙进京畿骚扰作战。孙传庭 [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 挟潼关大胜的余威，进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队与一小队清军骑兵相遇了。明军有几千人，用孙传庭的话讲：“俱为身经百战之士。”清军只有几十人，双方隔着一条河。明军叫骂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儿!”清兵大笑，从军营中拉出近百名妇女，穿红戴绿，指着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姐妹母亲，都被我们操了!”说着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来。同时有十几个骑兵下河向这边渡来，几千明军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计其数。

专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

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为了活命，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尔后倚门，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令这些妇女全部脱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有人还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兽皮。她们悲惨的灵魂至今仍游荡在白山黑水间，我深信。

曾有一个玩笑，问：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走笔至此，我突然想，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杀羊简洁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泪水。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

专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阶级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革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潘岳说：“自建国以来我们所搞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结果是：自己内部培养的精英层几乎全部被打压，中产阶级萌芽也被消灭。”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鲁迅说：“中国爱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人斗争，就是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争。”

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奸嘴脸，说：“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军残酷，汉民族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不让清军。在扬州、嘉定、江阴这些城市发生大屠杀的同时，在汉人控制的地区也发生了大屠杀。几乎在多尔衮重开科举的同时，张献忠也在成都诡称开科取士，在贡院门口设置长绳，离地四尺，将读书人按名册排列，凡站立起来超过绳索的，都被押到西门外青羊宫杀死。先后被杀数万人，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讨厌文人，认为文人奸诈伪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杀光了。他曾一天内杀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认为他杀得太多了，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吗？”

张献忠不说也罢，可素以军纪严明号称的大顺军，对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个老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絮絮叨叨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压榨，生活如何凄凉，等等。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还活在世间呢？”就把老农杀了。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甲申年，江苏有个曾当过官的人，躲到乡下去教书，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个字，又在左臂上刺“生为明人”，右臂上刺“死为明鬼”。一天，他脱衣洗澡，被人看见，立即向官府告发，被处死刑。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抓住国民党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专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明朝“靖难之役”时，两个大官相约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杀以殉。北兵进城时，城中大乱。大官甲听见大官乙对家人大声喊道：“外面乱糟糟的，你们赶紧把猪栏门关好，小心偷猪贼。”甲苦笑道：“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它的选择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变命运。命运改变性格。中国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也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爱的，又不爱自己所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没有一个人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中国政治内涵于中国文化。一部文明史，本来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而应当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的文明史，却是越来越把人桎梏起来的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强大，却容易被人忽视。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

zm799

重新认识末世衰变（代序）
------------------------------------------------------------------------剑虹评论网--------

作者:刘志琴 类别:中华历史论

社会统治的衰变，往往伴发传统文化的危机与逆反性的文化生机，病频临绝，继往开来，构成末世、乱世中的文化奇观，晚明就是这样一个处在时代转折的社会。
——作者题记

人们读史书往往偏爱盛世，汉唐雄风，泱泱大国，足以令今人目迷神往，诚然，这是我们祖先的光辉业绩，伟大成就。然而有盛必有衰，有衰必有变，兴盛固然是一种发展，衰变也是一种发展，研究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仅要着眼过程，更重要的是探索从此一程到彼一程是怎样转折的，衰变就是这种转折的积蓄、准备和启动。

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王朝更迭，周而复始，社会的新质因素往往在王朝鼎革的势态中表现。就文化而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术上的兴旺发达，为后世无以伦比，都是出于乱世中的争鸣；魏晋玄学崇论闳议，大大提高民族的思辩力，佛理援此融入华厦，促发了辉煌的唐文化，玄学也萌生于乱世；晚明一代，人才辈出，学派蜂起，有人誉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或是启蒙思潮，或是儒学的新阶段。众多的争议，恰恰表明这是生机勃发的时代，然而这又是为清代学者所不屑的衰世。不论是硕学鸿儒、孔孟老庄，还是朱熹、王阳明以及明清之际三大家；是土生土长的儒墨道法，还是外来的佛家，无一例外，都是生逢忧患，创立学派，在末世中形成，兴起或发扬光大。

从秦汉创立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延续二千年。它本身不仅有创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且也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政治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因此研究者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世，衰败的景象远胜过汉末、唐末和宋末，以致极度的强化和极其弱化的趋向，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循着这一势态，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烂熟，而至沉疴临绝，一蹶不振，出现解体的朕兆，不是没有可能突破内循环，开出新天地，但是值此资本主义在世界崛起之际，中国又未能赶上历史的潮头。

晚明就是这样一个处在时代转折点的社会。从其社会形态来说，它与汉唐宋一脉相承，又不同于汉唐宋末世的是，在社会母胎内部不可遏制地涌现异已因素，形成社会性的浪潮，不断地侵蚀封建伦理关系的统治序列。这一衰变发生在明末，又不只是一姓王朝的败落，而是整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正在腐烂下去。它又不同于清末的是，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尚未面临外来资本主义的强权干预，纯系中国社会自身运行的轨迹。历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和强化的过程，如创始、延续、加强和调整革新，都不乏有丰硕的成果，而对于末世衰变的研究，却往往流于概念化，就是对开国皇帝也比末代帝王的研究更见成效，因此剖析这一特定时期的封建统治是怎样没落的，又具有揭示封建专制主义盛衰规律和省察社会发展趋向的意义。

晚明社会，一般是指嘉靖末年、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王朝，为时不足一百年，其中又以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朝最令人瞩目。它不仅占有一半的时序，而且活动在其间的农民起义，规模不大、次数不多、时间不长，地区也都局限在江淮、河北、山东一带，有的还耽于教派的内部斗争，不足以构成对明王朝的威胁。城市民变迭起，但没有联合的趋势，更没有扩散到农村。就其全国全面的形势来说，阶级斗争尚未越出相对缓和的时期。然而有识者却惊呼“天崩地陷”，更有甚者，清代人评价明史：“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云。这种敏感又并非一时的感叹，乃是出自深刻的社会观察。一般说来，农民起义并能颠覆旧王朝，必须具备下层民众不愿照旧生活，上层不能照旧统治的两个条件，但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从万历朝来看，农村的动乱，尚未从根本上危及王朝的统治格局，社会却面临深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危机，是执政的危机，它较之农民起义的风暴先期来临而一发不可收拾。

作为执政危机的诸种表现，如吏治腐败，宫廷内乱，财政枯竭，军备荒怠等等自不待言，明末较之汉、唐、宋的末世，为患更烈，然而晚明更有他姓王朝所罕见的种种危象。这些现象充分反映，既有的统治秩序已不可自救，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标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已经沉疴临绝，历史必须要作出重新的选择。

统治机构自行解体的趋向

晚明数代皇帝不理朝政。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穆宗即位三年也不向大臣发一句话；神宗从万历十七年后三十年只因挺击案召见群臣一次，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把一切政事置之脑后，深居内宫，寻欢作乐。万历以后的几代皇帝，光宗短命，即位不足一年即撒手而去；喜宗不像他父辈沉缅酒色，可是个出名的糊涂虫，他嗜好木工，整天弄斧，作出的玩具器皿，玲珑剔透，可对政事一窍不通，一切都依赖宦官魏忠贤和乳母客氏，连他的妻妾遭人毒手也不暇顾，不论是治国还是理家已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毅宗在农民大起义前夕临朝，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出自藩王入嗣的身分，使他尚能面对现实，想望治平，但是大厦将倾，积习难返，纵有治国之志，也无回天之力，而末世君主的骄横猜疑，他也无所不备。极度专制的封建社会结构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的起码能耐，再也无能驾御庞大的国家机器。

晚明社会的百年之中，累计有有半个多世纪的皇帝不理国政。泱泱大国的首脑形同虚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也就相应而生，万历王朝更为突出。

皇帝不上朝，大臣和他见不着面，上了奏疏也不看，临到大臣辞职都没法辞，于是按惯例送上一封辞呈，也不管准不准，弃官回家。有的大臣离职之后皇帝也不知道，知道了既不挽留也不责怪，官缺了也不调补。左都御史詹沂、户部尚书赵世卿、李廷机等中央大员就这样自行卸任。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朱赓也一度闭门而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竟然空无一人。地方官员更是这样擅离职守，有的衙门长达十多年无人负责。缺官情况愈来愈加严重。万历二十八年中央两京缺少的官员，根据《明通鉴》的统计：尚书三，待郎十，科道九十四；地方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时隔五、六年，九卿强半虚悬，甚至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1) ，到万历四十年中央六部尚书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赵涣，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没有专人负责。都察院八年没有正官，按规定给事中要有五十人，御史一百一十人，在职的只剩下九人，仅占编制的十七分之一。当官的跑了，下级也就不上班，有的衙门索性锁上大门。吏部、兵部因无人签证盖印，致使上京候选的数千名文武侯补官员不能赴任，有的久困京城旅舍，穷愁潦倒，不得已在途中拦道号哭，攀住首辅的轿子苦苦哀求。边防军请发军饷，无人签发，多年不进行军事操练。地方遇有盗匪，互相隐匿。各地解银，无人受理。边疆民族进京朝贡，无人接待。文渊阁大印被盗，查无踪迹。太仓库失窃，宫廷值班金牌丢失多年，无人发觉。刑部长年不审案，犯人无人问断。万历四十五年监犯家属百余人跪哭在长安门外，要求断狱，震动京师，成为旷古奇闻。

一些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不断上疏，痛陈时弊，南京御史孙居相说: “今内自宰执，外至郡守县令，无一人得尽其职。政事日废，治道日乖，天变人怨，究且瓦解土崩。”(2) 首辅叶向高目睹时政之败坏，愤而辞职，他说: “今章奏不发，大僚大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又说:“臣进退不置不问，而百僚必不可尽空，台谏必不可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对此他断然发出警告:“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 而在庙堂之上也。”(3)

官员不理公务，却奔竞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吏部选用地方官，因为竞相请托，相持不下，不得已由抽签定夺，时人讥笑吏部成为“签部”。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各有自己的羽翼，互相攻击和报复。隆庆前后短短儿年，发生在内阁的斗争，此起彼伏，徐阶攻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刚刚击败李春芳，又被张居正轰跑。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为了一件小事，闹得不可开交，一吵就是数十年。轰动一时的宫廷三大案，成为朋党倾轧的焦点，愈演愈烈，直至明朝灭亡。官员贪脏枉法不胜枚举。官僚机构分崩离析，正如继叶向高后就任首辅的方从哲所说，国家机构已经到了“职业尽失，上下解体”(4) 的地步。所以《明通鉴》对万历中叶以后的朝政作了这样的评价:“(神宗)中晚以后，庶务日以 随废，堂廉日以癸隔， 党援门户之习，嚣然不靖，明伐纲纪之弛，未有过于神宗朝者。”

封建王朝的集权政治，依靠统一的官僚机构实现社会统治的职能，即使皇帝不理政，官僚机构若能正常运转，也不至于解体。嘉靖中叶以后世宗不临朝，政事荒怠，但与神宗朝相比，职能尚未丧失，所以经过隆庆年间徐阶的革除弊政，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政事又有所振作。万历中叶以后则不然，朋党之祸固然对吏治有败坏，更重要的是皇帝公然与国库争利，严重践踏了地方官府。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神宗派出宦官作为特派税使到各城镇监矿征税，踢开地方官员，另行组织中使衙门，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纳入皇帝的私囊。这些税使派到哪里，就在哪里纠集地痞流氓，横征暴敛，杀人夺产，激发多起民变，也激起地方官员的反抗。 税使自恃有皇帝的特谕，冲击官府，拷打官吏，凌逼大臣。神宗不理朝政，却对宦官的密报“百言百听，如提如携”(5)， 受迫害、被削职的大小官员不计其数，这飞来的横祸使得“满朝臣子益惊怖而叹息矣!”(6)首辅沈一贯抨击委派税使的行为“徒亵朝命辱国体”(7)，户部尚书赵世卿认为，这是造成旷官不补的重要原因，他说:“ 识微之士且曰: ‘矿税未罢，则庶官未必补也。’何也? 天下之监司方面皆欲庇民者也。皇上方任貂 当以渔民，而肯使庇民者翩翩布列乎? 是废官之不补也，矿税 之一念横之也。”(8)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本是封建王朝法定的统治系统，也是皇帝赖以建树威权的主要支柱。官员是朝廷的命官，依据国法执行管理社会的职能。他们的职权要受到朝廷的保护，这是统治者长远利益的体现，任何君主不管怎样为所欲为，在客观上不能不受到此种利益的限制。神宗的倒行逆施，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激烈的党争又导致官僚集团的严重分裂，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神宗这样无限制地扩张贪欲和不受抑制的权力，是皇权至上的产物，这是封建专制政体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表现在这种瘫痪的局势不是来自敌对阶级的冲击，而是来自统治最高层的自行败坏和内部火拚，这反映统治阶级中已没有一个能人或集团来缓解统治危机，王朝失去自我调节的功能，再也无力抗御内忧外患，只能沿着瓦解的趋势走向灭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世纪末万历王朝的后期，朝野上下，掀起一股骂皇帝的“非君”思潮。大臣连篇累牍地指责君主的过失，毫不掩饰地揭露当朝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假装生病，“借此自掩”，“禁城之内，不乐有君，”等等。官僚士大夫甚至以“逆鳞”为荣，留中奏疏不下百多件。不仅如此，上朝时不守朝仪，高声喧哗，随地吐痰，连乞丐也混在午朝门外，在百官朝拜中擦肩而过。法纪废弛，皇帝、官府无可奈何，监狱甚至长出青草。皇帝本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最高政治表现，皇帝的失控与权威下跌，是皇权没落的朕兆，极度专制的社会结构，从最高层开始出现溃裂，为明末政治伦理的启蒙打开了缺口。

理学的衰微和异化

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要义的理学，在宋代形成、发展，至明代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受到人们的崇奉。明初是程朱理学的全盛时代，明太祖多次诏令学者士大夫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洪武二年规定: “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9) 明成祖时颁布《性理大全》作为权威典籍，不许任何人非议程朱学说，因此“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援；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政之。”(10) 由此可见，程朱理学被明王朝奉为统治思想，独霸学坛，气势炙人。

然而，明中叶以后王学兴起，不仅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学界的局面，还大有取代程朱的趋势。首倡者王阳明发掘湮没已久的陆九渊学说，会通儒佛道三家的心性理论，提出良知说，重新确立心学体系，史称陆王心学。陆王心学的本义在弘扬存天理，灭人欲方面与程朱并无二致，但又补正程朱之学过分拘泥一事一物，而疏于人格修养的缺陷，提出天理即良知，良知即知善知恶，天理存于人心的见解，把善恶的标准、伦理道德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人心的灵觉。他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11)

在王阳明看来，只要做到心中没有一丝人欲之私，即能洞见天理，得到天理，即是圣贤。克欲之道便是致圣之功，无人心不具有这种良知良能。这就把人们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追求，引向内心世界的磨练，而磨练又在于如何泯灭人生的各种欲望，从心灵深处自觉奉行纲常名教，使人格的完善与认识论、本体论融为一体。

这种学说把陆九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推到极端，心外根本没有事物的存在，更无天理可言，天理只存在心中，心中自有天理。王学力图最大限度地克制人欲，不得不极度推崇内省的功能，一旦把个人的自省抬到成圣成贤的高度，以致上通天理，达到神圣化的境界，在客观上就不能不引起冲击传统偶像的后果，动摇人们对孔孟程朱的信仰，这对长期受儒学禁锢的人心是一种释放。尤其是王学所标榜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命题，打破尊卑贤愚不可逾越的界限，倡导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不仅给士大夫大开眼界，也受到庶民百姓的欢迎。诚如东林钜子顾宪成所说:“ 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拔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 然而此窍一凿，混沌逐亡。”(12)

民众乐于接受某种学说，固然因为这种学说能代表自身需求的实际利益，还可能从中寄寓对未来世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按照自己的愿望解释、发展这种学说。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出自王学，又越出王学，走向民间，并以贴近民众的百姓日用之学作为学说的重点。王艮虽然也讲缚私欲，但强调: “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为失。”(13) 这就是说, 学术的传承要以是否符合百姓日用为准绳。据此他提出尊身(身体)知本，明哲保身的主张，提倡安身、保身、尊身、把身与道相提并论，反对以身殉道。他说:“ 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知道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舍己，不以己依于万物。”“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14)

王艮这样重视人身的价值，提高人的生存意义，这与理学灭人欲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这也反映他是王学蜕变的肇始者和创始人。王学传至颜山农、何心隐更对人生的合理欲望作了充分的肯定，把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作为践仁、明道的体现。何心隐公然背叛五伦之教，舍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义，独留朋友一伦，把没有血缘连结的师友作为人伦的首要关系，这对传统的宗法关系是一大挑战，有人斥之为“大奸”，也有誉之为“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15) 大毁大誉引起轩然大波。对此顾宪成从私心利欲的角度作出中肯的分析说:“ 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16) 李贽又进一步从哲理上论证了人必有私的“童心说”，宣扬天下尽市道之交，至此王学已非未来面目，因而有“王学左派”的称谓。

王阳明以灭人欲的良知说传道授业，可他的再传弟子却鼓吹利、欲乃是人的本性。利和欲本是追求、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动力，正因为有这动力的驱动，人们才得以不断提高生活与生产水平。“王学左派”以明道、践仁，来论证“私”、“欲”的合理性，为新的百姓日用之学奠定坚实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基础，百姓日用之学也得力于王学的“不轨弟子”，在晚明发扬光大，风靡天下。对这变迁，黄宗羲在《泰州学案》中作出这样的总结:“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 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 而渐失其传。... 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巾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像这样背叛名教自非王学的本义，却又受之于王学的导引，这二律背反的后果使理学异化，走向它的反面，这是王阳明始料不及的后果，但作为一代哲人，又不乏有此隐忧。晚年他在南京讲学时，风闻弟子有背师教时，不无感慨地说:“ 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授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在他去世后，愈益不可收拾，以至有人把风俗的败坏归罪于王阳明说:“ 守仁放言自恣，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人情，坏人心术。近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唱导。”(17)
这是王学的“过错”，又非王学的过错。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在思想领域有强烈的反映。理学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思想的主干，不可避免地“向左转”，发生分裂、蜕变，从而兴起反理学的思潮。

纵观明代思想史，程朱理学称霸学坛，至明中叶已经失控，陆王心学的崛起，更使程朱的威信日下，二派争讼激烈，有以王学攻程朱者，也有以程朱非王学者。异端之说蓬勃兴起，有的近于佛学，有的又近于道学，还有向西洋寻求救世良方者，纷纷扬扬，多元并存。百姓日用之学如异军突起，既传之儒家的经典之教，又融入阐扬利、欲的新说，冲破了传统的程朱陆王、佛道儒法的禁锢, 联翩地涌现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危害邪说”，学术上反对自锢，以异端自 ，追奇求新。市道之交说、童心说、情教说，以及形形色色的钱神论，引得附和者如痴如狂。酒店茶肆，盛行诲淫导欲的民间俚曲，异调新声，妇孺传诵，风靡一时。正是这种不拘守祖宗成法的时尚，涌现一股新鲜气息，揭示了社会变革的曙光。

新因素的激荡，正意味着旧传统不可挽回的失落。力图正风俗，重整纲纪者纷纷提出救世的方案；逆反性的文化生机又预兆传统文化必然要衰变而革故的趋势。晚明文化就这样交错着正统与异端、守成与更新、循礼与非礼的矛盾，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次思想最活跃的时期。

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发展到明后期孕育了异端思潮，造就出破坏自己的反对派，尽管这并非是始作俑者的初衷，但是十六、十七世纪的社会大潮，使他们不由自主地顺流而下，带着困惑和矛盾，冲破理学的禁锢，为启蒙思潮的喷涌打开了渠道，这使理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力，在新旧学术的交替冲撞中，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从上述两种危象可见，前者是统治危机；后者是文化危机。这两者如影相随，文化危机伴发统治危机，是传统文化模式衰微的重要特征。

这种特征源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冶国的传统，是以礼制的模式作为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统治序列、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一体化。历代统治阶级都以法制的、哲理的、教化的手段加贯彻和宣扬，形成社会的统治意识。这三者的一体化，蕴有结构上的矛盾。统治序列，亦即层层隶属的等级秩序，是三纲五常之命脉所在，自古即奉为千古不变移之信条，是不予变的因素；道德有盛衰荣哀，不会轻易变动；物质生活却是多变的因素。当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财富积累增加，物质生活改善，生活方式变迁，越礼逾制的现象大量涌现，必然要冲决道德的网罗，导致等级秩序的变动。刺激这种变动的，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国民经济结构，必然伴生商品经济周期性的活跃，从而又周期性的败坏礼制。农民起义可以推翻旧王朝的统治，但是新王朝仍然按照礼制的旧模式安邦定国，虽农民政权亦不例外。一度是农民领袖的刘邦定朝仪、复兴礼制，朱元璋加强礼制的建设，都反映农民起义并不是真正摧毁礼制的力量。真正促使礼制败落的是商品经济的刺激和欲望的增长。

明末种种有声有色的社会景象，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异端思潮为舞台的，然而这种景象都局限在少数城市。封建生产方式对商品经济的制约，中国商人资本难以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历史局限，限制了商品经济能量的进一步发挥。商人和士大夫不能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启蒙思潮在人文方面的局限，致使晚明社会虽然跃动着变革的曙光，仍然不能迈出中世纪。但是沿袭二千年封建统治的坚冰，毕竟已经溃裂，士大夫的素质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如果没有新兴的异族清兵入关，重整封建统治秩序，华夏族已无能力按照传统模式重整山河，明代缘此不是没有可能走出不同于既往，也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步入新的时代。尽管这是艰难的历程，但有一点可以确信，中国的近代化可能提前到来，晚明社会给了这一信息。

注释：

(1) 《明通鉴》卷七十三。
(2) 《明史. 孙居相传》。
(3) 《明史. 叶向高传》。
(4) 《明史. 方从哲传》。
(5)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卷三。
(6) 《敬事草》卷五。
(7) 《敬事草》卷四。
(8)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户部卷三。
(9)《松下杂抄》卷下。
(10)朱彝尊《道传录序》。
(11)《阳明全书.传习录》。
(12)《小心斋答记》卷三。
(13)《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
(14)《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
(15)《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
(16)《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
(17)《春明梦余录》卷二一。

《晚明史论.序》江西高校出版社，即出。

zm799

五柳村/陶世龙有感即发slsb082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今(12)日上网，一眼就看到人民网头条大字标题“胡锦涛：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坚决查处一个”不觉精神为之一振。

巧得很，章立凡先生发来《甲申再祭》，也是谈的反腐败问题,是研究历史的教训。

原来农历新年是甲申，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已过去一个甲子了。当年这本书被用来干部进城前作反腐败思想准备的教材。

中国的“酱缸文化”可谓深厚无比，使历朝历代都逃不出“打天下”→“坐天下”→腐败，到新一轮改朝换代的怪圈。每以为那是封建帝王家天下所致，但民国建立照样重演。

立凡先生是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提出帝王虽然没有了，国民党以党代国，实行“权力集团所有制”，因而一旦发生普遍的腐败，整饬吏治比一家一姓的君主制更加困难。颇有新意，值得研究。
　 无庸讳言，当前贪官污吏虽受到严厉制裁，但前仆后继，未有销声匿迹之意，因此许多人担心“历史周期律”会不会继续起作用，不能怪他们有此想法。如今胡锦涛先生不仅说了惩治腐败分子的重话，而且要从制度体系上去解决。时代终究是在前进，即如立凡先生提到的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失败，固有其体制上的原因，而此时小蒋位卑权不重，老蒋代表背后的利益集团所作的干预，自然要使他无法施展而黯然收兵了。显然，今非昔比，胡先生及其同僚已是权力之最，当不会半途而废。

正在草写此文之际，消息传来，布什发禁令：禁止外国贪污官员入美避难；还有全球掀起反腐高潮 外逃贪官的末日将来到，腐败已成过街老鼠。但归根到底还得看我们自己做得如何，抓出耗子才是好猫。

陶世龙，2003/01/12始写13日完成

zm799

《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四期

甲申三百六十年

石天河

　 今年是甲申年，也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明朝亡国的三百六十周年。

六十年前，郭沫若先生曾写过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朝亡国的历史功过，作了批判性的论述。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末期，郭先生面对日寇猖狂、山河破碎、民族存亡系于千钧一发的情势，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黑暗腐败统治，已断其必然没落；惟一能寄托救国救民希望的，只能是革命进步的势力，即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村革命武装力量。但郭先生当时对农民革命，似乎存在着“远虑”式的隐忧。所以，他在文章里着重论述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成败，并指出了李自成攻占北京后的种种重大失误，以之作为历史的鉴戒。其为文的一片深心，可谓心藏丘壑；其洞察历史的眼光，亦可谓目光如炬。虽然郭先生在建国后的许多“时日”之颂与“美新”之词，大失学人风范，不免贻身后之疵议，但平心而论，《甲申三百年祭》至今仍然是一篇好文章。

可是，六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重新探讨明朝亡国的历史，却不能不看到，《甲申三百年祭》的论断，于明朝亡国，主要归罪于崇祯对臣下之苛察、猜忌及其轻躁与无能；于农民起义军的失败，则主要归罪于李自成听信牛金星谗言杀害李岩。这样的功过评量，虽然不为无据，却因为过于侧重个人行为责任的春秋笔法，忽略了对当时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的深入分析，不能不使人感到有“重于衡人、轻于论世”之憾。因而，关于明朝亡国及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甲申三百年祭》还留下了没有涉及到的许多问题。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崇祯皇帝朱由检，是在明朝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继承他哥哥（熹宗）的皇位而做了皇帝的。当时，在东北崛起的满族，原先是由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起来的“后金”，国势日益昌盛，与蒙古的几个部落结成联盟，已经迅速发展为军事力量十分强大的北方之雄。在崇祯即位以前，后金军已多次向南进攻。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以六万之众大败十万明军；并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乘胜攻占沈阳，席卷了辽西大片土地。五年后，把沈阳改名盛京，定都于此。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的军队在进攻宁远时，被袁崇焕打败，努尔哈赤受创，随后死去，由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改革了国家体制，完善了国家机构，把军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整军经武，秣马厉兵，借与明朝议和的时机，东征朝鲜，西略漠南蒙古，进一步扩张了版图，才于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清；同时以高官厚禄招纳汉官汉将和汉族知识分子，为南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从喜峰口入关，围困北京，并用“借刀杀人”的巧计，离间明朝君臣，使崇祯帝惨杀了袁崇焕。所以，在崇祯帝登基之后，北方的边患，已使他寝席难安。

而这时，国内的情况，更使崇祯帝难于应对。从崇祯元年（1628年）起，陕西、山西的大旱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尤其陕北延安、安塞、冀城等地，饿殍遍野，惨象纷呈，饥民把草根树皮吃尽，已到了“爨骨为炊，人自相食”的境地。为饥荒驱迫，饥民不能不走上“死里求生”的反叛道路。于是，府谷人王嘉胤在延安首倡起义，饥民群起响应。一时间，各地的起义军，都在其头领的名号下啸聚起来，形成了如闯王、闯将、八大王、曹操、革里眼、左金王、紫金梁、老回回，以及神一元、小袁营、一斗粟、顺天王、蝎子块、横天一字王、撞天王、乱世王、浑天王、独行狼、满天星、关索、过天星、翻山鹞、金翅鹏、黄老虎、小红娘、一丈青、不沾泥等等名号的队伍。仅明遗民查继佐《罪惟录》中列的就有八十余家，共推闯王高迎祥为盟主。他们攻城略地，不两年，即已成燎原之势。在闯王高迎祥死后，李自成接替了“闯王”的名号，原先起义的各部，并小为大，并成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部，各有数十万人。到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几乎尽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此时，崇祯皇帝非常明白地意识到，这已经不是打家劫舍的草寇，而是直接威胁明朝统治地位的敌手，自己只能采取用大兵“追剿”、“阻击”的方式。这样，他的王朝，就明显地处在“外有强胡、内有群寇”的两面夹攻之中，不得不兵分两路，采取“南攻北守”的军事部署，以求达到“安内攘外”的政治目的。

可是，崇祯从他哥哥手里继承下来的江山，却是一个“朝政紊乱、官风腐败、农村凋敝、民怨沸腾、财源匮乏、经济拮据、军备不修、兵饷不继”的烂摊子。面对这一局面，即使崇祯帝自己不算昏庸，也已无力回天。因为，事实上，明朝的江山，在他的祖父（神宗）、父亲（光宗）、哥哥（熹宗）三代人的手上，已经形成了败亡的大势；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已经亡掉了一大半。只不过，那是亡在骨子里，还没有亡到皮面上来而已。所以，崇祯帝登基，只好像是历史派定他来担任一个“亡国之君”的角色。他救不了祖宗基业，救不了皇族，救不了国家人民，也救不了他自己。他最后以“自杀”的一幕，来结束自己的演出，在民间获得了“毅宗烈皇帝”的谥号，可以说，是由于他在演“明朝末代皇帝”这个难演的角色时，尽了最大的努力，赢得了明代遗民和野史作者的尊重与同情，才创造了“亡国之君而得美谥”的历史纪录。

二

明朝，和它以前的历朝历代相比，有同有异。同者，即同为封建专制时代，都有开国时的征战，都有治乱兴衰的过程，都有明君、昏君、忠臣、奸臣，都有内忧外患，也都是由于国势日衰、战争失败才导致最后的亡国的。异者，是明朝的由盛到衰，特别富于戏剧性。它不但出了许多至今在中国民间的戏剧和小说中还非常有名的大奸臣，如刘瑾、严嵩、魏忠贤等，还出了一个浪漫得出奇的“耍耍皇帝”（自封“大将军”，常年出游，在“豹房”里淫乐无度的正德皇帝），一个一心想求“长生不死”的“仙家皇帝”（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一个“将近三十年不理朝政”的“怠工皇帝”（神宗皇帝），一个继位后三十天便糊里糊涂死去的“短命皇帝”（光宗皇帝），一个昏得任凭太监专权的“傀儡皇帝”（熹宗皇帝）。在神宗最后六年到熹宗继位时，还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并由这“三案”导致了朝廷内部分裂、太监魏忠贤惨杀“东林党”大臣的“党祸”。所以，明朝的衰亡完全不同于历朝历代“在昏皇帝手里亡国”的规律性现象。明末的几个昏皇帝，把国亡了一大半，却都平安无事地“升天”去了，留下一个烂摊子，让继位的崇祯皇帝来作垂死挣扎。所以，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后，在《登极诏》里面，对明朝亡国有这样一种看法，说：“君非甚暗，孤立而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就是说，亡国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皇帝太昏，而是由于朝里的臣子们，尽是结党营私的人，公正忠实的人极少，皇帝陷于孤立，政事被臣子们背地里搞坏了。当然，李自成的《登极诏》，不一定真是他自己的意见，很可能出自明朝降臣的代笔，但由此也可以窥见，在明朝亡国的当时，对崇祯帝的责难并不是很多的。“崇祯亡国”是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后来，明朝的遗民李逊之在他所著《三朝野记》一书的序言中，更表现出一种迷惘不平的情绪，说：“呜呼！以哲皇之优柔蒙蔽，而犹幸承修袭安；以烈皇之英明刚毅，而竟至国亡身殉，岂遘会不同耶？抑蕴毒在先，而溃败在后耶？又或治乱有时，气数有定，不可测识耶？”李逊之是明熹宗朝阁部大臣、东林党名士李应升之子。他觉得，明朝在“哲皇”（即熹宗）的时候，本来该亡而没有亡，使熹宗那样一个昏皇帝，居然平平安安过了七年好日子，而崇祯皇帝那么精明能干，却反而得了个“国亡身殉”的结局，这是不公平的。他不明白，这究竟是“机遇”呢？是前朝的昏乱留下了败亡的恶果呢？还是天数注定明朝要灭亡呢？

三

明朝的政治体制，是皇帝高度集权下“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从明太祖朱元璋确定了不设宰相之后，朝中只用几个大学士主持阁部，被称为“辅臣”。虽然到永乐皇帝时，设有相当于宰相的“首辅”，却没有宰相的实权，“首辅”、“次辅”都只相当于参政议政和执行皇帝旨意“拟诏书、备咨询”的名义上的首席文官。九卿（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和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都不由阁部统率。权位较重的部院，如吏部主持官员的选拔推荐，吏部尚书被称为“太宰”，都察院主持对官员的考察与参劾，都察院左都御史被称为“总宪”，地位都与首辅差不多。各部院都直接对皇帝负责。阁部的辅臣只能就各部院的奏疏提出处理意见，提供皇帝作决断时的参考，谓之“票拟”。都察院的御史，随时可以对阁部大臣进行参劾。各部院群臣对朝政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也要奏请皇上决断。所以，明朝的中央权力机构，可说是事无大小，都要直接由皇帝批示。朱元璋甚至把皇权提高到“生杀予夺”可以任意为之的程度，废除了历朝历代“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制定了皇帝可以对臣下施行肉刑体罚的“廷杖”，与不经刑法审判直接按皇帝命令监禁臣下的“诏狱”。还设立了由皇帝亲信统率用来侦察、缉捕和监察臣民的“锦衣卫”特务组织，和由内廷太监掌握用来执行秘密刑讯的“东厂”特务机构。这样一种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能够长期奉行而不出毛病吗？皇帝“日理万机”自己能受得了吗？皇帝真的能保得住“大权”不会“旁落”吗？可以说，这种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从它开始的那天起，自身就已经酝酿着危机，自身充满着许多不可避免的矛盾。

果然，朱元璋以为可以传之万世的“皇帝高度集权”体制，到英宗时，就已经遭到破坏，出现了皇帝宠幸太监干政，在太监王振怂恿下亲征蒙古部落，以致发生了“土木之变”，英宗兵败被俘的事件。在正德、嘉靖两朝时，又先后出现了刘瑾、严嵩“权奸误国”的乱政。到神宗（万历皇帝）时，这种体制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因为神宗登基时才十岁。一个十岁的小孩，怎么能管天下大事而且要对一切问题作出决断呢？当时全靠首辅张居正。张居正一面为皇帝执掌政事，一面教他做皇帝应该懂得些什么。幸而，张居正是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家，在他执政的十年内，致力于严肃纲纪，祛除积弊，裁汰冗员，制止靡费，清丈田土，推行“一条鞭”税法，改善了国家财政状况；又极力赈济饥荒，治理黄淮；用名将戚继光练兵，平息了倭寇，加强了边防。《明史纪事本末》上说，当时“太仓积粟，可支用十年；国库存银达四百余万两”。《罪惟录》上说，张居正执政时期“使东至四海，西至甘州，五千里几无烽火”。可见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不仅扫除了正德、嘉靖几朝乱政所遗留下来的积弊，而且，阜财强兵，颇有使明朝中兴的气象。神宗就在这位首辅执政的时期，过了十年的太平天子。

可是，张居正是利用太监冯保与首辅高拱的矛盾，取得神宗生母李太后的支持，排挤掉高拱，才当上首辅的。张居正执政时，由于过于专权，处事严刻，因而结怨颇多。他的骄矜自负、炫耀权势与奢侈生活，也暴露了其弱点。在太监冯保被劾后，张居正随即也遭到了廷臣参劾，并有人诬以谋反。此时，神宗不仅给张居正夺官夺谥，而且抄了他的家。从此以后，没有张居正的明朝，便开始走下坡路了。一方面，神宗在张居正被劾以后，对臣下便产生了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另一方面，继张居正当首辅的申时行，便学乖了，一反张居正严正的作风，采取所谓“宽柔任事”、“调和折中”的态度。同时，由于张居正被参劾以后，原先反对张居正的官员，纷纷被起用复职，原先拥护张居正的官员，则大都受到了降、调、罚、黜的处分。文官班子里的衅隙已开，门户之见，朋党之私，就渐渐在演变中使“内斗”发展起来了。

后来，神宗宠幸郑贵妃，想立郑妃所生的“三皇子”常洵为太子，而朝廷中的大臣们，则大都坚持“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认为皇后无子，应该立恭妃（王氏）所生的“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才是合乎祖制的。群臣与皇帝意见不合，便不免要发生冲突：皇帝愈是滥用专制权威对群臣施行降、调、罚、黜的处分，群臣便愈要坚持以儒家“礼法”和明朝“祖制”来制约皇帝的行为。一个“请立东宫”的臣子被罚了，便会有五六个人出面疏救；神宗连续罚黜了一批“请立东宫”的臣子，下面“请立东宫”的奏疏仍然像雪片般往上飞。继张居正为首辅的申时行，在皇帝与臣下对立的情势已经形成的时候，他既要对上顺旨，又要对下循情，只得便事事都采取调和折中、因循保守、息事宁人的态度。这时，他便教给了神宗对付那些奏疏可以“留中”、“不报”（搁置宫中，不作批示答复）的缓冲办法。

神宗也懂得了，对这些儒臣，如果老是给予惩罚，那就反而会使他们因直谏受罚而成“忠直”之名。他不动气，别人反而会称颂皇上“大度”。后来他觉得这是臣下故意与他为难，便采取了一种名为“默摄”的怠工方式，与群臣对抗。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起，他就不上朝，不出席讲筵（听大臣们讲习儒家经典的例会），对臣下的奏疏，一律“留中”、“不报”，说这些都是“故事”（老一套）。阁部大臣请他每月上朝或出席讲筵一两次，他也推脱有病。就这样，和群臣“斗气”式地僵持着，把“立太子”的事，不声不响地拖下去了。

皇帝尽管对朝政怠工，但对有些事情，却抓得很紧。从二十多岁起，他就在经营自己的陵园。为了修陵和建三大殿，他派了许多太监，做矿监、税使，去全国各地搜刮矿、盐、茶、油、布、舶等各种税，弄得民怨沸腾，反抗之声迭起。许多地方激起了民变，甚至聚众把矿监税使打死，出了不少乱子。

而“皇帝怠工”的后果之一，是群臣为议立太子而受罚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不能不怨及郑妃。群臣里面平日意见相左的人，也日益明显地分成了趋附郑妃的一派与维护皇长子的一派。连阁部大臣也不例外。首辅申时行本来也主张立皇长子，但因为不愿与阁部大臣联名（逼迫式地）请皇上“册立东宫”，受到了大臣们的参劾，说他“阳附廷臣请立之议，阴为自交宫掖之谋”。他感到在皇帝和臣下之间采取“调和折中”的方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只好疏请告归。申时行是神宗比较信任的人，在首辅位置上干了八年。他一走，和他对立的次辅许国也同时致仕。继任首辅的王锡爵，又因神宗要搞“三王并封”，群臣力持不可，既不能顺神宗之意，又不会调和折中，不久也便告归。而到朱赓、沈一贯入阁时，由于沈一贯被目为“浙党”之首，群臣中的内斗就更激烈了。

群臣中由于地域、乡谊、同年、学统、私交的原因，已经形成了许多复杂的关系。所谓“西北”（山西、陕西），被看做是与“东林”一气的；所谓“昆”（江苏昆山）、“宣”（安徽宣城），则被看做是与“浙党”一气的；其他还有“齐”（山东）、“楚”（湖北）的朋党，有时附“东”（东林），有时附“南”（浙江）。虽然势力大小不同，其党同伐异则是一样的。总之，在为立太子而发生“国本之争”的这一时期，朝廷中朋党之风盛行起来，“窝里斗”便成了难解之结。

当时，“东林党”在朝中名声最著，其成员多是曾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的士子。其创始人，是曾任吏部文选郎中的顾宪成，因极力主张立常洛为太子而落职的。故“东林”与皇帝、郑妃的对立，非常明显。后来熹宗朝的“党祸”，便是由他们唱主角。

“立太子”的事，一直拖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出了“妖书案”，神宗感到再拖下去，可能要出乱子，才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将皇长子常洛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但因为郑妃的儿子常洵同时被封为福王，仍然留在京城，没有“之国”（到封地去上任），维护皇太子的群臣，便很不放心，担心神宗仍有等候时机“废长立幼”的可能。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又出了第二次“妖书案”，说郑妃要害东宫，并指名攻击了很多人，其中，朱赓、沈一贯都是阁部重臣，而且“妖书”说皇帝以朱赓为相，“赓者，更也”，有“他日更立之意”。这不能不使神宗大为震怒，下旨严查，务必捕获，并追问何人指使。这样一来，缇骑四出，乱抓了一些涉嫌的人，大臣之间借机倾轧的现象，也就冒出来了。如“浙党”的首辅沈一贯，想乘机打击与自己有嫌隙的礼部侍郎郭正域，就连及了次辅沈鲤，与沈鲤有交往的人被逮捕，又连累到一个和尚被逼死；甚至郭正域的仆人也有被打死的。后来，幸而锦衣卫很快抓到了嫌犯秀才皦生光，刑部问成死罪，凌迟处死，沈鲤和郭正域才未被牵及。阁部大臣的内斗，从此就公开化了。沈鲤是河南归德人，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因此，这一次内斗，被看做是“南”、“北”党之争。而这一次党争的结果，是沈一贯和沈鲤同时致仕，都离开了朝廷。

“妖书案”结束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出了武人王曰乾告密的事，说郑妃党羽要谋害皇上和东宫。神宗接受了首辅叶向高的劝告，索性把事情捂住，将告密人收入刑部狱中秘密处死；又赶忙于次年叫“福王之国”了事。但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又突然发生了“梃击案”，即所谓“明末三大案”的第一案。由这案子引发的内斗，使得神宗、光宗、熹宗三朝，几乎国无宁日。因为“梃击案”发生时，朝廷内外震动很大，许多人怀疑是郑妃及其兄郑国泰指使人谋害太子。而神宗却降谕迅速处死凶犯张差及涉嫌指使凶犯的两个内官，不加深究其他原因。可是，朝臣们却怀疑皇上袒护郑氏党羽，因而在案发及会审期间，朝臣就有好几起疏参郑妃之兄郑国泰之事。这样，对案件处理的不同意见，也引发了言官、阁部、郑氏党羽之间的龃龉。案件虽了结了，却为后来熹宗朝的党争，埋下了伏线。

皇帝怠工的另一个后果，是在他不理朝政的二十多年中，朝廷已经变得不像样了。因为，许多官员被他降、调、谪、戍，或退休走了以后，留下的缺额，阁臣请补，皇上不批，就缺着。按旧制，给事中有五十余人，御史百余人，现在六科给事中只有四人，十三道御史只有五人。甚至弄得户部、礼部、刑部都缺人掌印。吏部所推举的内外大臣，皇上不批，拿不到文凭，就呆在吏部，没法去上任。有的官员请退休，皇上不批，就等着。万历四十年（1612年）二月，吏部尚书孙丕扬说：“朝署俱空，叩阍无路，国家亦安用此臣？”上疏告归，又不许，他只好叫“候选”的官员，暂时在“出缺”的官位上“便宜代署，借俸办事”。孙丕扬是陕西人，因为他参劾和黜退了几个“浙党”的人，在“浙党”攻讦“东林党”时，他也被攻讦。他已经八十岁，官到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告归不许，竟然“挂冠出都”，自己走了。“太宰挂冠”这样的怪现象，历朝历代是没有的。而且，孙丕扬是声望很高的大臣，在嘉靖朝，他是第一个参劾严嵩的人，为官清正，《罪惟录》上说他清廉如海瑞而才能过之。他的挂冠，标志着当时的朝政，已经疲敝紊乱到了正人不屑于立朝的地步了。

皇帝继续怠工，可这时候的边患，已经使他不能不感到吃惊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的军队已经突入抚顺，威胁北关。而明朝的援辽兵力全军覆没，总兵张承胤等战死。次年，神宗以杨镐为经略，带领十万大军，分四路援辽。结果，三路大败，一路退回北关。其中两路全军覆没，总兵杜松、刘挺战死。这一仗的大败，明朝丧失了兵力优势，加之北面边防薄弱，使国家已经陷入了危险状态。神宗只好听大臣推荐，命熊廷弼去经略辽阳。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病死，弥留之际，还在问：“辽事如何？”这时，这位近三十年不理朝政的怠工皇帝，大概已经有些明白：做皇帝，并不是那么轻闲的。

神宗的性格与爱好，大致可以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所上的一个奏疏里看出来。那奏疏叫“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其中说：“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按：指十个小太监）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色也。传索帑金，刮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搒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能治？臣今敢以四箴献，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这个奏疏，把神宗的昏庸病态描画得淋漓尽致，确实是所谓“憨激直谏，指斥乘舆”。当时若不是申时行曲为保全，雒于仁差一点送命。结果是进谏者削籍为民，而神宗皇帝的酒色财气加怠工，便把江山败了。

所以，后来《明史》评论说：“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仍然可说是史家灼见。不过，更确切地说，是他种下了亡国的祸根。

四

神宗死后，继位的就是拖了许多年才立为太子的常洛，即光宗（泰昌皇帝）。他只做了三十天皇帝，便呜呼哀哉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留下一个“红丸案”，一个“移宫案”，使整个朝廷的“党争”趋于白热化。而所谓“红丸案”与“移宫案”，其实就是“梃击案”的发展与延伸。

当光宗还在做太子时，太子妃已经去世。所以他即位时，已经没有皇后。他所宠爱的是一位姓李的选侍（从宫中选出来侍候太子的宫女）。而神宗留下的郑贵妃，这时害怕光宗因“梃击案”而嫉恨她，便与李选侍交结，想借李选侍之助在光宗即位时取得“皇太后”的封号，且李选侍也想晋封为贵妃。于是，郑贵妃就“饰美女四人以进”来笼络光宗。而这位光宗皇帝，似乎做太子时被冷落太久，一登皇位就急于想过皇帝瘾，以致外廷传说他“日幸数女”，甚至说“一夜幸二女一男”。很快他就生了病，随后就因服“红丸”而丧命。究竟这“红丸”是不可多服的壮阳药还是毒药，群臣都不知道。这位短命皇帝，几乎什么也没干，惟一的好事，只是以“先皇遗诏”的方式下旨：一、罢天下矿税，撤消税监；二、令发内帑银百万两，解赴辽东经略熊廷弼处犒赏军士；又发内帑银百万两，解赴九边抚按官，酌量犒劳。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他在做太子以前，就受过儒臣们的教育，多少已经知道：“矿税”与“税监”是神宗朝最招民怨的弊政；边防是王朝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这个皇帝不短命，明朝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干什么，就把命“花”掉了。这好像是天命，实际上，也是神宗朝宫廷生活之糜烂，导致了“子承父教”的后果。

光宗死时，还没有来得及册立太子。皇长子由校才十六岁，一向由李选侍及乳母客氏抚养。群臣因为李选侍是郑贵妃的人，担心她们一个要封太皇太后，一个要封太后，将来有干预朝政的可能，于是，在小皇帝熹宗（天启皇帝）登极时，坚持要李选侍从皇帝住的华清宫搬出，移居别宫。这样就又闹出了“移宫案”。当时，极力主张“移宫”的兵部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是“东林”人士。后来“东林党”惨遭杀戮的“党祸”，就是因为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发生时，坚持与郑贵妃、李选侍等作对的“东林”人士所致。这些“东林”士子，饱读儒家经典，熟悉科场门道，以“气节”自负，以“正人”自居，但他们多半不懂权术，不谙人情世故。例如，杨涟、左光斗，都处在言官位置上，既与外廷的“浙党”早有门户之见，朋党之争，又与内廷的嫔妃、太监结怨。他们在朝廷内斗中，自然就处在刀口上了。

熹宗登基以后，李选侍虽已移宫，但熹宗的乳母客氏，却被封为“奉政夫人”，甚为亲信。而与客氏结为“对食”（即宫中“形式上的夫妻”）的太监魏忠贤，这时已经开始政治活动了。于是，小皇帝熹宗，很快就成为了客氏和魏忠贤手中的傀儡。这样，魏忠贤与浙党官员合谋害死司礼监太监王安以后，取得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职位，负责向外廷传达皇帝的旨意，并有权代皇上作“朱批”。他当然会要设法削弱与自己作对的东林党人的势力。而东林党人初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

当时，“东林士子”名满天下，每次科考，东林党都有不少人登榜。他们互相提挈，在朝中已经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势力。但实际他们没有多少深远的谋略与起衰救敝的政治才能，似乎一心一意想干的，只是要“维护朝廷纲纪”。他们坚持“正人”与“邪佞”相对立，想对皇帝“导之以正”，实现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因此，在神宗朝，他们与“浙党”的斗争，一直处于受压的地位。到熹宗即位时，他们借“红丸案”与“移宫案”，迫使浙党首辅方从哲退休，又抓住浙党御史崔呈秀贪污的把柄，将其黜退，但是，他们却没提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担任了提督“东厂”特务机构的职位以后，与锦衣卫都督田汝耕勾结，掌握了对朝臣进行侦查、逮捕、审讯与责罚的大权。这时，魏忠贤利用“浙党”及其他趋附自己的廷臣与“东林党”的矛盾，已经把“消灭东林党”作为他掌握朝政大权的第一个目标。加之，东林党人的“党”性太强，自己以“正人”自居，几乎把非东林的人尽视为“邪佞”，以致非但促成了“浙党”与魏忠贤的合谋，而且，使“昆”、“齐”、“楚”、“宣”的人也尽皆趋附魏忠贤，与东林党对抗。加之东林党人又不懂斗争策略，一意炫耀自己“正直”，以致他们很快就从辅佐皇帝登基的功臣变成了皇帝的对立面了。

东林党人的书生气，可以从文震孟的一份奏疏上看出来。这份奏疏上有一段话说：“……皇上昧爽临朝，鸿胪引奏，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窃意祖宗朝，设有科道部院，必当以次白事，献可替否，皇上每与辅臣商决焉。不惟圣智日练，即诸臣亦可试其职守。若仅周旋进退，祗毕朝仪，何为也？”这份奏疏，从《三朝野记》叙事的次第看，大约写于天启二年（1622年），是熹宗刚做了一年多皇帝的时候。奏疏的用意本来是好的，但把皇帝临朝比作“傀儡登场”，不仅是对皇帝权威的公然蔑视，而且也是对其人格的侮辱。东林党人的这类轻率行为，在当时可以叫作“卖直非君、逆言犯上”，实际上等于飞蛾扑火，在政治斗争中无疑会授人以柄，是十分愚蠢的。

魏忠贤虽然目不识丁，政治斗争手段却比东林党的文士狡猾得多。他见到这份奏疏后，马上就叫人在皇帝面前演了几出傀儡戏，指着奏疏上“傀儡登场”这句话向皇帝说：这是“讥侮朝廷”。东林党人因此触怒熹宗，文震孟当即受到了降职处分。而且魏忠贤那一党子人，却非常善于利用皇帝的权威，来张大自己的声势。熹宗这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在宫中贪玩爱耍，喜欢做木工，盖小房子，盖了又拆，拆了又盖，不愿让别人打扰。每逢熹宗盖房子正在兴头上的时候，魏忠贤就指使人拿一大叠奏疏上奏，熹宗听了就说：“我知道了，你们去办吧。”这样一来，对任何事，魏忠贤就找几个外廷的官员做参谋，商量一下，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试想，东林党的大臣们参劾魏忠贤的奏疏，等于是交给魏忠贤去作“朱批”，怎么会不遭“中旨”罚黜呢？“中旨”就出在魏忠贤手上。到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使趋附自己的“昆”、“齐”、“浙”党的人加入内阁，东林党的首辅和吏部尚书、都御史等，已经受到彻底倾轧和制约了。到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没有劾倒魏忠贤的希望。随后，东林党人只得一个个被排挤出阁，或获罪被逐，朝政便完全由魏忠贤一手遮天了。

接着，魏忠贤与外廷的“昆”、“齐”、“浙”党（实际上已融合成听命于魏忠贤的“阉党”）内呼外应，诬陷东林党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大杀东林党人。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杨涟、左光斗等十七位大臣，被锦衣卫提拿回京，交镇抚司拷问，竟有十五人被酷刑拷掠，血肉模糊地惨死在狱中，只有高攀龙先期投水自杀，没有被捕受刑。一时“东林”被称为“奸党”，被魏忠贤令人按《水浒传》上的绰号，捏造出一百零八人的《点将录》，株连甚广。凡与东林党有瓜葛的人，几无不遭害。朝廷被弄得阴风惨惨，杀气腾腾。“浙党”乘机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翻案，魏忠贤则借此把过去因“三案”而被罚的官员，全部起用复职，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使人奏请修《三朝要典》，根据为“三案”翻案的理由与经过，按所需要的“曲笔”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方式，为东林党定罪，写入皇家史册，做成铁案。

在魏忠贤得势以后，与东林党对立的各派官员，纷纷投靠到魏忠贤的门下，有的人甚至自称“侄儿”、“干儿”，形成了一股把持朝政的邪恶势力，被称为“阉党”、“珰党”或“魏党”。到天启五年秋，朝廷的内阁首辅、六部大臣以及各地的总督、巡抚，都已经遍布魏忠贤的党羽。于是，巴结魏忠贤的官员，纷纷上表为魏忠贤歌功颂德。到天启六年夏，就有人请为魏忠贤建“生祠”（即活人的纪念堂）。一时间，各地官员群起仿效，魏忠贤的生祠竟遍布天下。甚至把魏忠贤的生祠建到了京城的文庙旁边，“配享孔子”。到天启六年冬，魏忠贤被晋爵为上公，被拍马屁的官员呼为“九千岁”。此时，明朝的朝政大权，实际上已经完全落到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手里，皇帝的“傀儡”作用都已经可有可无了。

后世的史家，有人以为是明朝的“群臣互制”起了作用，但实际上，在魏忠贤“生祠”遍天下的时候，“群臣互制”的制度作用已经完全破产。客观地看，魏忠贤不敢篡皇帝位，可能主要还在于受到了传统观念与军事力量的制约。一则因为他是太监，历史上没有太监做皇帝的先例，他不能不顾虑天下臣民的不服；二则他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军队，明朝所封的藩王随时可能起兵“靖难”，他不能不怕；三则魏忠贤党羽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得人心的，起“生祠”、呼“九千岁”都只是一时趋炎附势的假象，并不可靠。例如，锦衣卫逮捕东林党大臣时，江南已出现人民自发集合反抗的事件，他自己不能不心虚。总的来说，是因为魏忠贤的把戏，原本是“狐假虎威”，只有“虎”在的时候，“狐”才可以有威，一旦没有了“虎”，“狐”就没有威了。

在明朝的文官们忙于内斗、忙于给魏忠贤建生祠的这段时间里，北方的战场却已“全线崩溃”。原先担任经略的熊廷弼，在杨镐十万大军兵败以后，审时度势地采取据险固守的战略，力保危城，本来已经稳住了北方战线，但是，熹宗一登基，马上听信几个文官无是生非的参劾，认为熊廷弼“师久无功”，把他撤换回京问罪，而换上不熟悉边情、一心只想“收不战之功”、大量招收“降卒”当经略的袁应泰，结果，一位驻守沈阳的总兵，一下子收了被后金军派来做内应的十万“降卒”。到天启元年三月，后金军队进攻沈阳时，后金外攻，降卒内应，沈阳一攻即破，后金兵直逼辽阳。而袁应泰出城督战，“降卒”又开城内应，袁应泰只好自杀。结果，明朝的官员和将领，有的自杀，有的战死，辽东七十余城，都投降了后金，京师只得为之戒严。这时，明朝只好又派熊廷弼去经略辽东的同时，先派一个不知兵事的王化贞当巡抚。熊廷弼主张固守，王化贞则夸口自己能“以六万人荡平辽东”。两人意见不合，而朝廷的文官都附和王化贞。结果，熊廷弼驻守广宁，王化贞轻率地去进攻西平堡，部将投敌，全军溃散，大败后逃回广宁。熊廷弼只好分五千兵给王化贞，全师保护难民撤退入关。这一仗，失去了广宁和辽东四十余城，朝廷命逮两人回京治罪。按说，王化贞应负战败的罪责，但魏忠贤为了要诬陷东林党接受熊廷弼的贿赂，竟把一个知兵能战的熊廷弼冤杀了，王化贞反而被放过。后来，朝廷另派孙承宗做经略，用袁崇焕守宁远，才又暂时稳住了北方战线。

熹宗在天启七年（1627年）冬去世，他只活到二十三岁，还不到“三十而立”之年，故不能说是“短命”，只能算是“夭亡”。之所以会这样，明末的一些野史上说，是浙党的尚书霍维华进献了一种名为“灵露饮”的春药，使得熹宗长期服用，身体就垮下去了，死时，身体浮肿。明朝议谥叫他“熹宗”。中国二十四史上的皇帝，只有他得了这个“熹”字。熹字本有光明的涵义，但对他来说，只是“熹微，日欲暮也”，是明朝垂亡的象征。《明史》用这样几句话对他作了个结论：“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五

明王朝的灭亡，除了这几位皇帝的失误以外，深层原因主要还在于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可以说，明王朝并不是亡于李自成，而是亡于它自身。

李自成的农民军，既没有一个可以安天下的政治纲领，又没有稳固的后援基地，其军事力量原本不足以推翻明王朝。只是仅因为明王朝自身积累起来的许多弊病，造成了吏治腐败、官贪民困、藩王敛财、人心怨怼，加上朝廷长期内斗，主计失策，辅臣庸懦，经略无方，军饷不继，士气低落，形成总体力量的虚弱，这才使得李自成在到处迎降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地攻入北京。从李自成“北京四十天”后便走向溃败的事实看，李自成之攻入北京，只是历史的偶然事件；明王朝的灭亡，没有李自成也是要亡的。其实，李自成即使成功，至多也不过是朱元璋的再版。他一进北京，急忙称帝，龙廷未稳，内斗已生，一听谗言，就杀功臣，拷掠索财，全无大志，既不防边，又不安民，有哪点比得上朱元璋呢？所以，李自成本人并不是一个能超越封建帝王思想的革命者，只是一个农民军的首领，“北京四十天”的历史过客。其攻入北京，不能算是成功；其“四十天的皇帝”，已兆其必然失败。即使当时与李自成一同领导农民起义军的李岩、宋献策、刘宗敏等人，也没有哪一个是能超越儒家文化意识牢笼的真正的革命者。他们的最高目的，无非是夺取明王朝的皇位，“打扫龙庭坐天下”，并没有“改弦更张”、“与民更始”、改变明朝体制与虐民敝政的打算。故其成败得失，实无足深论。

从根本上说，明朝的政体本身就蕴藏着危机。首先是作为最高独裁者的皇帝，只能是一个“圣心独断”的孤家寡人。而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英明、正确、神文、圣武、雄才、阴险、诡诈、残忍……总归是无法统治一个国家的。真正要“日理万机”，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会把他累死。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朝廷”，有许多臣子来帮他做事。而且，在全国各地还必须有许多分支的“小朝廷”，去帮他管理地方行政。而要有人帮他做事、帮他管理，他就必须给他们一定的权力。因此，所谓的“高度集权”，本身就包含着“必须分权”的矛盾。要使这矛盾统一，皇帝的高度集权，至多只能是把“最后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规定朝廷大事必须由皇上“朱批”，各级官员必须由皇上任命，同时，还必须“群臣互制”，共同受制于皇帝。这样才能使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有效地运转。

但问题在于，在封建等级制甚严的朝廷，每个臣子都想往上爬，借“互制”而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便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下去，党同伐异，就使得“群臣互制”变成了“朋党内斗”。如果皇帝不能公正地对待问题，而是有所偏敝、有所偏私，朝廷中的“党争”便难于平息，甚至使皇帝陷入与群臣对立的地位。神宗朝的疲敝，便是这种体制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结果。

同时，在这种体制下，要想群臣共同受制于皇帝，皇帝就必须具有对臣下进行奖励与惩罚的威慑力量。权无威不立，威也是一种权力，是高于一切臣下之权的特权。那么，皇帝之威从哪里来呢？最重要的自然是军队，其次是银子。奖励是比较简单的，封官晋爵、给称号、给银子，都是羁縻之道，牢笼之术。只要皇上高兴，给什么是可以随意的。而惩罚却比较麻烦。除了要依靠足以进行征伐的军队在特殊情况下能平息叛乱外，平时，还必须要有对臣下进行侦查、搜捕的特务组织，以及随时可以执行刑罚的特种刑事监狱，用于对臣下的监控。这是集权体制维护皇帝权威与安全的杀人工具，等于是皇帝的金戈黄钺。

这些杀人工具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由于皇帝只能使用亲信的内官太监来统辖和掌管这些部门，无形中便使得皇帝的权威转移到了这些“位卑权重”的内官手里。但这样做与巩固皇帝权威的目的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近臣和太监在文臣武将眼里，只是些宫廷厮役式的小人。皇帝重用这些小人，皇权便会在群臣心目中失去威信。而且，这些不学无术、素质低下的小人一旦掌握了大权，必然胡作非为，锄诛异己，颠倒黑白，诬陷忠良，使朝廷陷于混乱与破败。熹宗朝的“魏忠贤专权”，就正是这种体制的产物。

皇帝高度集权的目的，不仅要保证开国皇帝无人篡位，而且要使皇位“万世一系”地传承下去，永远不会“大权旁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以后，之所以大杀功臣，要把原先和他一同起事、曾经平起平坐、可能和他有争权争位的人全部杀掉，是为了维护天下只有一个“最高独裁者”的需要。为了这一切，必须这样做，而不能考虑冤与不冤的问题（这也不独明朝为然，差不多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朱元璋就曾这样教育过他的儿子：他把一根棘刺丢在地上，叫太子去拈起来，太子不敢拈，他说：“你怕刺手，我帮你除了，不就好了吗？”

可是，一切问题总有难于考虑得十分周全的地方。因为每一代皇帝不可能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也不一定都聪明睿智，神文圣武，而智愚、贤不肖又不容易分辨。这就为确定皇位带来了难题。在别无良法的情况下，就仍然只好将自古相沿的儒家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定为“祖制”，谁也不许违反。但是，问题在于皇帝对后妃的感情不可能是绝无偏爱的；对传位问题的考虑，也不可能不受这种感情的影响。因此，对皇位的“接班人问题”，皇帝自己并不一定想遵守“祖制”；而皇妃的家族，也不能不极力参预；同样，朝廷的群臣要考虑拥戴谁做未来的主子才会对自己有利。所以，皇位“接班人问题”在每个朝代都是政治斗争的焦点。特别是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这种斗争便很容易触发。神宗朝“立太子”的问题，便是由于皇帝想超越“祖制”、群臣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要维护“祖制”引起的，从而演出了祸害三朝的“梃击案”，延伸到熹宗朝的“红丸案”、“移宫案”。最终导致了“党祸”与“太监专权”。由此也可见，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最无法防止的破坏者，就是皇帝自己。

从神宗到熹宗，由“立太子”引发了神宗皇帝与群臣对立、皇帝怠工、群臣内斗、大臣挂冠、朝政疲敝，最后导致熹宗在青少年时登基，听任妇寺窃柄、太监专权，皇帝自己变成了傀儡，旁人无法制止。在“阉党”残杀“东林党”的“党祸”落幕时，朝廷已经变成了难于收拾的烂摊子。在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中，在皇帝想破坏“祖制”、“废长立幼”因素的诱发下，各种潜伏的内在矛盾，在火星一闪之际陆续地爆发出来了。这样，使这个自身极不合理的体制和皇家的一切特权，也就都伴随着国家的衰亡而冰消瓦解。

六

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体制都是依据儒家经典理论建立起来的。在这里，儒家经典，即所谓“孔孟之道”，被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不敝”的永恒真理，两千多年来，早已成为皇家的指导思想，并形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千秋供奉的经典，几乎从没有什么“改革”。因为凡是经典，都只准学习、背诵、注释、引用，照搬教条，不许有一字之差。谁要是想稍微地“修正”一下，都会是弥天大罪。

其实，孔孟之道也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上出现时，它确实是有进步意义的。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战乱不息的时期，人民痛苦不堪，孔孟宣扬“王道”、“仁政”，是希望诸侯平息战乱，共尊东周王室，和平地进行一种“对人民施仁政”的政治竞赛，得人民归附者，自然成王。——这种学说，在当时并不行时，孔子周游列国，并没有一个诸侯用他；孟子说得唇焦舌敝，也还是无人肯信。只是到了汉朝以后，皇帝们发觉它那“尊王”的说法，很有利于皇家统治，于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夫子才逐渐登上了“至圣先师”的大位。从唐以后，历代皇帝以科举取士，考的都是儒家经典。所有的读书人，全成了儒家弟子。于是，国家的一切典章制度，全都以儒家学说为依据。即使臣子们向皇帝上疏，也必须引经据典。整个社会，都受儒家思想统治，开口就是仁义道德，“礼治”习以为常。要说法律，也只有“王法”，没有“宪法”和“民法”。一举一动，都要按孔夫子的规矩行事。因为孔夫子是“圣人”，“圣人”的话是决不会错的，它是统一的、完备的体系，是所谓“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东西。离经叛道，是不能容许的。

但实事求是地说，“夫子之道”并不完全是“一以贯之”的，分析起来，它本身倒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例如，孔夫子一面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观念，看做是封建等级制社会结构的基础。这“王道”政治，当然只能是帝王专制，所谓“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皇帝君临天下，是不容许有人和他平行或驾乎其上的。可孔夫子另一面又大讲“仁道”与“施仁政”。这“王道”与“仁道”就显然是矛盾的。例如，皇帝可以随意地杀掉臣子，“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当然是合乎“王道”的。但那是不是也合乎“仁道”呢？显然不合“仁道”。这“王道”与“仁道”的矛盾，怎样解决呢？儒家一方面强调君权的至高无上，一方面又用“仁道”说教，把君权框范在“施仁政”的范围以内，如果皇帝不“施仁政”，这矛盾又如何解决呢？所以，朝廷里面，按儒家教义来建立的政治体制，既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又有用言论去劝导与规谏皇帝的言官，还有用竹帛或纸张去记下皇帝过失的史臣，而且，还规定皇帝的继承人，从小就必须接受儒家的教育，用儒家士子出身的大臣，去做未来皇帝的老师，教他学习儒家经典。这一切，就是儒家解决问题的方式，谓之“为帝王师”，也是儒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途径。换言之，就是用教育的方式，把皇帝变成儒家的学生，使儒家士子变成皇帝的老师和监护人，朝廷里的一切，都按儒家经典的教义办事，普天之下，都行“孔孟之道”。

但是，“为帝王师”的理想，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在儒家经典中，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问，基本上都是一些关于伦理道德的说教，不但没有物理、数学方面的知识，连法学和经济学概念都没有。通常，儒家只是把孔夫子的“语录”（《论语》），看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神圣“宝书”。据说，宋朝就有一位宰相曾经宣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听起来像四十一度高烧病人的胡话，然而，古人认为是真的。后来，尽管经典的范围，由基本的“四书五经”加上《孝经》、《尔雅》扩大为“十三经”，内容可算繁富，包括了古代的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和占卜、礼仪、文字训诂之学，且这一套学问，对老百姓的营生治业，没什么用，但它所制定的道德礼仪规范，却对每一个人都显得非常重要。无论是家庭生活和社会上的待人接物，都要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甚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意思。外国人讲的“自由”，在中国儒家看来，不过是“夷狄之邦，不知礼义”而已。所以，这些经典，对统治者来说，是不可须臾或离的东西，它不仅可以帮助统治者“教化万民”，而且它还包含了“为君之道”与“驭民之术”。这当然是皇帝非常满意的。不过，也有一些东西是皇帝很不满意的。据《罪惟录》说，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时，勃然大怒，认为孟子不应该配享孔庙的祭祀，下诏要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里搬出去，而且，不许群臣谏阻，“敢谏者死”！可是，当时的刑部尚书钱唐，却偏要拼死力争。朱元璋叫武士张弓搭箭，说谁要阻挡就射死他。那位钱唐居然把衣服撩开，袒腹受射。虽然钱唐没有被射死，朱元璋却已经有点害怕。因为，他忽然想到，如果天下的儒家士子都像钱唐这样固执，那么，为不祭孟子而杀人，就可能使天下的儒生全都“视君如寇仇”，那便是个大麻烦。他只好妥协，连忙叫太医给钱唐疗伤，表示自己被钱唐感动了，把“不祭孟子”的事一笔勾销。但妥协只是暂时的，矛盾依然存在。不仅儒家经典里面有“王道”与“仁道”的矛盾、孔子与孟子的矛盾，其中，还有不少东西，是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构成直接矛盾或根本矛盾的。上面那句“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还只是个“假定”的说法，换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直言判断”式的说法，大概从来的皇帝，恐怕没有哪一个能够接受得了。

按儒家“仁道”的理论来说，除了“治国”，还要“平天下”；除了“小康之治”，还要实现“世界大同”（“解放全人类”）。可是，按儒家“王道”的体制来说，实行的却是“皇帝高度集权”、“群臣互制”、“锦衣卫和太监监控”的体制。这两者之间，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见，要坚持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去“为帝王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皇帝和儒臣发生矛盾的时候，儒臣要么是“去职”，要么是“死谏”；而皇帝则除了将儒臣降、调、罚、黜之外，还可以用“廷杖”打，直至打死；用“诏狱”关，直至关死；还可以痛快地“斩首示众”，或慢慢地“凌迟处死”。相比之下，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皇帝永远站在解决矛盾的决断者的地位。所以，儒家的所谓“为帝王师”，多半只是一种“哄哄自己、遮遮面子”的幻想。

不过，“为帝王师”也有偶然奏效的时候。例如，神宗十岁时以幼主登基，张居正执政，那十年间，张居正确实起到了“为帝王师”的作用。可是，那只是神宗即位之初、在皇帝只有十岁的特殊条件下的昙花一现而已。张居正死后，神宗发现自己的老师原来并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对老师就产生了“信任危机”。而且，前一个老师张居正教他“严正”，后一个老师申时行教他“宽柔”，神宗觉得这儒术似乎也是个软面团，可以随人捏弄。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渐渐懂得了这些儒臣的奏疏并不是纯为皇上，而多半是为他们自己；奏疏上说得冠冕堂皇、引经据典，其实也是“欺君卖直”、“谋名希位”的老一套。于是，神宗学会了两手：一手用张居正教给他的“严”，对臣下随意地降调罚黜；一手用申时行教给他的“宽柔大度”，对臣下的奏疏一律“留中”、“不报”。最后，索性不理朝政，把“立太子”的事拖下去。他想的是：只消拖到皇后死去以后，把郑贵妃立为新皇后，那时候，“福王”就成了新皇后的“嫡子”，按“有嫡立嫡”的原则，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福王立为“太子”，你们儒臣还能说什么呢？由此可见，明朝“怠工皇帝”的出现，正是儒家“为帝王师”的宽严两手教出来的畸形产物。

神宗与群臣对立，争了十几年，结果怎样呢？结果是群臣争着要立为太子的光宗，只做了三十天皇帝便糊里糊涂死了；而神宗想要立为太子的“福王”，后来，在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时，被农民军捉住，一身肥肉被割下来，和鹿肉一起，做成肉酱，成了犒军的下酒菜，名为“福禄酒”。历史竟如此残酷地嘲笑了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引发的那一次“国本之争”，也为明朝高度集中的皇权的体制和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发出了一片送殡的哀叹。

此外，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也与儒家士子的素质和才能有关。即如在中国历史上声名卓著的东林党人，他们在明末的朝廷中，大部分都以“正人”自居；在明朝亡国后，他们很少投降李自成或投降清朝，确有保持“气节”的表现。这是他们在历史上获得好评的原因。但他们对明朝亡国，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首先是他们的“儒生”素质，形成了他们“死守儒家教条、不知权变”的缺陷，更不愿有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愿望和努力；其次他们都是些“能文不能武”的圣手书生，习惯了重文轻武，在国家多难的战乱时期，因才能所限，实际上拿不出任何足以“安邦定国”的政治军事策略。而且，他们的“党同伐异”，与“浙党”及其他“昆”、“宣”各党，在作风上也不无二致。一味坚持朋党内斗，不顾国家的安危，不识大体，实际上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都产生了危害。例如，东林党的邹元标，原先做御史的时候，第一个参劾张居正的是他；张居正死后，他被起复，做了“总宪”（左都御史），后来，主张给张居正恢复谥号的也是他。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张居正“功在国家，罪在私家”。说得似乎公正无私，但是，如果在他参劾张居正的时候，张居正就被罢黜，那么，张居正的十年改革就会辍止，还能有“功”吗？可见他的话，不过是为自己的“两张脸”遮羞。实际上，他参劾张居正，是为了“卖直沽名”；而为张居正恢复谥号，则是为了“表公固位”。这样的人，除了投机，哪会顾国家大局呢？又如：在明朝北方边防最吃紧的时候，皇帝原已接受了边防总督孙承宗的奏疏，准备赦免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一批战败的臣子，使其立功赎罪。而这时东林党的御史魏大中却说“封疆事重，议赦非时”，并纠合言官上疏，极力主张杀掉这批武臣，其中包括实际上是“有功无罪”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样的东林党人，哪里有一点对国家形势的正确认识呢？他上疏的目的，实际上大概是因为魏忠贤那一党人攻击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的贿赂，东林党需要避嫌，为此，竟在国家危急的关头，拿武臣的性命，去做朋党内斗的牺牲品。东林党人能说自己对明朝的亡国没有罪过吗？明朝的体制本来重文轻武，而天启朝，北方的边患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在这样的情势下，武臣在边廷流血，而文官却在朝廷中紧张地内斗，皇帝依靠谁呢？这就给了太监乘机揽权的难得机会。这不仅是“傀儡皇帝”听任魏忠贤专权，也是崇祯皇帝在消灭“阉党”之后，在军情紧急时，又重新使太监监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儒家士子，除了在国亡时“尽节”自杀以外，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能足以挽救危亡的办法。

总的来说，儒家“为帝王师”幻想的破灭，一是由于它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二是因儒家士子本身的素质与才能，对这种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儒家士子只能依附于封建朝廷，尽忠食禄，或与皇家同其休戚，或则在改朝换代时，装点欢颜，另事新主。看看明朝亡国时可知，虽然有很多儒家士子自杀尽节，但投降的人却更多。从“东林”名士钱谦益的投降和“复社”诗人吴梅村终于还是做了清朝的官就可以看出：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到亡国以后，其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不仅“气节”难于坚持，连“华夷之辨”的底线，也没有能守住。儒家经典维系封建统治的作用，到明朝亡国时，已经完全破产了。

coolsila

不知从哪里看到，“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是人才”，其实在哪个世纪人才都很重要～～～

对偶来说，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可比不上金庸的《碧血剑》那么通俗了，两者都说明了自毁长城（人才）的严重后果，可《碧血剑》提供的细节（虽然大多虚构）可比《甲申三百年祭》丰富多了～～～

zm799

(小熊在线《武器军事论坛》) ...


寻找那棵树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李雪晴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世界，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君主走向绝境——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树枝下丝带吊环里，另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断头台的铡刀下，而两人死后其民族的走向却是天壤之别。就是在这个年代以后，东西方的崛起与没落明显加快，我们看到：世界的天平开始失衡……

　　楔子

　　四月初的太阳照着北京城，暖融融的，懒洋洋的。这是世纪初的北京——公元2001年的四月初，就是在这样一个上午，我又一次来到故宫后面的景山公园。

　　又一次来绝不是因为这里多少景致没看够。相反，这里其实没有多少景致可看，尤其是置身于这周边的风景名胜中——正南是故宫，西边是北海，而这里则只是一座土山，几个亭子，她根本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又一次来是因为有件东西上次过眼太匆匆，没有细细品味。

　　这件东西就是那棵树，崇祯吊死的那棵树。

　　那棵树其实仅仅是一种象征——在土丘一般的景山东南下方，立着一株歪脖子槐树，上挂一牌——“崇祯吊死煤山处”。自然，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就是崇祯吊死的那棵树，因为这棵碗口粗的歪脖子树最多不过三、四十年树龄的样子，而自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到现在，差三年就满甲申年的第六个轮回了。如果那棵树还长着，该是多么让人感慨万千。面对它，会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无情和苍老！

　　我在那棵树前徘徊了好一阵子，随后就拾级而上，在景山顶处的万寿亭坐了下来。故宫就在前方，强烈的阳光使我不得不眯起眼睛——正前方是从天安门甬道到故宫博物院出口的中轴线，这样一看，故宫恰似一本摊开的历史书。

　　那是个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甲申年。三月十八日，势如破竹的李自成农民军攻破了崇祯的最后一道堡垒——北京皇城。明崇祯帝朱由检在逼死后妃、剑砍长公主后，踉踉跄跄地从紫禁城里走了出来，跑到这后面的煤山上，望着四处燃起的烽烟，一壶酒一直喝到红日坠去，星光临天。随后他在一棵树的枝杈间用丝带打了个结，告诉身边太监：他痛失江山，无脸见祖宗，死后要以发覆面。随后就上吊而死。

　　崇祯之死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他的死，不仅仅在于一个王朝不可逆转的灭亡，更在于一个可能忽略的事实：随着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以一种野蛮落后的孔武粗陋接管一个文明熟透同时也是腐烂的国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严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残，领先世界两三千年的华夏文明几乎止住了脚步，开始落后于西方。


　　上篇：国家与民族永远绑在一起

　　在西方，在崇祯皇帝上吊五年以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也走上了穷途末路。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可以说是东西方世界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代——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西方经过人文主义的大觉醒和科技的大进步，东西方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不甚偏倚的天平。而随着明朝的灭亡及满清的入关，世界的天平失衡了。

　　亡国先亡天下

　　对崇祯的死，包括不少史学家在内——众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行，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自然，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然而他同中国的所有皇帝都不一样，从他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儿就接连不断地折磨着他，照史家的说法，他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国人对于亡国之君的印象是商纣王、秦二世、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之类的主儿，这些人或残暴无情，或荒淫无耻，或昏庸无道，或懦弱无能，不亡没有道理；退一步讲，如果亡在他的祖辈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个人懒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长天启皇帝朱由校——这个人重用太监大搞特务政治，却在皇宫里对自己的土木手艺手舞足蹈乐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国之君的名义最终落在了崇祯皇帝身上，确实有些“不公平”。于是，史家的观点是：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中国历史上的腐朽黑暗时代人们历历可数，最腐朽黑暗的我认为应该是在崇祯之前的天启年间。为什么？为一个活人造生祠，这本来就有些出格了，况且这个活人是个流氓无赖起家的阉人；这还罢了，建祠的档次竟还要同“万世师表”的孔子比肩！建祠的位置更是显赫得无以复加，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阉人的生祠建在岳飞墓和关公庙之间，让一位过路的士人忍不住要长叹一声！但这一声长叹的代价却是惨遭毒打，身首异处。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为其造生祠的“高潮”，如开封甚至扒了两千间民房建起一座气势宏大的生祠，有不少地方为建生祠还拆了学堂和其他庙宇。这个阉人魏忠贤的最大功绩在哪里？那就是伺候好了皇上，是皇上最好的奴才！更可悲的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尚勇乏智的东林党人前仆后继但都一一惨败后，熟读圣人书的人们开始选择沉默，而相当多的选择了拍马逢迎。试想，有那么多的当官为政者情愿甘当一个阉人的鹰犬，甚至干儿干孙，朝野充斥着大量“五虎”、“五彪”、“十狗”以及“干儿义孙” 之类腌渣杂碎，朝政的风气已经无耻到何等地步？读到这一页历史，三百多年后还让我们为民族里这样一群人的丑陋、虚伪、凶恶、嚣张与软弱感到耻辱，而这些事情真可谓世界文明史上的咄咄怪事！

　　崇祯就是接手这样的一个烂摊子，但他以十七岁的小小年纪，驱逐客魏，剪除阉党，整肃吏治，却显得干净利索，手段老到，深得一个国家的期望。当时，许多士人和百姓都觉得大明朝已峰回路转，将开始新的复兴了。

　　然而，烂摊子毕竟是烂摊子，并且这个烂摊子已到了烂透了的地步——二十余年荒怠异常的弊政，尤其是后来天启年间的腐朽加黑暗，大明朝其实正在滑向无尽的深渊，以至于朱由检从接手皇位的那天起，就感觉到屁股下面不是舒舒服服的龙椅，而是一座正喷薄着愤怒与仇恨的火山口。崇祯元年，饿殍遍野的陕西已燃起饥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更大的农民风暴正在酝酿。而长城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在他们的眼中，大明朝无疑于圈养的无数肥壮牛羊等待着他们去宰割，去分享。内忧外患，一边像蔓延而来的大火，另一边又像呼啸而来的大潮，这就是崇祯帝朱由检接手是的窘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愈加地严峻。朱由检不由地先乱了阵脚，继而手足失措，继而焦头烂额。可以说，忧心忡忡的心态一直贯穿着崇祯帝在位的十七年。

　　后人们在评述崇祯帝时，大多认为其痛失江山的一个致命之处在于两个字：多疑。多疑使他在用人前后难以一贯始终，多疑使他难以容忍失败，多疑使他变得格外苛求，多疑更使他自毁长城。人们看到，无论是防御后金的边塞还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们，都竟如走马灯一般调换。人们看到，类似袁崇焕这样出色的将领不是死在疆场上，而是死在大明朝自己的刑场上；人们还看到，崇祯帝在洗涤魏忠贤的阉党集团后，多疑使他最终启用的不少人竟还是阉人，只不过换成了自己亲信的阉人而已。

　　崇祯帝为什么多疑？我想，这是应该予以充分思考的东西。

　　是什么致使他如此多疑？或者也可这么说，崇祯帝还能信任什么？

　　在历经了一个黑暗无比的阉人时代，急欲中兴振作的朱由检在启用人方面确实大动了一番脑筋。然而，让他失望的是，经过那个肮脏时代的人们，好像大家都刚刚趟过一条臭水沟一般，有几人身上不沾有污点？于是，他开始像粮店里的新掌柜那样清理着自己的粮食，却发现自己簸萁里扬来扬去竟有那么多的秕糠，难见几粒丰实饱满的谷物，而更多没来得及清理的粮食却正在继续发霉。我想，他被首先感染的情绪大概就是失望，继而便是对整个官宦集团的多疑。

　　崇祯怎能不多疑！

　　他经历了一个连恶贯满盈的坏人都满口仁义道德的虚伪时代，一面是卑劣行径让人作呕，一面却是圣人言辞的滔滔不绝。官场的腐烂气息既令他十分不满，又让他感觉到窒息得无力、虚弱和发狂，他能有什么样的胸怀来相信人！于是，面临着熊熊燃烧的农民起义大火，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关外饿虎，崇祯只能手忙脚乱而又徒劳无功地一遍遍涂写“罪诏己”。十七年的帝王生涯，终于使他的路途越走越窘迫，越走越狭窄，最终走向了那棵吊着绳环的树。

　　可以说，是那个腐朽的时代埋葬了他和他的王朝。

　　顾炎武是那个时代清醒的思想家，在明亡以后做总结时这样认为：其实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亡国只是君王姓氏的轮换和朝代的更替，而亡天下则是整个社会风尚的没落与沦丧。这样也可以说，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国。

　　和腐朽一起殉葬的

　　崇祯一年十一月，陕西延安府一带因为年荒，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领头的是一位从边塞逃亡回乡的军人，其余的便是饥民。正恰似干柴遇烈火，火很快就烧大了，附近饥肠辘辘的农民纷纷加入不说，与此同时，有人又在附近的宜川起事，又一堆火山燃烧起来。

　　好像“熊熊燃烧”得还不够，崇祯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陕西农民起义这把火的严重性，仍以为是区区几个毛贼为饥饿而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当然，新君即位，百废待兴，崇祯自己定下要做的事很多。到处是补不完的窟窿，很多事如果不用心去做，都可能有使王朝覆灭的危险。当时，有那么多的烂摊子事已经把崇祯搞得焦头烂额，他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来洞察天下？

　　其实不光农民忍饥挨饿，就是吃粮当兵的日子也十分难过。明朝边关重镇要塞一半在关中，这里面有陕西的大量士兵。根据史料记载，因朝廷财政困顿，从天启末年到崇祯二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兵饷已积欠整整三十六个月！于是，士兵因无衣无食大量逃亡。但明政府为节省开支又打起了驿卒的注意，从崇祯二年起欲从中“节金钱数十万”而裁驿站。这些被裁的驿卒无衣无食，大多回乡加入了造反者的行列，其中就包括曾在宁夏当驿卒的李自成。而另一个陕西人张献忠，本是延绥镇的一名军卒，因被陷害而逃跑，于崇祯三年在米脂也拉起一帮小兄弟跃跃欲试，在匪气十足、拥有着众多类似水浒人物混号的大小队伍里，也拉起了属于自己的一面造反大旗。张献忠因身长面黄而被称为“黄虎”，他本人则自称“八大王”。闯王、黄虎、革里眼、点灯子、满天星、双翅虎、紫金梁、不沾泥、扫地王、混天猴、独行狼、曹操、马回回……正是这些逃亡士兵、失业驿卒和饥民，演绎着那个时代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成为最终冲垮明王朝社稷大厦的巨大洪流。

　　明王朝大厦倾覆，本来改朝换代也不是多稀奇的事，然而李自成造反，却不曾料想最后入主中原的竟是剃葫芦头扎大辫子的满清。以后的事实证明，满清的入关，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

　　明王朝腐朽不堪，但正因为腐朽不堪，才成为新生力量的催生剂——犹如腐烂的木质上生出了嫩芽，正待以蓬勃成长。那时的工商业已经很成气候，其实早在万历以前的嘉靖年间，采矿业在民间已经不是零零星星，一些地方还有一定的规模。到了万历时期，万历皇帝朱羽钧迷恋财货，派了大量的太监到各地征收税银，所去之地不是繁荣的市场就是上规模的矿场。史书说万历皇帝派的八大太监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江苏苏州、山东临清等地甚至激起“民变”，说“民变”其实已经不妥，因为这些“民”已经脱离了土地和其他常见的行业，变成了一些作坊的雇佣工。正是这些太监们欲壑难填的横征暴敛，使得众多的行业作坊纷纷停工关门，也就使得这些雇佣工失去了生存的依靠。

　　明末的工商业其实已经很发达，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言，已经形成一种气候，酝酿出一种“资本主义” “萌芽”；当然现代有不少人对是否可称得上“资本主义”萌芽一事异议不小，本文也无意去讨论这些。只是这“萌芽”时运不济，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被横征暴敛，难有多少生息成长的机会。后来碰到了满清入关，于是覆巢之下难有完卵 , 一个国家和民族遭受劫难，工商业这棵嫩芽也就迅速夭折了。

　　时过三百六十年，等我们再次回顾明末工商业的时候，我们会为之惋惜，会为之长叹——

　　采矿业早已不是星星之火，从一些史书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在明朝除那些金银铜铁之类的矿产得到开发外，明的采矿业早已多处开花。“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我们从于谦的诗里就知道，至少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烧用石灰。例子比比皆是，就说采煤，明朝时不少王公大臣家里已经开始烧煤。比如故宫后面的那个“煤山”吧，何以有此名字？ 就是那时皇宫里早已用煤做燃料，烧过的煤渣运到皇宫的后面，日积成山，故称 “煤山” 。

　　其实我们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发现那个时代不光已经烧煤，不光使用石灰，景德镇磁窑的生产早已在全世界名闻遐迩，其生产规模和用工制度也已较前朝有了质的变化——大批量地供应全国乃至国外，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事这一行业，只是质量的要求更高、技工的分工更细；另外在造船业上，明朝一直很发达，航海上尽管让宦官郑和之流白白浪费了开拓新世界的机会，但造船航海依然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因为郑成功就是靠的舰队东渡台湾，赶跑了在那里作威作福的荷兰强盗。在军事上，火炮已较为广泛地运用。据说努尔哈赤就是在宁远之战中为炮火击伤致死的。

　　崇祯十年的1637年，江西举人宋应星著成《天工开物》。该书三卷十八篇，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天工开物》一书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其至少预示着一种当时社会的工商氛围，预示着社会即将迎来工商业快速度发展的一种转机。只是，可惜的是，这春天里的嫩芽遇上了满清入关的几近灭顶之灾，从而错过了一个良好发展的历史机遇。

　　明朝工商业是那个腐朽王朝的殉葬品。

　　除工商业外，还有一种殉葬品，其价值的惨痛毫不逊色。这就是明末时期日渐觉醒的人文精神。

　　明末前期，即万历时期，李贽所写大量愤世嫉俗的文字在全国士人界造成一次“精神地震”。他的笔锋所及，直指孔孟礼教的凶恶与伪善，让士人震惊，让卫道者恐慌。他不屈不挠，他大义凛然，他视死如归，最后更以“七十老翁更何求”的气概拔剑自刎，书写了其人性的光辉与不朽，直让四百多年后的今人为之由衷喝彩。

　　李贽的文字遭到封杀，然而其思想的吉光片羽早已在明朝后期的思想文化界播下种子，尽管这种子还十分稀少，但觉醒和叛逆的种子毕竟已生根发芽。到了明末清初，出现了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思想三大家”，中国的人文精神已经上升到一个高度。自然，很多的人文学者并没有随着明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他们的学说和行迹一直延续到明亡几十年以后，但随着清朝文字狱的兴起，这些人文主义的余脉断绝了。

　　明朝末期，尽管国家动荡不安，但整个社会无论士人还是民间思想都比较活跃，那个时候，相继出现了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等作品，尽管这些作品中所宣扬的意识仍不时出现那些布满蜘蛛而又落满灰尘的东西，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那个时代躁动不安的社会心态，听到了他们对渴望幸福生活的呐喊和对腐朽黑暗的鞭鞑声。

　　那个时代及随后的一段岁月里，虽然黑暗的高压频频，但在野的少数士人依然敢于特立独行，他们抒发真情，直面黑暗，拒绝 “合作”。人文精神的浩然之气，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李二曲、朱耷之类在那个冷寂血腥的年代里大放光彩。这段人文历史，不光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了要荡气回肠，就连西方学者看了，也觉得可以算的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可惜的是，这“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成了那个腐朽王朝的殉葬品。虽然这种殉葬要迟于那个腐朽王朝的灭亡。可以说，人文精神作为殉葬品是后来的满清统治者将其推到墓坑里去的。

　　历史常常这样证明：那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死亡时要以青春的、甚至是新生不久的美好东西来殉葬。

◎ 此等好文！不得不顶！(10字) OICW (344995)于2004/03/27(22:52:32)..
此等好文！不得不顶！
◎ 　　下篇：二百年，漫长而又无谓的“轮回”(6593字) 母体 (344508)于2004/03/27(11:59:38)..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相距长达196年，然而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满清贵族统治的中国走了一个漫长而无谓的“轮回”。而这次轮回点对于二百年前的区别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被动挨打受奴役的噩梦刚刚开始，在整个地球上，华夏民族开始沦落为一个长期受宰割、受压迫的巨大整体。

　　满清的目光、胸襟与手腕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不争的事实？尽管在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当今，歌颂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红大紫，歌颂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在轮番热播，大量的官员和民众也在喋喋不休剧中人物的尔虞我诈和翻云覆雨，但我仍愿意站出来泼出一盆又一盘的洗脚水：这应该是一个被基本否决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回忆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世界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二百年，这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二百年，这西方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二百年，大清国到底在干什么？中华民族为何走了一个“圆” ？

　　让我们将聚光点对准满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与满清的政治策略极其相关，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抛去那种怨恨和鄙视的情绪，尽量以一种平和的眼光去打量这群人。

　　以不少世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成功了——而且是大获成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消灭南明政权到平定“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没费太多周折就彻底坐稳了江山。相比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清帝国政权的稳定性十分突出，对此就连西方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为惊奇：入关时人口只有百余万的满族人，不仅征服了几十倍于己的汉民族，而且在这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舒舒服服地当了二百多年的“主子”。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然而，也正是这种“奇迹”，给了西方诸强称雄世界、瓜分世界的绝佳良机！

　　在清朝的二百多年间，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人口相对极其稀少的满清贵族那根“警惕的弦”就始终醒着。尤其是更高层的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雄才大略还是如何懦弱无能，对汉人、对汉民族都是格外地警惕，这警惕里自然含有蔑视、恐惧和敌意。于是，为保住一姓（爱新觉罗）一族（满族）之私，满清贵族一门心思稳定自己的政权，又一门心思在琢磨汉人、研究汉人、遏制汉人——因为汉人不光是他溥天之下的广大臣民，更是随时都可被取而代之的对手。

　　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的历史学者还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承认满清统治者的手腕要远远高于元朝时的蒙古统治者。前者不去触动汉人上层阶级的利益，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弘扬者，并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政治生态，打造出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以汉族士人为辅的。但就是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合作关系，竟也让众多的汉族士人感到满足。这样，通过汉族士人来统治整个帝国的金字塔就稳稳当当地建成了。而前朝的蒙古统治者则不然，他们赤裸裸地把汉民族（北方的汉人与南宋遗民的南人）做为被欺压奴役的对象，甚至毫不掩饰对汉民族的敌意和蔑视。他们宁可让西域人甚至外国人来充实中上层的官僚集团，也不愿同汉人的“臭老九”们合作。失去这种“政治中介”的结果，使蒙古人入主中原坐稳江山的时间就大打了折扣。

　　相比于历朝历代，满清统治者们要收敛一些，要节俭一些，要勤政一些，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满清统治者做人为政更加虚伪、手段更加残暴、心胸更加狭隘，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满清统治者对汉人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并不悠久、文化尚处荒蛮、生活上还大多处于半是牧民半是战士的民族，其统治者对于如何稳定政权、如何对付汉人，其实极富心计。

　　怀柔和笼络自然是统治者的基本功之一，然而其民族作为国家的少数人，满族统治者时刻紧盯着汉人，警惕着汉人。依他们看来，任何事务都要试其与他们满清统治的稳定而定，否则无论其发展前景如何广阔，无论如何有利于国富民强，只要可能会带来对其政权的不安定因素，大都会被勒令阻止而夭折的。更有甚者，他们极其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吹草动，汉人们星星点点的思想异端在他们看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们会立即干净利索、毫不手软剪除，更多的时候甚至是“瓜蔓抄”式株连无辜，直至“斩草除根”而后快。满清统治者对于觉醒者尤其警惕，容不得一点的蛛丝马迹，见不得一点的风吹草动，不光如此，还要“防患于未然”，为“稳定”而捕风捉影，而风声鹤唳，而血雨腥风。为一姓一族之私，从而遏制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软化一个民族的骨骼，奴化一个民族的心理。其流风遗韵所及，以至于今天我们在热播的电视电影上看到的，仍是那个时代让人作呕的主子与奴才的嘴脸图。

　　在当今不少人对康熙雍正乾隆们所谓“政绩”、所谓“盛世”、所谓“千古一帝”而啧啧称叹喋喋不休之时，我愿意充当一个不受这些人欢迎的角色，去泼脏水，去揭脓疮，顺便再向这些文化群小们当头棒喝：一群当不够奴才的混蛋！

　　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我觉得，满清统治者整体上的“忧患意识”比较强，只是这“忧患意识”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国计民生和国富民强，而是将一姓一族之私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关注的只是如何让其满清政权“稳定、稳定、再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就必然接二连三地“涛声远去”了，正可谓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唐宋以来，造船航运业一直是中国的强项，然而到了清朝，中国造船航运的步伐大大停滞甚至倒退了，其原因大多也是为了“稳定” ——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当然，“无许片帆入海”的原因是为了“稳定”，因为那些不肯归附的、继续抵抗的乃至逃亡他国的汉人，大多与大海有关，与帆船有关。

　　顺治十八年（1661）秋，清政府厉行迁海政策，为配合消灭海上的抗清势力，拿出了“坚壁清野”式的绝招：清庭命令滨海居民迁移内地，还派出大量的官员到各地监督迁移，结果从辽东至广东的万里海疆，沿海居民被强行内迁三十里，史书上描写当时的境况是“燔宅舍，焚积聚，伐树木，荒田地，妇泣婴啼，流民塞路，民死过半，惨不可言。” 然而，为了“稳定”，满清统治者顾不得这些。

　　1684年是康熙二十三年，这一年应该是广大清朝渔民们欢欣鼓舞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全国解除海禁。解除海禁的原因是清王朝清除了“心腹大患”——继几年前平定以吴三桂为主的“三藩之乱”后，与过去的一年攻取对岸的台湾，消灭了割据那里多年的郑氏政权。海禁是解除了，但航海行商并不顺利，清政府陆续出台了很多的条条框框，如不许大船出洋了，不许商船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了，不许将船卖给外国了，不许多带口粮有越额之米了，以及出洋后不准留在外国了等等。为了令行禁止，请政府派出派水师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治罪下手也极重，如对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买船之人皆立斩；而对所去之人留在外国的境况，他们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同时行文外国，令其将留下之人抓捕后立即斩首。

　　可以看出，清朝制定出那么多详细的商船出洋条条框框，不少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但毕竟有些不大气。就连雄才大略的康熙帝晚年时也对此耿耿于怀，因为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的多达千艘之多，而回来的不过五六成，清庭就派兵船前去拦截去南洋的船只。康熙帝还预见性地谕告天下：“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所言。”事实虽被他不幸而言中，但他并没有想出以后御敌的良策，大概仅仅是如何能长期稳定地统治国内的汉人，如何让君临天下的接力棒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不断地传下去，就令他十分头痛了。

　　对于航运贸易的禁与行，清庭也有多次反复，在他们的心里，虽然贸易能带来不少税银，但大海和帆船总是带来一些“不安定因素”，甚至就连国内范围内的海运实行与否，直到1811年的嘉庆十六年还在争论，一些大臣甚至一口气说了海运的十多项“弊端”。直到十五年后的道光六年，国内海运一事才有转机：这年二月，海运至津。江苏试行海运米船，共九百余艘，运米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余石，于二十九日进入天津海口，极为顺利，海船卸米后，往奉天买豆南运。

　　一些事也夷非所思，如有一年嘉庆皇帝传谕到泰国国王那里，禁止再由中国商民代该国商船营运。因为泰国人不习营运，所以多雇佣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驾船。将泰国的东西运到中国的港口，返回时再带走中国的货物到泰国。但就是这样一种今天看来两好、双赢的方式，皇帝仍然插手阻止。为什么阻止呢？我斗胆推测：是顾及大清朝的体面，还是对汉人和他国异族有所防范？

　　费正清是著名的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他在详细论述了满清统治现象后这样结论：“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在矿产业方面，满清统治者的做法与航海贸易极其类似。

　　农是根本，这的确不错，然而死死抱住这一条，让民众老老实实地经营土地，限制商业，不准开矿，却成了满清统治者的一种“传家法宝”。为开矿一事，满清统治者的心态十分犹豫，从动机上来看是尽量限制，为此从清初一直争论到十九世纪初，开矿与禁采，反反复复，总的原因是民间的渴求极强，而清庭的担心顾虑也极深。这种担心顾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影视媒体上被吹得浑身发光的雍正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否决了两广总督有关在广东开矿的奏请。在传谕中，先是讲了一通“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之类的大道理，接着就说矿场是“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的场所，必然会难辨奸良，成为不安定因素。对于开矿带来的税收，作为皇帝的他根本是看不上的，因为“朕富有四海，何藉于此？”

　　满清统治者们对开矿一事十分谨慎，除担心矿场杂人易生事外，还担心开矿很冲了他们的“龙脉”和“地气”。如乾隆五年允许召商采煤，而大臣说服皇帝的理由首先便是“无关城池龙脉”。需要说明的是，允许采煤的这一年已经到了1740年，距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近一百年！

　　但不要以为此后在开矿上就一路绿灯，一朝天子一朝思路，1799年的嘉庆四年，乾隆刚死不久，嘉庆皇帝就下令禁止在畿辅开采银矿，理由酷似他的爷爷雍正那一套。历史真会玩戏法，直让后人感到悲哀与无奈！

　　其实不光航海贸易和矿产，其实很多事物如能正常发展，都可成为突破口，进而成为民族自强的一种机遇。如1840年代的英国之于羊毛纺织，结果就成了其工业革命的导火索。但是，满清统治者绝对不要什么革命的导火索，哪怕从此这个民族一跃会跳入龙门！不，满清统治者们梦寐以求的，是其膝下永远跪着时刻愿为其肝脑涂地的亿兆臣民，永远舒舒服服地当着那被拥着、抬着、呵护着的“主子”。

　　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我想说说鸟枪这件事——

　　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 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将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寡定成绩。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虑”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例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天下也就难管了。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细想起来，乾隆说的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但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显然是针对了国内，而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则没做什么考虑。这恐怕就是几十年后中国与英法军队对阵时，我们从历史电影里痛苦地看到：在对方的枪击下，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药射程极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我想，这一点，也许乾隆未曾料到。进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后悔，因为此后其满清的王祚毕竟还延续了60多年。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危及他们政权的还有甚于“鸟枪”的，这就是汉人知识分子里少数人的异端思想 ，有了这些思想将必然生出反骨，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便有了无数株连无辜、惊草木而又泣鬼神的“杀无赦”。

　　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庄廷鑨一案，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氏集团这些玩“枪杆子”的对手后，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笔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狱起。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历年号，就被检举揭发，为康熙大帝所怒，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被戮了尸，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狱中杂记》的方苞。

　　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大义觉迷录》被收回了，于是当时“被猫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来，还是照杀不误。

　　根据史料上记载，清朝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等等。这里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皇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的余威的确巨大，以至于清朝中后期众多的士人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其实与世无益。“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看不起这样的文人，但举目之下，有几个文人学士不是如此？

　　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停滞，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噤若寒蝉，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整体的活力。其实，在年轻气傲的龚自珍准备彻底抛弃那种没有趣味没有意义的“虫鱼学”的时候，却已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成了一个不仅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极为缺乏的衰世，甚至还是连才偷才盗都很少见的社会。1820年，正是整个西方世界朝气蓬勃的时候，而在清朝这里嘉庆皇帝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旻宁定下了以后用的年号——道光。就是在这一年，这位中国旧世纪里最后的伟大诗人，在某个城郊的某一个灯火参差的傍晚，走进了深深的芦苇丛中，他劝人千万不要再登高望远，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间已经是沉沉暮气了……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十九年过后，还是这位诗人，只不过早已不再是英姿勃发，而是变得更加抑郁和悲凉，面对长夜难明、万马齐喑的死寂，诗人忍不住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内心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空) 我用佳能A70 (344959)于2004/03/27(22:00:03)..

◎ 　　尾声 (2143字) 母体 (344509)于2004/03/27(12:00:10)..


　　1840年以后的多年，“天公”并没有抖擞，降下的却是无比深重的灾难。然而，惊雷毕竟响了，人材毕竟醒了。但人们醒来时，家园已破，景物已非，国已将不国，整个民族沦落到一种俎上鱼肉的境地。

　　有人说康熙伟大，我怀疑。

　　有人说雍正英明，我嗤之以鼻。

　　有人说乾隆潇洒，我真有些懵懵懂懂了。

　　但说这是极端自私的一群人，我却相信。

　　17 世纪末，在西欧的岛国英国，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控制了政局，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从而为“日不落世纪”的来临奠定了基础。而在经济落后的东欧俄国，彼得一世开始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本人不仅从形象上剔去大胡子换上西装，而且从政治、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上全力倡导革新图强。而在清朝，康熙帝在其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后，却是一面将自己极力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一面又于无声处时时警惕着全国各地的思想异端，并且不时“凌厉出手”，用“文字狱”的大棒将天下士人打得噤若寒蝉、鸦雀无声。而他所御用的西方学士，不过用其在历法上日食月环之类的准确性而已，其实把这些人当作了朝廷宫中的装饰，至于西方的种种科学技术应用等等，几乎全是扯淡。说康熙和彼得一世是同时代的人，让人感觉有些时空错位。

　　在18 世纪初，文化启蒙和自由思想的火种开始在欧洲大陆上烽烟四起，众多的欧洲青年们开始热衷于“周游列国”式的文化旅程，旅程让这些欧洲青年们强了筋骨、开了眼界、长了精神，继而让这些青年们成为欧洲觉醒和崛起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移民的相互流动，欧洲各国的文化、贸易开始交流和碰撞，其结果是碰撞出火花，碰撞出真理，最后碰撞出一个列强雄起、生机勃勃的欧洲。而与此同时，西欧诸国正为海上霸权而你死我活、硝烟四起，而中欧的普鲁士也正在悄悄崛起。正是在这个当口，雍正在干什么呢？前文已经提到，这个将各种伎俩玩得飞转的阴谋家，其实心胸格外狭隘，他所做的漂亮事，一是全力围歼那些思想异端的士人，一是严令禁止开采矿产和海上贸易。这样的人，有人歌颂说其统治下的中国如何进步、如何发展，让人如何相信？

　　18世纪末，法国进行了大革命，巴士底狱这个象征封建专制的堡垒被人民攻占，贵族的特权被废除不久，《人权宣言》得以发表；而随后不久，在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功成名就的华盛顿力辞他人劝进皇帝位，在总统四年的任期后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奋斗终身”而毅然离去……而就是在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乾隆皇帝在赚得诸如 “十全老人”之类的众多浮名后，在为君称朕六十甲子年禅位后，在继位的儿子面前依然留恋他的皇权，而众多的社会危机正“十面埋伏”于后任者的周围。说乾隆处在这个伟大的时期，说他与华盛顿是同时代的人，让人简直不相信。

　　然而，在甲申年又一次来临的时候，我又一次想到那棵树，想到了那棵树时，有些事我相信了：同样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空间。

　　17世纪40年代，相隔几万里的东西方两位君主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仅仅是另一种开始的一个楔子——

　　在此之后的近二百年间，东方那个庞大的帝国继续重复着那大而无当的梦，奴性的心理、窒息的思想和腐朽的制度，使两三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江河日下了，帝国与其说是“沉睡中的巨人”，不如说更像一位“病夫”——只是这“病夫”不光四肢无力，而且脑子也不好了。而西方那个岛国在近二百年的光阴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近代史的第一页先从那里翻开，其人文科技、法制思想和工业革命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

　　1793年的那个夏天，英国使团驾驶他们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们以补贺乾隆皇帝80大寿的名义，拜见了大清帝国的“九五之尊”。乾隆和满朝官员格外重视的，是英国使团如何行礼跪拜，而对其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地理仪器、钟表、船只模型和武器等等东西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这年秋天，领队的马戛尔尼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他十分肯定地说：清王朝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胜过邻船的地方，只有体积和外表。并认为英国会从这个国家中捞到好处的。英使团离去40多年后，即17世纪 40年代的近二百年后，两个国家第一次进行较量时，东西方早已没了那架“天平”，世界成了一边倒的舞台。

　　两个国家较量时，虽然大清国也崇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泱泱四亿人的大国却没有几人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 ？ 英国到底有多强？据说，连林则徐、魏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人”其实也所知了了。

　　这次较量，其实也是两个国家二百年积累的一种较量——当初的历史是否是一种前因？但无论如何，后果是有了。

　　还是那棵树，回首时它已变成了三百六十年前的那棵树。那棵树应该让人警醒，让人深思，让人发奋。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后怕：政治的惰怠、残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众心灵的冷漠、闭塞、自大和麻木，几乎葬送了一个长时期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民族。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庆幸：一个经历过掉下悬崖、后又爬出谷底的民族，已变得清醒，正恢复着元气，她渴望着更加强壮与成熟，也就是说，她渴望着新生。

　　雪晴


　　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五点二十分于家中草成

　　甲申年正月初八卯时菏泽

　　二月八日定稿

zm799

大近视网--------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米脂清代李自成行宫戏台



【历史背景】《短命的天下》
　　六十年前，一篇吊祭李自成革命的短文在西柏坡被毛泽东当作整风教材推荐给了全党同志，当时正是毛泽东即将带领胜利之师进京赶考的前夕。这就是《甲申三百年祭》。至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读书时代，这篇文章还是语文课本中的必读篇目之一。其篇顾名思义，是回顾和反思1644甲申年3月19日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大顺建朝，转眼也灭亡之史实。改朝换代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平常至极，如夏周唐汉，凡三五百年，如大秦三国，或二三十载，均可一现。但《甲申三百年祭》偏偏着眼于明末清起之一时点。看完全篇，方知该文意不在明，而在继明而起瞬息即逝的大顺政权，他的建朝立国到灭国瓦解只有四十来天。
　　
　　对于明朝的灭亡就如先前各朝的灭亡一样，不出意外，也不应奇怪。看看崇祯年间的景象，可知明朝进入崇祯时代，早已陷入了末世状态。魏忠贤与客氏名奸巨贪的暴露，已显朝政乱象；崇祯依赖宦官治国，既说明政府里精英人才的馈乏，也说明自身政治才干与治国能力之不足；朝四暮三，轻信妄断，今天削籍大臣，明天大辟疆吏，显现其统治手段的简单、粗暴与无奈；而频繁有那么多的大臣疆吏做出让皇帝生气的事而被削籍大辟，也说明其统治集团的腐败与没落；连年旱蝗成灾，“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剥树皮而食，……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遍地难民饿殍，“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1，浩荡皇恩此刻却“苛刻寡恩”2，口惠而实不至，也自丧失了民心。而卧榻之侧的关外，皇太极的满清大军虎视眈眈。内外交困，朝纲失措，一应王朝灭亡的条件俱已具备。应该说，明朝的灭亡是劫数已到，在劫难逃，不灭亡才怪。即使不葬身在李自成的大顺起义军手中，也会被大清的虎狼之师埋葬，或者在蜂起云涌的民患中焚毁。
　　
　　真正让《甲申三百年祭》感叹的，是那个转瞬即逝的大顺王朝。这个王朝本也该象大汉王朝、大明王朝一样名垂青史，但是由于它的短暂，它终于没能登上中国的历史朝代年表，李自成也未能与刘邦、朱元彰齐肩列身于中国历史的帝王谱系表。人们感叹的，正是它在已经象所有王朝那样缔造者已将革命推向成功、并已象模象样开朝定都的情况下，缘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转眼烟消云散，灰飞烟灭，沦为历史闹剧，成为过眼云烟。
　　
　　几十年来，人们在阅读《甲申三百年祭》时，最普遍的解读是《甲申三百年祭》作者借字里行间潜示，毛泽东通过《甲申》一文领悟并提醒全党同志体会的这样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警醒革命成功者不要重演大顺政权的悲剧。人们据此还进一步解读出大顺政权的失败是因为它的缔造们者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骄傲自满，二是腐化堕落。两大原因中，犹以骄傲自满为主要原因。
　　
　　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这样谈论他的心得：“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这篇文章，不要犯李自成的错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他与刘、朱、周等革命成功者“进京赶考”时互相勉励与诫勉全党的，也着重在如何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内容上面。
　　
　　事实证明，毛泽东等第一代革命领导者借《甲申三百年祭》给革命胜利者的警示确实具有高瞻远瞩的作用。进京后至今，转眼又到了甲申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已快屹立六十个年头。这期间也有风浪坎坷，也有内忧外患，和李自成一样进京不久就遭遇外来强敌与美军在朝鲜战场交战，面临比破坏一个世界更难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经济建设的任务，甚至还经历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险恶的国际环境，然而共产党政权终究没象大顺政权那样垮掉、烂掉，没有象大顺政权那样来去匆匆，没有重演黄炎培所担心的历史周期律，而是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正在带领全国人民在新世纪创造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辉煌。在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下，社会经济正在持续繁荣，政治文明正在深化发展，国家民族正在走向稳定富强。不能不说，毛、刘、周、朱一班人进京赶考时清醒的头脑、睿智的远见，给革命胜利者打下的免疫针所发挥的免疫力发挥了作用，共产党人没有骄傲自大，没有固步自封，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在政权意志的支配下，在谨慎、学习和一个个转变中成熟起来。同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特有的自律、纠错和去腐的组织机制，对于遏制组织的腐败和溃散，促进组织的保洁和良性发展，也展现出非凡成效。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余年、建立政权近六十年之不倒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共产党政权与三百六十年前的大顺政权相比，要高明得多，高尚得多，高超得多。三百年后进京赶考的共产党人，确实不同于李自成当年带领的那批考生。
　　
　　两批进京赶考的考生，一个落魄而退，一个巍然屹立，除了时运之外，其实潜有颇令思量的奥妙。从思想境界而言，共产党政权与大顺政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他是一个与中国历史所有政权组织迥然不同的政党。共产党人在他的章程里面就明确宣示其斗争目标是为全人类解放。而李自成集团与刘邦集团、朱元璋集团一样，其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迎闯王不纳粮”、解民众于倒悬等宣传，从其后李自成的表现来看，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非出自自成的真知。
　　
　　其实李自成集团不乏高瞻远瞩之政治英才。李岩加入李自成集团后对李自成集团的战略运作所发挥的作用，从他为李自成拟就的“均田免粮”、“迎闯王不纳粮”4争取农民阶层等政治策略看，他也是个张良、朱升类的人物。如果真能让李岩等谋士的意念成为集团意志而加以贯彻，大顺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应该顺理成章。然而仔细比较史实，于无声处就陡然现出历史发展的泾渭。刘邦集团攻入咸阳后，张良、萧何一批谋士为刘邦审时度势，施行不抢掠、不称王、与百姓约法三章的策略，大施仁道，争取民心，为其后与项羽决战并最终战胜强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朱元璋在兵克徽州，胜利在握之际，采纳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项策略，收揽人心，夯实政权基础，直到条件完全成熟方才登基称帝，万无一失地保证了三百年基业的到来。三百年后的共产党政权不仅在进京前后谨小慎微，不骄不躁，进京后即在中央机关办公地新华门立下“为人民服务”的石屏，以明宗旨；在建国已24年后，毛泽东仍然借重朱升策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小心立政，谋求政权的稳定和长治久安。项羽、张献忠之辈以勇谋天下，未得人心，难得长久，或自刎垓下，或亡命天涯。而刘邦、朱元璋收揽人心，再取社稷，醉翁之意，在长久王道。策略各异，不同结局。要论从楚汉竞雄到满汉角逐到国共相争，政权竞争百舸争流的成功与否，无不以民心的归附与否为焦点。《明史》中记录马世奇《廷对》的一段话就讲得很有意思：“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不得民心，焉得民附。在李岩等一班谋士的正确导引下，那时的李自成是颇得民心的，颇有一呼百应之势。
　　
　　看看李岩进京后向李自成上疏提出的四条谏见，可知李岩确是在大顺王朝最需要金玉良言之时提出了金玉良言、并将金玉良言提供给了决策首脑的经世之才。
　　
　　第一，他要李自成待“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并由百官“选定吉期…修茸洒扫…礼定仪制”后，以帝王之道登基。
　　
　　第二，他主张对前朝官员追赃，应分别对待，“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不枉不纵，严明政令。
　　
　　第三，他主张“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不应在城中扰民作乱。并劝自成“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第四，他提醒自成吴三桂因陈圆圆事“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建议“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5
　　
　　应该说，李岩这四条有针对性的谏见，是极有见地的。
　　
　　睿智的政治智慧、高明的政治谋略和杰出的政治远见，是中国历史所有开国君主和开国元勋的共有特质。就中国文化之深厚，历朝换代之际出现几个高明的智识谋士是不成问题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智识之士之政见是否具有影响力，君主是否愿意听，是否愿意采纳这些政见。
　　
　　刘邦、朱元璋以其深明大义的见识，采纳善言，尽得良辅，终究得成正果；毛泽东自己即熟读历史，智识过人，许多远见卓识胸臆自出，在进驻北京、攻陷南京之际，仍然谆谆告诫全党“不可沽名学霸王”，建国后不当大元帅，并常敲警钟警醒全党，为共产党政权屹立数十年而不倒，居功至伟。反视李自成，一代枭雄，起事之初尚能“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6，采纳李岩之言，做出一些除暴恤民、收揽民心、礼贤下士之举，略有刘邦、朱元璋等草泽英雄气概，也曾创造过“人之所附”之势。然而一打进京，稍有成就，却走向反面，迅速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在内有忧患外有强敌基础未牢的情形下，就耽于华盖，贸然称王，即使对李岩在政权关键时刻所上的如此重要的疏谏，读之却“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以致坐等败局7，功垂事败走向末路。进京后不善纳言、不用忠言、听信谗言等诸般表现，证明其智识之低能远不如陈婴8，政治意识之低下逊色汉唐宋明开国之君也不知几里，不堪为一代帝王。
　　
　　自成之遇李岩，恰如刘备得遇诸葛孔明。从李岩向李自成所作的一些政治策略，即可见其超人的见识。初早之时，岩向自成进言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又请自成散所掠财物赈饥民。上述建议自成从之，起义军形象为之一振，“从自成者日众。”王气大增，战争形势为之一变。由此可见李岩智识，的确可为王者师。自成若自始至终悉心听取其辅佐，不信王位不取。进京之后，观其乱象，李岩以其智识，向李自成输肝剖胆忠言行谏，而自成终究未效刘备诸葛故事，对李岩政经之才金玉之言并不重视。对李岩的定位只是个二品制将军，地位低于愚武刘宗敏（一品权将军），低于宋献策（开国大军师），低于牛金星本（大祐阁大学士，为李岩引荐），可见李自成头脑中以亲疏视人，并不懂得知人善任之为君之道9。罩上黄盖，其表现更是得意忘形，不识大体，极不成器。李岩、宋献策等智识之士之谏见，终究未能转化为首脑的领导意识，并进一步推进为政权的集体意识，从而整个集团浑浑浊浊。在各自囚徒思维方式支配下，这群胜利者过早地陷入了内部倾轧，在集团中央层次就出现了牛金星对李岩的构陷，最终李岩和宋献策在内耗猜忌中被杀被逐。内耗的恶果未必比外敌的打击对政权所造成的损失更小。待政权上下在清军入关的攻势中头脑清醒过来，明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时，已难力挽狂澜。李自成作为统领，自当为其缺乏政治远见统率不力的不可饶恕的致命性错误负责。自成之过，昭然若揭。
　　
　　政权集团意识的短见还可在各级文臣武将入京后的表现找到证据。进京其时，骄傲的条件并不成熟，关外清军屯兵欲进，吴三桂兵团还未解决，连通常开朝建国后大赦等大政也未实施，李自成却急急忙忙住进皇宫体验龙床的滋味；牛金星俨然以丞相身份忙于筹备登极大典；将军刘宗敏忙于拶夹降官，拷掠富绅，搜刮财富，“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索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几十万士兵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大家都纷纷然，昏昏然，陶陶醉醉，歌舞升平，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上下官兵一齐动手，急匆匆地急于收获胜利果实10。现今小小警队长冒功求荣巧取豪夺豢养衙内颐指气使欺压盘剥胡作非为的事，想来在当时大顺的下层校尉和官吏中也应是常事。这与明朝弥留时分的景象何其相似：“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11。”这些胜利者此时已没有了纪律严明仁道之师的模样，而呈现出一副烧杀抢掠乌合之众的面貌。明朝败象乃是累积了几百年的龌龊，大顺政权仅进京四十天，政权的堕落与疯狂就达到了那些亡国之朝的程度，败坏出如此迅速，实在令人惊讶。这使人想起刚被他们取而代之的崇祯王朝。可叹的是殷鉴未远，大顺政权就陷入了同样的覆辙。这个王朝正是在崇祯的蛀食和纵容、以及他的官吏们的努力蛀食下归于灭亡。可以想见大顺的政权组织，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集体约束机制，甚至也没有建立或试图建立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合乎一个稳健政权应有的集团意识。牛金星、刘宗敏等政权里的大小官吏都沦落为了最无理性的白蚁，以为政权已经不朽，人人都化成了凶猛的白蚁，拼命地啮嚼大树，拼命地内耗相争，悄然制造自己的末世，挖掘自己的坟墓。他们似乎并不明白人人所寄生的这棵大树正是他们的依赖，也不明白他们的最大利益在于这棵大树之不倒。在上下一心的咀嚼啮咬下，可怕的结果果然很快就发生了，树倒蚁亡，作猢狲散，人亡政息重做流寇，只是这时的觉悟已经于事无补了。集体性政治意识的缺乏，终究葬送掉了大顺政权这棵大树，也毁灭了依托大顺而存在的每一个人。那些早早就灰黑帮化了的大小头目，也必须为自己缺乏政治责任和集团利益必须建立在多赢共存生态意识的短见所带来的恶果负责。
　　
　　这次进京赶考的恶果直接决定了李自成集团的最后结局。他们在京城的表现，使得溃出京城的大顺政权被公众视为了黑帮集团。其实人民并不相信李自成当了皇帝社会就真的进入了“不纳粮”圣境的表白，中国老百姓几千年的观念中，从来就没产生过当政者是“公仆”的念头。只是与明王朝贪官酷吏的比较中，他们寄希望于新的政权清明一些、廉洁一些、公正一些。他们心目中对政权形象的诉求，更接近于期盼皇帝和政权系统能是一个好的利益代理人、经纪人和保护者，是一个在黎民百姓法理中符合公正、仁道、宽厚等特征的青天老天爷的观念。他们对皇帝和政权官吏适当的特权与待遇也并不反对，也乐于支付适当的报酬来换取官吏们提供公正、仁道和宽厚，甚至对各级官员额外分摊的“粮耗”、“火耗”、“羡余”12等负担，只要不危及生存，黎民们都采取容忍的态度。他们对崇祯政权的放弃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横征暴敛和欺凌敲诈，由此他们将明王朝视为了欺民肥已只图私利的灰帮集团和黑帮分子。李自成集团进京后的急剧变质，使他们既无奈又伤心。这种民心的丧失从以后大顺政权残部的结局中可见一斑。
　　
　　李岩、宋献策这样有头脑的人被杀被逐，从上到下迅速的灰黑帮化，内树强敌外招强患，苦心换取的民心又迅速丧失，这个刚刚长成的大树随同白蚁一同倒塌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李自成率军退出京城就再也没能东山再起，溃逃各地的各部也没能建立根据地，自成本人躲藏在九宫山，怏怏不起，落魄而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辉煌一时的大顺政权就此彻底覆灭。
　　
　　大顺的组织者们对集团意识和政权意志的构建缺乏重视还可在组织机构上找到确证。不论在进京之前还是在进京之后，大顺政权内部都没有形成正确的掌握政权、建设政权的必要意识，也没有清晰并富有远见的政治理念，自然也还没有维护政权意识的《内部监督条例》之类的东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李自成领导才能和政治资质的低下。
　　
　　事关政权前途的大政方略未能成为政治集团的政权意志，未能在制度和人事组织中得到体现，未能在集团成员中贯彻为集团意识，集团成员从上到下始终受狭隘短视和自私的农民意识所支配，这是李自成政权如此短命并迅速失败最根本性的原因。骄傲自满只是其表象，腐化堕落同样也只是其外在的表露。就如严、和、胡、成13等辈明知人生消耗甚少却偏要贪敛巨大财富并且为财而亡，其实贪财暴虐只是外在，人生观念和政权信念的缺失才是内在的根本。
　　
　　对这次几乎就要大功告成的王朝梦的最终破灭，我们无法找到李自成入主紫禁城后的李氏皇家档案来追寻他们当时的思想状态，而各方流传下来的史实记录给人的印象，是这些胜利者的目标仅在于占据社稷，仅停留于占据社稷，而不是经营社稷。因为他们并没在经营社稷的课题上下功夫。李自成起于草莽，出于草莽，最终还是没逃脱草莽的心态。与雄才大略入主中原的敌人皇太极相比，与虽负恶名却异常勤政的雍正相比，与三百年后未雨绸缪深谋远虑的共产党人相比，甚至与同样起于草莽的刘邦、朱元璋相比，自成委实算不得真豪杰。
　　
　　事件的偶然性往往昭示着历史的必然性。假如李自成创业时是什么风范成功时还能保持那种风范，假如大顺集团进京前是什么风范进京后还能保持那种风范，假如李自成集团能够将李岩的政经理念上升为政权意志，假如大顺的官兵们具有足够理性的集团意识，假如集团由白变黑的进程不那么快或者稍稍迟缓一点，假如李自成作为集团首脑的政治理性和资质稍稍多一点，假如政权官兵此前也经历过整风运动、脑筋里有那么一丁点儿大局意识……如果这些假如有一个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话，即使后来退出京城与清军进行长期抗战，其胜负仍难预料，不至于落到一败涂地的地步，历史的图景也未必是现在的模样。然而种种假设都不能替换历史的真实性。就如法国人的假设不能改变滑铁卢的泥泞已经带给拿破仑的失败一样14，三百六十年后今天的中国人也不能依靠假设来重塑大顺政权的命运。
　　
　　北京依然还是北京，紫禁城也还是那个紫禁城。可曾经端坐里面的崇祯、李自成、溥仪都先后离开了那个地方；把紫禁城从北京搬到台北的蒋家父子也离开了他们心仪的城垣。不知今天到北京故宫、或台北故宫旅游的人们面对斯城斯殿，还能感受多少触动，还能发出多少感慨！
　　
　　
　　1均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马懋才《备陈大饥疏》。
　　2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流贼传》。
　　3毛泽东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4见《李自成传》
　　5前述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北略》。
　　6见《明史》。
　　7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北略》。
　　8秦末各地起义蜂起，众人推陈婴为王；陈婴审时度势，坚不称王。
　　9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据《北略》和《甲申传信录》。
　　10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11崇祯《罪已诏》。
　　12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官吏除领取皇帝薪银外，还巧立名目捞取私财，如补征粮税耗损的部分叫“粮耗”，补征上缴银两溶铸耗损的部分叫“火耗”，皇帝默认各级官吏以这类方式获取的收入，并将这部分收入称为“羡余”。两千年封建历史中，它们都是官吏们合法的非法收入，皇帝和黎民对此都采取容忍的态度。
　　13严世蕃、和绅、胡长青、成克杰皆前朝今世以贪贿奸恶著称的历史名人。
　　14至今仍有相当多的史学家认为，拿破仑在滑铁卢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失败纯属偶然，如果当时那名信使顺利将信息送达增援部队，滑铁卢之役将不会战败，欧洲历史也将改写。
　　（文/辜世伟，摘自中新网）

zm799

---------联合网栈-----------------------------

殺人魔王張獻忠屠川史


１﹒入川前屠憫者說張獻忠的軍隊紀律嚴明，說他好殺是滿政府造謠污蔑編造的結果。事實如何呢？張在入川前就以殘暴好殺好色聞名，請看清政府嚴厲查禁的反清知識分子明彭孫貽著《平寇志》：崇禎八年張獻忠焚毀鳳陽，“士民被殺者數萬，刨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廬舍2650餘間”。同年12月，八大王（即張獻忠）攻克和州，“是時殺戮慘毒，有縛人去淫其妻殺之者；有趨人父淫其女而殺之者；有裸孕婦共卜腹中嬰兒男女刨驗以為戲者；有以大鍋沸油擲嬰孩於內觀其跳躍啼好以為樂者﹒﹒﹒所虜子女萬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兒趨，暴殘恆古未有﹒２﹒殺農民除城盡剿 凡居四野均叛逆，悉行剿滅，城內俱良民免死 屠殺方法是張的軍隊“前一日布兵環圍，次日開剿，四下齊向中央搜殺，如圍場合龍口之狀”。彭縣一帶城野的分解線是離城五裡， 搜各州縣山野，不分男女老少，逢人則殺 （《蜀難敘略》，侯之鼎《時變紀略》，費密（川人，與張獻忠同時代，目擊證人）《荒書》，《蜀亂》）３﹒殺知識分子明末張獻忠在四川所建立的“大西”政權，開過６次科舉，有兩次以大屠殺告終，隻有４次是成功的，產生狀元４名。據《紀事略》等史書記載，有個叫龔濟民的儒生，在應試策內肉麻地吹捧張獻忠品德超過堯舜，武功蓋過湯武，張獻忠看了心花怒放；更覺得他的名字好，是濟世安民的好兆頭。便將他第一個“抓舉”為狀元及第，實屬扯淡。有個老童生熊炳，中了探花，自然是欣喜若狂。但在廷試策中，他好心好意勸張獻忠不要局限於蜀中，作井底之蛙，要放眼全國，富有四海。張獻忠公然認為這是諷刺自己，將熊炳凌遲處死，將其家中女眷打入娼門。順治二年，張獻忠發詔舉辦“特科”，征集各地舉人、貢士、監生、民間纔俊、醫卜僧道、隱士應試。“軍法嚴催上路，不至者殺，比坐鄰裡教官”“獻忠調遠近鄉紳赴成都盡殺之。調各學生員聽考，到則禁之大慈寺。齊集之日，自寺門兩旁各站甲士三層。至南城獻忠坐南城驗發。如發過，前一人執高竿懸白紙旗一付，上書“某府某州縣生員”，教官在前，士子各領僕從行李在後，魚貫而行。至城門口，打落行李，剝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牽至南門橋上斲入水中。師生主僕悉赴清流，河水盡赤，尸積流阻，十餘日方飄蕩散去”（《蜀亂》，作者歐陽直當時在大西政權任職，可信度讀者自明）屠殺了“自進士以至生員二萬二千三百有零，積尸成都大慈寺”。（《寄園寄所寄》、《平寇志》、《蜀碧》）4﹒兩屠成都一屠成都即各史書上著名的“中園之役”。1645年11月22日獻忠決意殺全城居民，先暗譴一人偽報某路敵軍將到，將赴戰。軍人大隊出城，分布各處把守要路，以防百姓逃走，城內之兵遍搜各家鋪戶，驅逐百姓出城。由東南二門出，齊集沙壩橋邊 .(〈四川通志〉)殘殺之後,成都為之一空,除少數官員外別無居民.荒涼慘像，不忍矚目。獻忠剿滅成都後命令各鄉鎮村民移居成都 .(〈聖教入川記〉，作者是西方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被張封為“天學國師”，屠城目擊證人).大順三年張獻忠撤離成都,焚毀全城,再將詔勸進城者全部屠盡.(《蜀亂》)成都街道及民居不可復識達10餘年。（〈成都史志〉）官方史籍如《明史》者， “城內雜樹成拱，狗食人肉若猛獸虎豹， 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遍體皆生毛”，成了白毛女的老祖宗。 “成都地區千裡無煙”、“舉城盡為瓦礫”。虎豹白日出沒，清軍入成都時為防野獸，隻好夜宿城牆之上。5.屠州縣張獻忠 “將卒以殺人多少數功”，殺少了自己要遭剝皮。（〈明史〉）史書上關於張屠城的記載比比皆是，三屠保寧，屠綿州、鞏州、順慶、廣元、潼川等等不勝枚舉。其中極大規模的有：1645年秋,馬元利、艾能奇屠成、龍兩府（《明史》《蜀碧》）崇慶（《蜀亂》）劉文秀屠鞏州，鞏蒲二百裡為血肉之湯。接屠丹陵。10月屠蛾眉（《灩預囊》）1646年春狄三品屠眉州。是年夏屠順慶。（《明史》）1645年令孫可望等四將軍分道出屠，窮鄉僻壤，深崖僻谷，無不搜及。得男手足二百雙者升把總。正月出，五月回（《蜀碧》）。“每官兵回營，以所剁手掌驗功。凡有軍官衙門掌如山積。而成都城內，幾如假山之千疊萬峰”（《蜀亂》歐陽直）。獻忠所到之處，無論男女老少及牲畜悉行誅滅，房屋皆焚毀，山林亦遭毀滅。四鄉已無人跡，皆為曠野。（〈聖教入川記〉）6﹒殺戮士卒屠殺開始以殺軍中收服的四川籍降軍和新兵為主，正月初十獻忠傳令“年十五以上殺之，各路彙集所殺衛軍75萬，新軍23萬六千，家口32萬。”“獻忠欲北行，惡其同黨太多，多置諜者以伺查營伍，有偶語者及小過，俱置之法，並連坐。。。是日即殺十餘萬人”（〈蜀亂〉）對四川官兵的屠殺在其撤出成都，經過順慶時終於“徹底解決”。“即而無民可逞，乃自戮其卒，日一兩萬人，初殺蜀卒，蜀盡及楚卒。楚盡乃殺同起之秦卒。。。凡領人頭目，每日必開報十餘人赴死。先疏後親，親盡及己”（〈蜀難敘略〉）7﹒殺大臣性情暴虐，每日均殺人。大西的官員本有九百人。張獻忠離開成都時還有７００人。到他臨死時隻有２５人。大多被他殺死。或令鞭死，或令將頭皮截去，或凌遲碎剮，種種非刑，一言難盡。（《聖教入川記》外國傳教士）8﹒殺女人？？忠率？的部？於行？四川？,？？了成千上？川女之後,必砍其？腿而？？於荒野堆成小山“名為95塚”........離開成都前，張命令各將士自殺其新收婦人。獻忠後妃３００人除留２０人外餘均殺絕。張軍許取女人，女眷皆由摟搶而來，“其屯留久者，或已成夫妻，有子女，軍行法令，轍慘痛。”各營所有婦女齊集一處，由兵圍繞，另選兵士一隊為刀斧手，號令一聲，亂戡亂殺，哭慘之聲驚天動地，所殺婦女，凡４０萬人。（馬爾定，1645年（屠殺當年）記於北京〈聖教入川記〉）（〈蜀碧〉：殺家口32萬人）。獻忠狂喜欲舞，向各官道賀，謂已脫離婦女拖累，前行無阻，定取天下。9﹒殺醫僧匠役據史料記載，明末清初大慈寺有僧千人，僅僅因為該寺藏匿一位明朝的宗室，張獻忠知道後便下令將這些僧人全部殺死（吳偉業（與張同時代）《綏寇紀略》卷十）“太醫院有舊制銅人，召諸醫至，考驗針法，有一穴差者立死。”“醫卜百工匠役之人，或托齋醮，或興大工，悉誘而殺之。”（《蜀難敘略》）10﹒以殺人為樂用"殺人如麻"這四個字形容張獻忠，顯然力度不夠。張獻忠創造了許多殺人的名堂， 譬如派遣將軍們四面出擊，"分屠各州縣"，名曰"草殺"。 上朝的時候，百官在下邊跪著，他招呼數十隻狗下殿，狗聞誰就把誰拉出去斬了，這叫"天殺"。又創生剝皮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四川通志》《明史》）。照《蜀碧》和《蜀龜鋻》所記載，他常常把小孩子擲在空中，任憑落下觸在槍尖上，看著那流著鮮血狂叫亂動的情況以為快樂。可見他的殺人，替天報復以外，還寓著遊嬉的意義。據說張獻忠以殺人為遊嬉的方法多得很，有一回，他已積起了一大堆的婦女的小腳，帶著他的愛妾去觀賞。看了一 陣，覺得那山一般的小腳堆上還缺少兩隻出色的小腳做頂尖，就把他愛妾的腳割下來放上去了。每到一處，他照例殺一大批人以後，還要把頭，手和腳分別堆積起來，點清數目以後，記一筆帳，還要刻在碑上。一天晚上，張獻忠把他自己的老婆和兒子都殺了。第二天很是懊悔，恨他的從人不去勸阻，於是把從人也都殺了。他的妻子固然服從他，他的從人連殺他自己的妻子都不敢去勸阻，更是絕對服從的；但他統統殺了。可見他的殺人，並非專為排除異己。張獻忠的殺人，有時無非出於好奇心，譬如殺一個狀元的事。他很尊重那狀元，隻是因為欽佩已極，要明白他為什麼能夠多纔多藝，就把那狀元活活的剖開肚子來看了。8﹒鐵證如山鐵證如山：成都驚現萬人坑當地報紙報道，成都市新南門立交橋施工工地連續挖出數百具人體骨骼，而且可能還有數目不詳的人骨埋在更深的土層中。記者在施工現場“隨處可見散亂的人骨，骷髏、腿骨、脊椎骨、髖骨 凌亂地堆放在工地的一角，其中一兩具尸骨保存還比較完整”。川大歷史繫陳廷湘教授認為，在一個地點發現如此多的尸骨在成都歷史上極為罕見。估計這與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兩次大屠殺有關，對地下文物的進一步研究將極大地彌補文獻記載中的不足。而成都市考古隊的魏主任更認為，通過對骨頭顏色和土層的判斷，可以初步斷定這些人骨是明末清初時埋葬的。而且從骨頭堆積的密度來看，這些尸骨是死亡後進行的二次埋葬。他推斷說，當時成都可能發生了一起大規模死亡事件。專家證實：尸骨就是張獻忠干的在現場我們看到，仍有大量枯骨被不斷挖掘出來，在一旁觀看的好奇者也非常多。市考古隊魏主任告訴我們，現場勘查情況進一步證實這些枯骨是二次性集中埋葬的集骨葬。極有可能是戰亂或瘟疫造成大規模死亡，後來尸體又被集中堆放在同一地點。“萬人坑”所在處靠近以前的舊城牆，地方偏僻，少有人煙，是處理這些非正常死亡尸體的最佳地段。根據尸骨的埋藏時間等情況和成都的地方歷史，完全可以推斷這些尸骨就是張獻忠屠城時在戰亂或瘟疫中死亡的人。魏主任稱，雖然這些尸骨對研究成都歷史有一定的意義，一本法國傳教士寫的書中說，那位傳教士親眼目睹了張獻忠軍隊就在南門橋外屠殺了老百姓。天臺山發現數百僧人骨灰，與張獻忠屠殺有關天臺山最近發現發現數百僧人骨灰。據史書記載，張攻天臺山，遭僧人抵抗。後從後山攻入，將全寺僧眾屠滅。我讀到《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等書上的這些描寫的時候，曾經懷疑寫史的人蓄意污蔑農民起義的領袖。這也是我們接受的歷史教育提醒我們警惕的東西。後來，偶然看到一些四川縣志上的戶口記載，得到佐證，纔不得不懷疑我自己的懷疑了。民國《溫江縣志》卷一上說，溫江縣由於張獻忠的屠剿，"人類幾滅"。1659年清查戶口，全縣僅存32戶，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闢"。民國《簡陽縣志》卷十九："簡州賦役，原額人丁8495丁，明末兵荒為厲， 概成曠野，僅存土著14戶。西南三省的總丁數從萬歷六年占全國總丁的百分之十降至康熙二十四年(AD 1685)的百分之一點六，其中，四川的丁數比例還要減少得更多，大部分地區以至到了“彌望千裡，絕無人煙”的地步

zm799

《甲申》备忘录
作者：人民政协报 转贴自：社会科学报 人民政协报 2004-3-18

　　本来，在“六十花甲”中，“甲申”只不过是夏历纪年的一个普通年号，然而，360年前夏历甲申年(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政治风云诡谲多变、值得回味、值得纪念的年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部攻占京城，夺取明末崇祯的江山。3月19日，崇祯吊死煤山。然而，李自成未能取而代之，18天之后就仓皇出逃，千辛万苦夺取的胜利转瞬之间便“无可奈何花落去”。300年后的1944年，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先生以其政治敏锐性，有感于历史上“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的悲剧典型，写出了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郭文所评述的明末史事，都是大事，当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被当作整风文献。今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再次提及该文，他怀着拳拳的爱民心特别强调：“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接受人民的监督。”今天，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转型和变迁的社会是敏感而又脆弱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期待着去除弊端，走向祥和。再祭甲申，我们坚信，没有什么可以逍遥于历史的法则之外。（《社会科学报》2004-3-18《再祭甲申》编者按）

《甲申》备忘录

　　■1944年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开始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

　　■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随后，解放区各地纷纷翻印，有多种版本面市。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54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3月，人民出版社再版《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做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1991年，江泽民两次在会议上提到重新读一读《甲申三百年祭》，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斗争搞不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

　　■2004年3月8日，中国史学界在郭沫若纪念馆集会，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

■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提到：“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起反腐败，我就想起60年前毛泽东主席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 （转自《人民政协报》2004-3-18）

zm799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前后

［ 作者：王戎笙 转贴自：人民网 2004年02月06日

编者按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六十周年，也是明亡之甲申三百六十周年。郭文及郭文所评述的明末史事，都是大事。郭文当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被当作整风文献。文中所评及的明末也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期，对中国在封闭与开放、保守与进取、封建化与近代化诸多方面的转向都有影响。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农民起义、封建专制、历史走向等重大问题。鲁迅先生很重视这段历史，而这段历史恰恰主要发生在北京。因此，理论周刊今年拟于“历史专论”栏刊发系列文章。今天，刊发郭沫若的秘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明史专家王戎笙的文章。

　　郭沫若当年为什么要写《甲申三百年祭》？我认为，就郭老当年的写作本意来说，是以明末腐败的历史，讥讽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至于把它当作一面历史镜子，并列入整风文献，告诫共产党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远见卓识。在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很久，他就在提前考虑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防止腐败。

　　为纪念明亡三百周年而作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５日，重庆文化界的一些朋友在郭沫若家集会，商量如何纪念明亡三百年。３月１０日，郭沫若完成了著名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初稿。初稿完成后，经过几天修改，即交董必武同志审阅。交稿后的第三天，《新华日报》就开始连载了。首次发表的时间是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９日。三百年前的３月１９日正是闯王进京、崇祯上吊、标志明朝灭亡的那一天。而且《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文章的主题，也是这次活动的主题，是纪念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发表的地点是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而不是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无论是《甲申三百年祭》，或是与《甲申三百年祭》配发的短文，都以明末的政治腐败，揭露国民党的统治。

　　不同党派的不同反应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国民党认为这篇文章是“影射当局”的，并于３月２４日，迫不及待地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社论指责《甲申三百年祭》是“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社论还说：“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郭沫若今天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敌寇，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这不但是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玷污。”此后一些报刊学着《中央日报》的腔调，异口同声地攻击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是败战主义和“帮助了外寇”，甚至骂郭沫若为“敌人的第五纵队”。

　　共产党人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延安《解放日报》于４月１８日和１９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时，加了长篇编者按，其中指出：“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却决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吴三桂在后来又‘变卦’了，而且真的变卦了，不像现在有些吴三桂们，表面上‘反正’了，实际上还在替日本主子服务）。”这篇编者按是反击《中央日报》３月２４日社论的。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５日出版的中共中央在重庆的机关刊物《群众》第９卷第７期上刊载了一组纪念明亡的文章。有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署名商辛）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寓曙的《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这４篇文章的共同旨趣在于围绕明末史事，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受。

总之，当时进步的文化人，都在借用明亡三百周年纪念，以明朝的政治腐败影射国民党统治。几乎是各党各派，政界学界，都把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看成是一次借用明朝腐败抨击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活动。只是立场不同，褒贬不一。

　　从《甲申三百年祭》的内容看作者本意

　　国民党之所以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影射当局”的，很可能是因为文中有多处敏感文字。其中，“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这里的“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如何如何，可能是最敏感的一段，因为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４４年也恰好是十七年。《甲申三百年祭》有１７０００字，揭露明末政治腐败、饥民遍野、官逼民反内容的，约５０００字，几占全文三分之一。《甲申三百年祭》中描述胜利时骄傲，包括“过分的胜利陶醉中一二位清醒的人”，总共约５０００字，也占全文三分之一。假如当年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是给共产党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敲一敲警钟，他就不会写出如下这一段文字：“（李）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

　　为何要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献

　　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几天，即４月２２日，毛泽东同志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提到《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一反众说，独出新解，第一次提出《甲申三百年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给共产党敲警钟的。６月７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的联合通知中也是这个精神。尽管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不是为了给共产党提供一面历史镜子；尽管《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中共中央却主动拿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号召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以后还利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宣传。要求全党吸取李自成农民军由胜利到失败的历史教训，在胜利面前要经得起考验，永远不能骄傲，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以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这表明当时毛泽东同志时刻在考虑如何使自己的队伍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善于并且敢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并且敢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尽管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的党，但毛泽东想到的是以闯王进京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要全党警惕在进城以后如何防止腐败。这说明毛泽东远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就在考虑如何防止执政党的腐败问题。这是毛泽东的深谋远虑，是毛泽东伟大的地方，也正是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的力量之所在。我们今天正在下大决心反对腐败，进行廉政建设，重温这段历史，可以从中领悟到有许多有益的东西。

　　郭沫若为什么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写一篇太平军经验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１日，毛泽东给郭沫若一封信，其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见图３）解放以后，郭老一直想抽出时间完成这个宿愿。１９６０年初，陈毅同志又向郭老提起毛主席要郭老总结太平天国经验的事。陈老总为什么这个时候重提毛主席在延安时的这个建议，不好妄加揣测，但郭老是很认真的。郭老要我与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历史所的负责同志商量，物色几个青年同志，组成一个小组，与他的研究工作相配合。郭老对治学方法，对一些理论问题，都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对书的编纂体裁，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要吸收我国史学史上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长处。为此他亲自草拟了全书的章节安排。

　　太平天国的胜利时骄傲的历史经验，要比李自成农民军丰富得多。郭沫若为什么中途搁笔，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写出一篇太平军的经验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的党，这时已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而且是１９５７年反右和１９５９年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之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太平天国的胜利时骄傲的历史经验作为共产党的一面历史镜子，是一件很担风险的事。略知太平天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改名天京）的进军途中，太平军全体官兵在生活上都是非常简朴的。即使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首义诸王，也只是红袍红风帽而已，其他则与士兵一样，“敝衣草履，徒步相从”。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就陶醉在猗欤盛哉的颂扬声中。事业刚刚取得一点点成就，他就被这点成就冲昏了头脑。他在一通诏旨中竟然说：“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他自己首先逍遥起来了，仅天王府里侍候起居的杂职人员就有一千多人。种种事实表明，太平天国领导人进入南京以后，忘记了过去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艰苦生活，追逐起声色货利。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与清军的较量胜负未分，而天王、东王等人却为繁华所迷，在天京城内如此纵情骄奢，实在是一幅败亡景象。洪秀全进南京的这些历史经验，比李自成进北京的历史经验要丰富千百倍。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总结？不能不慎之又慎。写太平军的历史经验是陈毅同志于１９６０年春向郭老重新提起的，假如郭沫若也像在１９４４年春天那样，写出一篇文章。也像《甲申三百年祭》一样，写出一些脍炙人口的名言，如“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过分的胜利陶醉中一二位清醒的人”，“（李）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特别是洪秀全们想把在军队中行之有效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推向社会，企图把整个世界都改造成为划一的、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如此这般总结起来，其后果会是怎样呢？当然，这是绝对不合时宜的，这不是隐喻“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吗？这不是隐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等于是为“过分的胜利陶醉中一二位清醒的人”被罢官鸣不平吗？这不等于是……这是一个具有普通智商的人都可以作出准确判断的问题，何况郭沫若是一个聪明过人的人。他没有动笔写，很快就放弃了总结太平军历史经验的计划，但没有要我们四人小组解散。我们四个人，近代史所的龙盛运、贾熟村以及历史所的何龄修和我，继续研究下去，于“文革”前夕定稿，“文革”后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太平天国运动史》。因为我们没有总结太平军经验的政治任务，纯粹是撰写一本学术著作，而且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出版的。所以这本研究太平天国的书，问世以后还算太平。

coolsila

建议学究兄将所有相关内容打包作为主贴的附件，这种长篇连载的方式前斑竹无名兄也做过，可效果不佳啊～～～

zm799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前后

［ 作者：王戎笙 转贴自：人民网 2004年02月06日

编者按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六十周年，也是明亡之甲申三百六十周年。郭文及郭文所评述的明末史事，都是大事。郭文当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被当作整风文献。文中所评及的明末也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期，对中国在封闭与开放、保守与进取、封建化与近代化诸多方面的转向都有影响。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农民起义、封建专制、历史走向等重大问题。鲁迅先生很重视这段历史，而这段历史恰恰主要发生在北京。因此，理论周刊今年拟于“历史专论”栏刊发系列文章。今天，刊发郭沫若的秘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明史专家王戎笙的文章。

　　郭沫若当年为什么要写《甲申三百年祭》？我认为，就郭老当年的写作本意来说，是以明末腐败的历史，讥讽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至于把它当作一面历史镜子，并列入整风文献，告诫共产党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远见卓识。在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很久，他就在提前考虑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防止腐败。

　　为纪念明亡三百周年而作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５日，重庆文化界的一些朋友在郭沫若家集会，商量如何纪念明亡三百年。３月１０日，郭沫若完成了著名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初稿。初稿完成后，经过几天修改，即交董必武同志审阅。交稿后的第三天，《新华日报》就开始连载了。首次发表的时间是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９日。三百年前的３月１９日正是闯王进京、崇祯上吊、标志明朝灭亡的那一天。而且《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文章的主题，也是这次活动的主题，是纪念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发表的地点是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而不是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无论是《甲申三百年祭》，或是与《甲申三百年祭》配发的短文，都以明末的政治腐败，揭露国民党的统治。

　　不同党派的不同反应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国民党认为这篇文章是“影射当局”的，并于３月２４日，迫不及待地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社论指责《甲申三百年祭》是“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社论还说：“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郭沫若今天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敌寇，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这不但是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玷污。”此后一些报刊学着《中央日报》的腔调，异口同声地攻击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是败战主义和“帮助了外寇”，甚至骂郭沫若为“敌人的第五纵队”。

　　共产党人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延安《解放日报》于４月１８日和１９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时，加了长篇编者按，其中指出：“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却决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吴三桂在后来又‘变卦’了，而且真的变卦了，不像现在有些吴三桂们，表面上‘反正’了，实际上还在替日本主子服务）。”这篇编者按是反击《中央日报》３月２４日社论的。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５日出版的中共中央在重庆的机关刊物《群众》第９卷第７期上刊载了一组纪念明亡的文章。有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署名商辛）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寓曙的《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这４篇文章的共同旨趣在于围绕明末史事，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受。

总之，当时进步的文化人，都在借用明亡三百周年纪念，以明朝的政治腐败影射国民党统治。几乎是各党各派，政界学界，都把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看成是一次借用明朝腐败抨击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活动。只是立场不同，褒贬不一。

　　从《甲申三百年祭》的内容看作者本意

　　国民党之所以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影射当局”的，很可能是因为文中有多处敏感文字。其中，“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这里的“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如何如何，可能是最敏感的一段，因为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４４年也恰好是十七年。《甲申三百年祭》有１７０００字，揭露明末政治腐败、饥民遍野、官逼民反内容的，约５０００字，几占全文三分之一。《甲申三百年祭》中描述胜利时骄傲，包括“过分的胜利陶醉中一二位清醒的人”，总共约５０００字，也占全文三分之一。假如当年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是给共产党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敲一敲警钟，他就不会写出如下这一段文字：“（李）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

　　为何要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献

　　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几天，即４月２２日，毛泽东同志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提到《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一反众说，独出新解，第一次提出《甲申三百年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给共产党敲警钟的。６月７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的联合通知中也是这个精神。尽管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不是为了给共产党提供一面历史镜子；尽管《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中共中央却主动拿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号召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以后还利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宣传。要求全党吸取李自成农民军由胜利到失败的历史教训，在胜利面前要经得起考验，永远不能骄傲，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以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这表明当时毛泽东同志时刻在考虑如何使自己的队伍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善于并且敢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并且敢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尽管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的党，但毛泽东想到的是以闯王进京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要全党警惕在进城以后如何防止腐败。这说明毛泽东远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就在考虑如何防止执政党的腐败问题。这是毛泽东的深谋远虑，是毛泽东伟大的地方，也正是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的力量之所在。我们今天正在下大决心反对腐败，进行廉政建设，重温这段历史，可以从中领悟到有许多有益的东西。

　　郭沫若为什么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写一篇太平军经验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１日，毛泽东给郭沫若一封信，其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见图３）解放以后，郭老一直想抽出时间完成这个宿愿。１９６０年初，陈毅同志又向郭老提起毛主席要郭老总结太平天国经验的事。陈老总为什么这个时候重提毛主席在延安时的这个建议，不好妄加揣测，但郭老是很认真的。郭老要我与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历史所的负责同志商量，物色几个青年同志，组成一个小组，与他的研究工作相配合。郭老对治学方法，对一些理论问题，都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对书的编纂体裁，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要吸收我国史学史上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长处。为此他亲自草拟了全书的章节安排。

　　太平天国的胜利时骄傲的历史经验，要比李自成农民军丰富得多。郭沫若为什么中途搁笔，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写出一篇太平军的经验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的党，这时已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而且是１９５７年反右和１９５９年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之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太平天国的胜利时骄傲的历史经验作为共产党的一面历史镜子，是一件很担风险的事。略知太平天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改名天京）的进军途中，太平军全体官兵在生活上都是非常简朴的。即使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首义诸王，也只是红袍红风帽而已，其他则与士兵一样，“敝衣草履，徒步相从”。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就陶醉在猗欤盛哉的颂扬声中。事业刚刚取得一点点成就，他就被这点成就冲昏了头脑。他在一通诏旨中竟然说：“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他自己首先逍遥起来了，仅天王府里侍候起居的杂职人员就有一千多人。种种事实表明，太平天国领导人进入南京以后，忘记了过去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艰苦生活，追逐起声色货利。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与清军的较量胜负未分，而天王、东王等人却为繁华所迷，在天京城内如此纵情骄奢，实在是一幅败亡景象。洪秀全进南京的这些历史经验，比李自成进北京的历史经验要丰富千百倍。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总结？不能不慎之又慎。写太平军的历史经验是陈毅同志于１９６０年春向郭老重新提起的，假如郭沫若也像在１９４４年春天那样，写出一篇文章。也像《甲申三百年祭》一样，写出一些脍炙人口的名言，如“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过分的胜利陶醉中一二位清醒的人”，“（李）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特别是洪秀全们想把在军队中行之有效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推向社会，企图把整个世界都改造成为划一的、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如此这般总结起来，其后果会是怎样呢？当然，这是绝对不合时宜的，这不是隐喻“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吗？这不是隐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等于是为“过分的胜利陶醉中一二位清醒的人”被罢官鸣不平吗？这不等于是……这是一个具有普通智商的人都可以作出准确判断的问题，何况郭沫若是一个聪明过人的人。他没有动笔写，很快就放弃了总结太平军历史经验的计划，但没有要我们四人小组解散。我们四个人，近代史所的龙盛运、贾熟村以及历史所的何龄修和我，继续研究下去，于“文革”前夕定稿，“文革”后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太平天国运动史》。因为我们没有总结太平军经验的政治任务，纯粹是撰写一本学术著作，而且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出版的。所以这本研究太平天国的书，问世以后还算太平。

物虚生

这种专题形式非常好

物虚生

等资料汇集的差不多了，再做成电子书。

长歌－废墟

还要将论坛上几篇关于《甲申三百六十年》的原创帖子聚到一起.

zm799

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 作者：白皋 转贴自：人民网 2004年02月06日

　　今年是甲申年，春节期间再次研读郭沫若先生在60年前，即上一个甲申年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跟随着郭老的思绪，回顾360年前那一段波澜壮阔、云谲波诡的历史，联系当前社会实际，颇有所悟，谨以此文记之。

　　《甲申三百年祭》内容丰富，寓意深刻，本文不能做全面评介，仅就明末农民起义在其鼎盛之期迅速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谈一点学习体会。

　　今年算起的前七个甲申年，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军经过1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顺利攻占北京，结束了明王朝的黑暗统治，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但也就在这一年，农民军在山海关惨败于清军，仓皇退出北京后一蹶不振，一败再败，以至全军覆没。

　　是什么原因导致明末农民起义功败垂成的呢？其中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教训应该记取呢？这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有哪些借鉴意义呢？

　　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十七年（崇祯17年）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蚀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以下引文如不另注均为《甲申三百年祭》）

　　那么当时的天下大势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崇祯皇帝已在煤山自尽，但明朝的残余力量拥立弘光皇帝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虽是惊弓之鸟，却也无时不在伺机反扑。更大的危险是，关外女真族的清国已崛起数十年，这个新兴的政权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上升阶段，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早已确立了夺取中原的大计，在整个崇祯王朝近20年中多次大举入侵，几度围困北京，成为心腹大患。最终打败起义军并消灭南明的就是这个清国。在清军和起义军中间，山海关附近驻扎着明将吴三桂率领的数万明军，正在为降清军还是降义军举棋不定。也就是说，农民起义军虽然攻占北京，取得了对明斗争的空前胜利，但绝不是高枕无忧、安享太平的时候，甚至应该说仍是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但起义军对这种情势，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而在巨大的成功面前骄傲了、懈怠了，由此犯了很多致命的、无可挽回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骄傲情绪影响下，发生了判断敌情和军事战略上的严重错误。

　　郭老写道：“对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像吴三桂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络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即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像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军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在京城里享乐。”这和李自成起义军以往英勇果敢、不失战机的一贯作风判若两人，可见头脑发热和骄傲轻敌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起义军没有认真做争取吴三桂的工作，但清军却没有放过机会，对他竭力笼络，吴的降清就成为一种必然，使得清军轻取山海关，打开了攻占北京，问鼎中原的大门。起义军这才仓促应战，由于人心已经涣散，军纪已经松弛，在战斗力很强的清军面前，只能是一败涂地。不得不退出北京，又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也英勇就义，年仅39岁。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就这样灰飞烟灭。形势的转换真让人触目惊心，起义军完全重蹈了明军前不久兵败如山倒的覆辙，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土崩瓦解了。一日纵敌，千古为憾，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

　　二、在骄傲情绪的影响下，农民革命队伍尤其是高层领导产生了严重的懈怠和腐化。

　　当时起义军文臣以丞相牛金星为首，武将以大将军刘宗敏为首，此二人是李自成的左膀右臂，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进北京后，他们在干什么呢？牛金星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每日里“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引自《甲申传信录》）完全是一派当官做老爷的架式。正如郭老所评价的“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刘宗敏则忙于：“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更荒唐的是“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这个故事看起来十分离奇，但不幸确有其事，不但郭老认定不疑，史料中也多有记载。牛、刘两位高级干部的作为也真够可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致使大军军纪涣散，许多“兵丁抢掠民财”，（引自《甲申传信录》）战斗力急剧削弱。

　　三、在骄傲情绪的影响下，起义军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宗派主义泛滥，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制将军李岩当时头脑比较清醒，在对吴三桂实行统战政策，加强山海关守备抵御清军入侵，经营河南作为根据地和整肃军纪等重要问题上，李岩都提出过正确的建议，并对牛金星、刘宗敏等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郭老认为：“可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但这些建议和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了牛金星等权贵的猜忌与诋毁。“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僭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群贼解体。”（引自《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核心领导层中较有见识，对大局很有裨益的李岩仅因“非能久下人者”的猜忌而被杀害了，一同遇难的还有传奇式的人物他的妻子红娘子。这不仅是李岩个人的悲剧，还引起了农民军内部的分崩离析。郭老说：“真正是呈现了解体的形势。”

　　四、骄傲情绪使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使他在空前胜利面前没能经受住考验，把握不住急剧变化的形势。这是农民革命功亏一篑的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

　　李自成是在明末农民革命运动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统帅和领袖。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使他具备着许多优秀的品质和素养，这是他领导起义军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样，他的弱点和错误也导致了革命运动最终归于失败。

　　进北京后，李自成就住进了皇宫，平日里朝夕相处的战友轻易见不到他了。开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全军中弥漫着的盲目乐观、轻敌、懈怠等消极情绪，在李自成身上也严重存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如对吴三桂的招抚，山海关的守备，根据地的经营，军纪的整肃等问题都莫明其妙地疏忽了。李自成当时也在热衷于搞什么登基大典，心思都用到黄袍加身当皇帝上了。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问题，但李自成已经不是过去虚怀若谷的李自成，他已经听不进去正确的意见了。有人“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引自《剿闯小史》）李岩专门上书极谏四事，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确意见，但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引自《明季北略》）至于李岩提出的暂不住皇宫，登基大典缓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为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起义军的第四号人物军师宋献策也很有见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只能“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宋献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说话都如此小心，可见言路已经壅塞，高级干部们已经噤若寒蝉了。正确意见听不进去，谗言却大行其道，李岩被杀就是一例。牛金星进谗本不足怪，奇怪的是李自成为什么要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决断。李自成原是个豁达大度、擅用人才的领袖，对此史书多有记载。如若不然，他也成不了那么大的气候。可是大敌当前无端杀害功臣，自断肱股，铸成大错，确是胜利冲昏头脑的反常表现。杀害李岩这件事，郭老认为“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对郭老的这个看法，笔者不能苟同，牛金星诬陷中伤固然可恨，但这么大的事，李自成不点头，谁敢擅杀大将。这个责任，无论如何应该是李自成为主的。郭老进而认为：“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这个判断也失之于偏颇，毕竟军国大事的最终决策权还在至高无上的领袖李自成手中。领袖对于事业成败所起的作用，那是其他人物，包括领导核心中的其他人物不能比拟、不能替代的。郭老为何要避讳李自成的过失和责任，从来无人论及，也看不到相关材料，不敢妄加评论，姑且存疑。

　　综上所述，起义军在战略上、政策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导致革命运动前功尽弃，酿成千古遗恨，教训十分沉痛。

　　《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2月，在重庆《新华日报》（中共所办机关报）上分四次连载。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共两党的高度关注。国民党方面认为此文是“为共产党反政府张目”，（引自《中央日报》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而大加挞伐。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胜利与失败，极为可贵的是总结了起义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

　　《甲申三百年祭》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毛主席决定把这篇文章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他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报告时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即《甲申三百年祭》，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引自《毛泽东选集》·《学习和时局》）毛主席还就此事亲笔给郭老写了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原载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专题向全党、全军发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引自《中国共产党文献汇编》）

　　一篇史学著作，在当时战乱频仍的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起到了这么大的社会作用，真是十分罕见，绝无仅有。可见此文的内涵和指导意义确实非同寻常。毛主席的讲话和信，中央的通知，都突出强调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不能骄傲，不能忘乎所以。这正是《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要思想理论贡献。

　　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空前壮大，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党中央、毛主席未雨绸缪，以史为鉴，教育全党防止骄傲，可谓远见卓识，高瞻远瞩。此后，随着革命事业的迅猛发展，党中央、毛主席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问题上一再警钟长鸣。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向全党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够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建国后5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没有当李自成，向国家和人民交了一份份合格的考卷。

　　但是，考试还在继续，并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还有很多挑战和考验。

　　党的十六大刚刚开过，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深入基层调研就是率书记处全体同志到西柏坡考察、学习。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再次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号召，要求全党在新形势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结合国际、国内的形势，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胡锦涛同志讲话的深远意义是不难体会的。

　　从国际上看，世界很不安宁，强权政治有所抬头，个别霸权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改变与我国为敌的立场，看到我国的发展和强大很不高兴，利用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向我国发难，竟然将我国列为“邪恶的轴心”和“核打击对象”，特别是台湾问题迫在眉睫，“台独即战争”，这一场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从国内看，成就大、发展快、形势好，但新情况、新要求、新课题、新挑战层出不穷。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的一些同志，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有的拉山头，搞宗派、闹不团结；有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热衷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严重，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腐败的犯罪道路。这都是淡化甚至抛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精神的结果，都是理想、信念动摇，蜕化变质的结果。如不加以克服，任其滋生蔓延，将会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直至亡党亡国。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让我们从明末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中获取更多的思想营养，认真学习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谆谆教诲，对存亡、兴衰、胜败、得失之道感悟得更深刻一些吧。

zm799

《甲申》六十年记

作者：林思列 转贴自：人民政协报 2004-3-18

　　三百六十年前的明天，闯王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悬梁于煤山，明朝覆亡。但是，李自成在北京城仅仅呆了一个多月，没能守住这份得之不易的江山。六十年前的明天，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发表，迄今又过了一个甲子。六十年间，这本不足两万言的小册子被一版再版，曾作为党内整风文件下达，也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反复提到的“以史为鉴”的代表作。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反腐败问题时，特别提到了这部作品。回眸《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来的历程，我们有理由深信，它的生命力至今未衰，而且将会存在下去……

　　1944年11月11日，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四号家中，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洗尘。不期前日刚从延安飞回重庆的周恩来也闻讯赶来参加。席间，周恩来畅谈延安近况，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使郭沫若的“蜗庐”顿时生机盎然。事后郭追述此事，称由于周副主席的赴宴，使“友朋皆甚热烈狂欢”，并赋诗以纪当夜的欢聚：

　　顿觉蜗庐海洋宽，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扭罢秧歌醉拍栏。

　　秧歌醉酒，可见欢愉之甚。蜗居于国民党腐败统治的重庆，在政治风云阴沉诡谲之时，郭沫若能有这样一份好心情，并非仅因此宴，还要远溯于几个月之前。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的史学论著《甲申三百年祭》脱稿。该文生动剖析了明朝土崩瓦解和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经几天修改，郭沫若把它送交当时在中共重庆办事处的董必武审阅。三天之后，即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开始连载此文，至22日分4天载毕。3月19日这天，正是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300周年的祭日。

　　《甲申三百年祭》一经发表，即在国共两党间产生了截然不同但都十分强烈的反应

　　国民党方面以“影射当局”为名，立刻出来干预，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为此发表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说文章“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大呼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共产党却恰恰相反，态度十分热烈。首先是毛泽东对该文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距该文发表仅20天，即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即特别提到此文。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18、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不久，林伯渠自延安飞抵重庆。他亲自告诉郭沫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用陕甘宁边区产的淡蓝色马兰纸印的《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郭沫若备受鼓舞，深幸他的这篇文章符合了党和人民的需要。当晚，他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书，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毛泽东怎样看待《甲申三百年祭》与李自成现象

　　如果说周恩来赴宴天官府使郭沫若兴奋不已，那么不久他迎来的便是意想不到的激动。毛泽东于那次欢宴后十天，复信郭沫若，对他的《甲申三百年祭》做了极高评价。此信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兹转引于下：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整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研究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一日于延安

　　信写得真挚亲切，期许颇深。可惜毛泽东提议他写研究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文。郭沫若后来曾多次表示，对未能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引为憾事。从信中还可以看出，周恩来之所以在返渝翌日急急赶往郭府介绍延安情况，或为遵毛泽东之嘱。

　　如果说郭沫若对老友周恩来怀着的是深深的钦敬，那么对毛泽东所怀的就是一种崇拜。他曾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个人全面地赢得我的佩服。比如说这个人写的文章，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此时，《甲申三百年祭》能得到毛泽东的如此欣赏，能使全党如此重视，郭沫若应该是心中一片艳阳。

　　其实，《甲申三百年祭》中，记述李自成的部分，只占全文极小的篇幅，但毛泽东却偏偏看重其中的李自成问题。这除了毛泽东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深刻思考和认识外，联系几十年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可以强烈感到，他对李自成这一历史人物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他的著作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义。到陕北后，他对李自成的史迹更为关心。陕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的侄子李健侯，1926年写了一部反映李自成的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毛泽东于1942年见到该书的手抄本，并认真把它读完。这是部文笔粗糙，思想认识较浅薄的作品，毛泽东对其评价不高。即使如此，毛泽东仍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进北京后交给周扬，说写得不好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参考。而当他读到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分析，发现是用唯物主义观点评价李自成起义时，当然格外重视，而且当时就有将其搬上戏剧舞台的建议。1949年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把这喻为“进京赶考”，又对周围的人提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要考出好成绩。”建国后，周恩来和时任北京市长的叶剑英最初劝他搬入中南海，遭到他的断然拒绝，理由还是“不能学李自成”。六七十年代，当因受《甲申三百年祭》影响而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姚雪垠遇到困难时，又是毛泽东给予了特殊的关照。

　　六十年过去，《甲申三百年祭》的主题过时了吗？

　　建国后，《甲申三百年祭》享受着良好的“政治待遇”。中学和大学都把它纳入教材或参考书目；几乎每个重要时期，都有人倡导学习它，甚至“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例外，人民出版社更于1972年重版了《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建国以后的不少论著和史学观点曾引起过学术界的质疑，诸如古史分期、扬李抑杜、《胡茄十八拍》的创作权等。

　　《甲申三百年祭》也不例外，如对李自成死于何处就曾争论不休，甚至为此文还掀起过几次风波。这也许是郭沫若在一些史实的阐述和分析中偶然带入一点诗人的浪漫所致，但对他的才华和在史学界的崇高地位却从未有人置疑。而一些年来，对《甲申三百年祭》讨论更多的，则是关于它的主题问题。有人认为这篇被当作“整风文件看待”的文章，其主题思想一直被认为是防止共产党人骄傲自满、蜕化变质。但文章当时的主题思想并非如此，而在于剖析明亡原因，鞭挞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预示其灭亡的历史命运。另外，文章特选3月19日发表，就是为凸显“纪念明亡”的主题。如果是纪念李自成的失败，那就不是《甲申三百年祭》，而应是《乙酉三百年祭》（因李自成是失败于1645年即农历“乙酉”年）。还有人说，文章约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叙写明末封建统治的反动黑暗，剖析明亡前夕阶级矛盾的尖锐激烈，其他内容也与“明亡”有密切联系。而专门写李自成部队骄傲腐化等内容仅约占全文的七分之一。

　　其实，《甲申三百年祭》从一开始就是一篇由政治斗争而产生的文章。在写作此文时，夺取抗战全面胜利，解放全中国已为时不远。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组织发表一批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同时，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其反动腐败的一面日益暴露，要利用国民党允许讨论宪政问题而“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甲申三百年祭》恰是此时利用“纪念明亡”，以迂回方式投向国民党的一枪。

　　因此，分析《甲申三百年祭》，应该抽取的其实是两个主题，即戒骄和防腐。如果说毛泽东在1944年所侧重的是戒骄，那么仅隔几年，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便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毛泽东从即将垮台的国民党和即将执政的共产党身上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而这“两个务必”恰与《甲申三百年祭》的两个主题相吻合，这不能不说是建国后《甲申三百年祭》屡受重视的原因。因此也就不能机械地以文章所占篇幅的几分之几来衡量明亡李亡孰轻孰重了。

　　今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已经问世一个甲子。在这六十年中，此文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史学论著的范畴，它甚至已经成了劝戒恶行，昭告向善的经卷，念着这部“经”，事业才不会被侵蚀，才不会中途夭折。

　　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又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河北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甲申三百年祭》仍会保持着它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健旺的生命力。